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见到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后，发电报向希特勒求救，结局怎样

约翰·拉贝，德国汉堡人，1882年11月23日出生，父亲是船长。他早年丧父，初中辍学后在出口商行当学徒，后前往非洲莫桑比克的一家英国公司工作，练就一口流利英语。

1908年，他受西门子中国公司聘用来到北京，1911年正式加入西门子，辗转沈阳、天津、上海等地，1931年起定居南京，担任公司驻华代表。他租住在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一栋青砖别墅，院子里种着梧桐树，房屋一楼是宽敞的客厅，二楼有书房和卧室，旁边的附楼用作西门子办公室。拉贝一家生活安定，他的女儿和外孙女常从北平来南京探望。

拉贝在南京住了六年，融入当地生活。他1934年创立一所德国学校，为侨民子弟提供教育。因申请教学经费需要，他加入纳粹党，担任南京分部副部长。当时，德国与日本因1936年签署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结盟，德日关系密切。

拉贝对纳粹的极端政策知之甚少，他的加入更多出于商业和社交考量。他为人谦逊，乐于助人，常在日记中记录中国文化的点滴，比如北京的胡同风情和南京的市井生活。他对中国抱有深厚感情，称这里是“第二故乡”。

1937年夏，日军进攻上海，战火逼近南京。8月15日，日军开始空袭南京，炸弹在城内炸出深坑，房屋倒塌，平民死伤无数。拉贝一家当时在北戴河度假，接到德国使馆撤离通知。他安顿好妻子多拉，自己返回南京。

他在日记中写道，空袭频繁，夜晚爆炸声不断，城内秩序逐渐崩溃。他请人在自家院子里挖了防空洞，储存大米和罐头，以备不时之需。11月，上海失陷，南京保卫战打响，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城内富人纷纷逃离，只留下穷人无处可去。

11月22日，拉贝与十余位外国传教士、医生和商人在宁海路5号开会，决定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3.86平方公里的区域，涵盖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地，庇护难民。

拉贝被推选为主席，因他身为德国人且是纳粹党员，众人希望他能利用德日同盟关系影响日军。他骑自行车穿梭于南京街头，协调物资，检查收容所。

12月12日夜，日军炮击加剧，城南火光冲天。拉贝站在自家阳台，记录下炮声震耳的夜晚。次日清晨，日军入城，南京沦陷，屠杀开始。安全区成为仅存的避风港，但日军的暴行无处不在。

拉贝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14日，他开车经过中山路，看到日军将一群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押至路边，枪声响后，尸体倒在尘土中。12月16日，他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看到日军试图闯入，女学生四散逃跑。

他跳下车，挥舞纳粹党袖标，阻止士兵进入。安全区内，难民挤满教室和操场，老人蜷缩在角落，孩子啜泣不止。拉贝蹲下身，分发硬面包，确保每人都有份。

安全区的保护作用有限。日军常以搜查为名闯入，抢夺物资，骚扰难民。12月16日夜，一名日军士兵翻墙闯入他家，拉贝闻声冲出，手持纳粹党旗，呵斥士兵离开。次日，他在大门上贴上德文和日文的告示，警告日军不得擅入，但效果甚微。

拉贝每天奔走于安全区各处，与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等人合作，分发粮食，救助伤者。他在金陵大学医院搬运药品，看到走廊里躺满伤者，血迹渗入地面。他还多次与日军交涉，站在日本使馆门前，递交抗议信，要求停止暴行。

日军军官态度敷衍，他只能转身离开，继续投入救援。安全区内，难民为他送上一块红绸，上面写着“活菩萨”，他将绸布挂在客厅墙上，作为鼓励。

暴行愈演愈烈，拉贝感到无力。他决定利用纳粹党身份求援。12月19日，他在西门子办公室敲出一封电报，发送至德国外交部，请求希特勒向日本施压，制止南京的屠杀。电报中，他描述了平民被杀、城市被毁的惨状，字字沉重。

他守在电报机旁，凝视闪烁的指示灯，等待回复。数日后，德国外交部回电，仅表示“已知悉”，未采取任何行动。拉贝失望至极，但他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在安全区工作。

