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传言中，有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二战期间，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亲自请求国民政府，希望能在中国的云南省，为数万流离失所的犹太难民开辟一个定居点。

幸亏蒋介石最终没有答应，否则，今天的中国西南边陲，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国中之国”，甚至演变成东方的巴勒斯坦。

这个故事，听起来既惊险又庆幸，迎合了大众对历史的猎奇心理，因此流传甚广。

然而，这个传言虽然足够吸引眼球，却在两个最关键的事实上，出现了致命的谬误。第一，这项惊天计划的核心推动者，并非爱因斯坦；第二，它的最终流产，也远非蒋介石大笔一挥“拒绝”那么简单。

这背后，是一场被包裹在人道主义外衣下的、关乎金钱、外交与国家生存的冰冷博弈。

“救世主”与“生意人”：一场包裹着人道外衣的交易

故事的起点，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掀起疯狂的排犹浪潮。当欧美各国纷纷对犹太人关上大门时，当时的上海，因其特殊的“无需签证”状态，成为了世界上唯一向他们敞开的避难港。

从1933年到1941年，近三万欧洲犹太难民涌入这座“东方的诺亚方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普遍同情和帮助。

然而，在已经饱受战火蹂躏的上海，如此大规模的难民涌入，也带来了沉重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如何妥善安置这些难民，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在此时，国民政府内部，有人看到了一个“一石三鸟”的机会。

1939年2月17日，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孙科，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正式提交了一项议案，建议在中国的西南边区，划定一块特定的区域，用以安置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

孙科的理由非常充分：首先，这符合孙中山先生“扶助弱小民族”的遗教，是人道之举；其次，可以借此博得英美等国的好感；最重要的是，犹太人“财力丰盈，人才尤多”，如果能获得他们的协助，对中国艰难的抗战事业将是巨大的臂助。

孙科的计划，与其说是慈善，不如说是一次精准的政治和经济投资。而让这场“投资”变得极具诱惑力的，是一位名叫雅各布·白尔克拉斯的德籍犹太银行家。

1939年5月，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战时首都重庆，向国民政府高层兜售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一次性从中欧移植十万犹太人到中国。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一个让当时财政枯竭的国民政府无法拒绝的条款：每一个移民，在进入中国前，都必须缴纳50英镑的保证金。十万移民，就意味着一笔高达500万英镑的巨额外汇。在那个急需真金白银从国外购买军火的年代，这笔钱的诱惑力，不言而喻。

一部国家机器的精算：在“利益”与“风险”之间

面对这份“人道”与“利益”兼具的大礼包，国民政府内部迅速展开了高效而精明的博弈。与其说他们在讨论如何“救人”，不如说是在评估这笔“生意”的风险与回报。

首先是“讨价还价”。国联同志会在收到白尔克拉斯的计划后，经过商议，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将每个移民的保证金，从50英镑提高到100英镑。

而到了行政院的最终决议中，这个数字更是被加码到了200英镑。这种堪称“趁火打劫”式的加价，彻底暴露了国民政府在这件事上最真实的商人嘴脸。

其次，是各怀心思的“部委扯皮”。一项看似简单的移民计划，牵动了整个国家机器的敏感神经。

外交部最担心的是国籍和外交纠纷，他们认为，一旦开了口子，德国、捷克、奥地利的犹太人都会涌来，势必会惹恼德国；如果英国托管地的犹太人也来了，还可能影响中英关系。

军政部则从国防安全的角度出发，强调安置区“以不接近国境线为宜”，并推荐了云南蒙自地区。内政部则建议，可以考虑靠近英属缅甸的腾冲或法属越南的河口，但同时又对德国大使馆的反应忧心忡忡。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中，每一个部门都在用自己的算盘，精算着地缘、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得失。

压垮骆驼的三根稻草：计划的最终破产

尽管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修改，这项惊天计划最终还是化为了泡影。将其扼杀的，是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根本无法承受的三根沉重稻草。

第一根稻草，是来自柏林的明确警告。抗战初期，中德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蜜月期”，德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军火供应国之一。

对于国民政府安置犹太人的计划，德国驻华大使馆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经济部长翁文灏在接受采访时也坦言，放弃计划的原因在于“中国不欲与他国敌对”。

在艰苦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绝无可能为了一个不确定的计划，去得罪一个重要的军事贸易伙伴。

第二根稻草，是国内近五千万张嗷嗷待哺的嘴。这是一个更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据国民政府自己的统计，到1944年底，因战争产生的国内难民数量，已高达4900多万。

连驻英大使郭泰祺都忍不住对外抱怨：“中国灾民之处于困苦地位，远甚于德国犹太人者，数逾一万万人，而世人似未注意及之”。一个连自己的同胞都无法妥善安置的政府，如何有财力、物力和精力，去接纳十万语言不通、信仰不同的异国难民？

最后一根稻草，则是来自国民政府高层根深蒂固的“心病”。在内部讨论中，对犹太民族的疑虑和偏见始终存在。

朱家骅认为犹太人“唯利是图，无国家观念”，担心大量引入后会对中国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立法院副院长覃振更是将国内投机倒把的资本家比作犹太人，厌恶之情溢于言表。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感，使得计划从一开始就阻力重重。

最终，在蒋介石专注于抗战，“以后再说”的冷处理下，这项曾被寄予厚望的“云南计划”，被以“国际运输困难”的官方理由，悄然搁置。至于爱因斯坦，他确实同情并支持在中国安置犹太难民的设想，但他并非这些具体计划的核心推动者。

这场历史的插曲，最终在国家利益的冰冷计算和残酷的战争现实面前，画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

参考资料：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曾制定接纳犹太人的计划中外文化交流史轶闻趣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社会科学研究.2018

魔都身段：大亨断代史上海爵士时代,文汇出版社,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