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谷城第一个党员，被捕后救人者只要他说个悔字，他说死而不悔

李亚声，原名李绍棠，字盛芳，又名李棠，1903年生，湖北谷城县茨河镇人。其父原以驾船为生，后因船翻上岸，家贫如洗。

李亚声自幼聪慧，为邻居教书先生所赏识，收留读了几年私塾，后去老河口官盐店当学徒。由于爱看小说和进步书刊，为老板不容，被辞退，后经人介绍，求得太平店基督教鸿道小学公费上学。

1924年高小毕业，送武昌基督教华中初级师范深造。一学期未满，因受南方革命形势影响，参加反帝反文化侵略学潮，遂退学。 　　

1925年春，李亚声受友人资助，转入湖北省立襄阳第十中学继续念书。“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襄樊后，襄樊各校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爱国运动蓬勃开展。李亚声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与码头工人、店员、市民团结一致募集捐款，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还查封和烧毁了大批日货、英货。

1925年7月，李亚声在襄阳十中由教师、共产党员谢远定第一批发展为共青团员，同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1月，中共襄阳特支选派李亚声赴广东，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政治讲习班学习。1926年春毕业，由党组织分配在湖南常德地区开展农村工作。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党组织派遣李亚声在第八军唐生智部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根据党的指示，他一面宣传北伐，一面在第八军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发展党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李亚声撤至叶挺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开展工作。“八·一南昌起义”时，他担任暴动总指挥部后方总队长。

部队进入广东后，遭国民党军围攻，潮汕战斗失利，部队被冲散。李亚声在撤退途中，遇到朱德率领的革命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便随朱德撤退到粤赣边境。在二十五师期间，他帮助朱德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受到朱德的称赞。 　　

李亚声在黄埔军校和北伐期间，已显示其政治才华和军事才能，襄阳和武汉的党团组织均致函团中央，要求调李亚声回鄂北工作。襄阳团组织致曾晓信中说：“去岁我地派往广州住政治讲习班之李绍棠兄，据他的来信说：六月中旬卒业。我校缺乏理论与实践运动经验的指导者，以致失掉了客观的革命环境。因此，望兄即速给广地方（原信如此）叫他毕业后返里做事。”

团武汉地委致团中央请调李绍棠回襄工作的信中说：“当地负责人嘱此间转请中央去函广州调李绍棠同学回襄工作。 　　

襄阳、武汉两地团组织的信，几经辗转，于1927年冬转至朱德部。当年底，经朱德许可，李亚声回到鄂北。 　　

1928年春，李亚声奉命回谷城担任县委书记，同乡高如松为县委委员。

3月初，李亚声在盛康骆家坪一处深山凹里主持召开了一次党的秘密会议，有20多名党员代表参加。会上除进一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关于农民暴动的决议外，李亚声重点强调了加强农民革命武装队伍建设问题。

会后，李亚声即分赴茨河、庙滩、当铺、盛康一带发动群众。4月10日在李亚声等人组织下，盛康暴动打响了，赤卫队400余人捣毁了公安分局和烟酒分局。4月21日发动了茨河暴动，农民赤卫队攻占了金牛寺、茨河上街等地，给当地土豪劣绅以沉重打击。 　　

正当李亚声积极组织石花暴动和谷城县城暴动之时，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在枣阳遭受敌人重兵围剿，形势十分危急。鄂北特委当即派李亚声赴枣阳担任鄂北总队党代表，还未到职，工农革命军已被湖北省反动清乡团督办胡宗铎、陶钧等部冲散。

各县反动势力亦到处搜剿我地下党组织，李亚声一度与党失去联系。

1929年1月，李亚声到上海找党组织。此时，李的未婚妻赵彬贞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是基督教徒，通过教会关系将李亚声安排在闸北中华信义会附近亭子间居住。高如松在谷城革命失败后也来到上海。

不久，李亚声即恢复了组织关系，在上海秘密开展党的工作。7月，李被指控为政治嫌疑犯，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经赵彬贞请朱浩然牧师保释。上海已不能久居，1929年10月，经上海党组织派遣，李亚声调至武汉。 　　

李亚声还是一位革命作家。革命军讨伐陈炯明后，他在黄埔军校刊物上发表过《东江血》话剧。北伐和南昌起义期间与郭沫若有过交往，故郭旅居日本时，曾于1929年秋写过一明信片寄上海仁济医院赵彬贞处，打听李亚声的通信地址。赵彬贞当即回寄一明信片给郭：李亚声在汉口汉宜公路筹备处工作。 　　

1930年2月23日，经党组织批准，李亚声与赵彬贞在汉口宝善堂大火路堤街租房结婚。一月后，迁居汉口洞庭街信义公所工人宿舍三楼靠近青年会那间小客房居住。公开身份是汉口汉宜公路筹备处职员，党内活动主要是领导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同期，他在《武汉时报》副刊发表《川汉铁路》话剧及诗歌、杂文和小说等。 　　