1938年1月，南京的局势依然严峻。拉贝记录下更多暴行：日军在城外枪杀数百人，尸体被抛入长江，河面漂浮着残肢。他在日记中写道，每走一步，都能看到血迹。他坚持每天巡查，协助医生救治伤者，分发从上海运来的蚕豆，预防脚气病。

西门子上海总部多次催促拉贝撤离，他一再拒绝，表示难民需要他。2月，公司态度强硬，他不得不准备离开。2月23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举行告别茶话会，难民围住大门，泪流满面。

拉贝沉默着穿过人群，登上英国“蜜蜂号”炮艇，手中紧握日记本。船缓缓驶离下关码头，他站在甲板上，凝视渐远的南京城。4月15日，他与妻子多拉在上海汇合，返回德国柏林。

回到柏林后，拉贝立即行动，试图揭露日军暴行。5月2日，他在一家礼堂放映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屠杀影像，屏幕上闪现日军屠杀平民的画面，观众席鸦雀无声。他连续举办四场演讲，手持日记副本，逐页读出暴行细节。

6月8日，他将一份详细报告连同影像拷贝寄给希特勒，信封上写着“紧急”，希望德国政府干预。然而，德日同盟关系让他的努力化为泡影。

几天后，两名盖世太保敲开拉贝家门。他们没收了马吉的影像拷贝和部分日记副本，警告他不得再谈论南京。拉贝被短暂拘留，西门子高层担保后获释。他被禁止发表相关言论，只能回到西门子柏林工厂，担任文职，翻译文件。

二战期间，拉贝的处境更加艰难。1943年，盟军空袭柏林，他的公寓被炸毁，家具化为灰烬。他带着妻子搬进一间狭小出租屋，墙壁斑驳，屋顶漏水。1945年，因纳粹党身份，他被苏联和英国当局先后逮捕。

审讯室灯光刺眼，他提交日记副本，证明在南京的作为。1946年6月，他通过“去纳粹化”审查，恢复自由，但他的健康已受损，皮肤因营养不良生出红斑。

战后德国物资匮乏，拉贝一家陷入贫困。他靠翻译零散文件维生，收入微薄。1946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妻子体重仅44公斤，冬天即将来临，燃料和食物难觅。南京市民得知他的困境，发起捐助，几天内募集了1亿元（约2000美元），寄来大米、腌菜等物资。

拉贝拆开包裹，摩挲着麻布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国民政府也每月提供金钱和粮食接济，直至1949年政府撤离南京。

1948年，拉贝搬进西柏林一间简陋公寓，墙上挂着南京难民赠送的红绸，颜色略微褪去。他继续翻译工作，身体却每况愈下。1950年1月5日，他在西门子办公室整理文件时突发中风，钢笔滚落地面。

当晚，他在医院去世，终年67岁。遗体被安葬在柏林西郊的威廉纪念墓园，墓碑简朴，仅刻有姓名与生卒年。

拉贝去世后，他的日记由家人保存，尘封近六十年。1996年，其外孙女莱因哈特在美国纽约公布《拉贝日记》，2000余页手稿震惊世界。1997年，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出版，记录的600余个暴行案例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2009年，中德合拍电影《拉贝日记》上映，将他的故事搬上银幕。

拉贝的遗产也延续至今。1997年，他的墓碑被运至南京，放置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供人缅怀。2005年，南京小粉桥故居修缮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院内梧桐树依旧茂盛。

2013年，南京市政府出资重修柏林的拉贝墓园，墓碑上镶嵌雨花石，刻着“感恩”二字。他的孙子托马斯·拉贝继承祖父遗志，在德国海德堡创立约翰·拉贝交流中心，致力于和平事业。

拉贝的故事，是人性在黑暗中的微光。他以一己之力，庇护25万难民，记录真相，却因政治和战争付出沉重代价。他的日记不仅是一份历史见证，更是一份对人性尊严的捍卫。南京人民从未忘记这位“活菩萨”，他的名字与这座城市永远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