1930年，李亚声参加了湖北省行动委员会发起的赤色五月总示威运动。8月，为实现党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全国总暴动计划，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汉口召开会议，决定将党团组织从上而下合并起来，成立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下辖武汉、汉口、硚口、汉阳四个区行动委员会。李亚声任汉口区行委委员兼秘书长，分工负责学运工作。

8月初，他参与组织了江汉关示威活动。

在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指导下，这些活动的开展暴露了党的骨干身份，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先后被捕。 　　

1930年9月16日，汉口区行委委员宋惠和被捕后叛变，公开带敌捕人，破坏了汉口区行委和所属支部，先后数十人被捕并遭惨杀，李亚声也上了敌人的黑名单。

一天，李亚声到银行领取经费时被宋惠和发现，摸清了他的住址。1930年8月28日晚，李亚声夫妇在汉口信义公所内同时被捕，关押在武汉第一监狱里。因赵彬贞身怀有孕，只关了三天由教会保释。

赵彬贞出狱时，李向她交待，为了纪念他当时革命斗争活动主要在湖南、湖北，给遗腹子取名湘鄂；同时在狱中写了一首诗，交她拿到报社发表。 　　

赵彬贞出狱后，通过医院、教会等进行营救。而国民党对李亚声则软硬兼施，派叛徒前往探视，劝其叛党自首，写悔过书，且许以高官厚禄，遭其严词拒绝。敌人恼羞成怒，施以酷刑，李亚声仍至死不屈。

敌人通知赵彬贞探监，企图通过夫妻感情软化他的革命斗志。赵彬贞来到监狱，看到李亚声遍体鳞伤，枯瘦如柴，痛哭不止。李亚声没有流泪，安慰她说：“你放心，不要着急，好好保重身体，我以后还要回家的……”

敌人看他没有动摇的表现，没让他多说话，就把赵彬贞推出监狱。赵彬贞心急如焚，找到基督教传教士柏小姐（译名翟尔丝·柏德三，美籍挪威人）去国民党当局活动。柏去武昌监狱探望李亚声，说：“只要你说一个‘悔’字，我可以保你出狱，不然会定你死罪！”李亚声却铿锵有力地回答说：“革命者死而不悔！” 　　

1930年10月28日早晨4点钟，李亚声在武昌洪山附近英勇就义，年仅27岁。同时殉难者共28人。

李亚声牺牲后，赵彬贞已怀孕临产，因操劳过度，思想刺激太深，一度引起神经错乱，而且经济困难，无力处理丈夫的后事。李亚声的生前好友伍玉章资助50元光洋买棺木，请人将其安葬在武昌卓刀泉附近的土高岭行道会公墓。次年7月，又竖了一块较大的石碑。

地下党组织将赵彬贞送进汉口协和医院分娩。1930年11月28日，赵彬贞生一男孩取名李湘鄂。因赵受刺激过大，以致无乳。此时适逢地下党员姚国英亦在该院分娩，由其代为哺乳，历时月余。出院后姚又将赵彬贞母子接在家中住了一月多。待其神志清醒身体恢复后，地下党组织迅速将赵彬贞母子转移到湖南长沙湘雅医院。

赵彬贞毕业于湖北钟祥高级护士学院，又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过外科护理，技术比较高明，经友人胡信德医师相助，安排在湘雅医院门诊部任护士长。

从1931年至1937年，武汉地区党组织曾三次派同志去湘雅医院探望赵彬贞，对她说：“你丈夫为革命牺牲了，你和小孩有没有困难？”赵回答说：“我现在有工作，小孩能够抚养，不需要麻烦组织。 　　

抗日战争第二年，长沙面临前线，赵彬贞携子李湘鄂逃难，由长沙到贵阳，又从贵阳到重庆，一直由胡信德、胡先文、胡先华作掩护，国民党多次对医院职工进行审查清理，但始终没有暴露赵彬贞是革命烈士遗属，赵母子安全无恙。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时，赵彬贞在重庆一家医院工作。重庆解放后，赵彬贞于1949年12月送子参军。李湘鄂卒业于二野军大，分配在三兵团军械处作文化教员，1952年由部队保送军医大学。

为了褒扬烈士事绩，优抚遗属，1950年10月26日，中共武汉市委企业党委副书记兼硚口区委书记高如松为李亚声烈士撰写了《传略》，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给烈士家属发了革命烈士临时证明书；中南局发了烈士证书及革命工作人员牺牲证明书。最后，由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了毛主席签署的《革命工作人员牺牲光荣纪念证》。 　　

因为李亚声是谷城县最早的共产党员和县委早期的领导人，1984年4月28日，谷城县委派人和烈士遗属一起去武汉市王家店石门峰公墓起坟，4月30日将遗骨火化，“五·一”那天运回谷城县城。5月7日，中共谷城县委和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李亚声烈士遗骨迁葬纪念大会。烈士夫人赵彬贞，婚后8月丈夫惨遭杀害，含辛茹苦，抚育遗爱，一生忠于烈士，其骨灰亦于同日与烈士骨灰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