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藏兴趣#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一号、二号祭祀坑（K1-K2），清理出大量的金器、铜器、玉石器、象牙等珍贵文物，其中铜容器以大型尊、罍为代表，这些尊、罍具有典型的中原或长江流域文化风格，其文化渊源和产地等问题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一号坑还曾出土一件铜瓿，大部残缺，未引起学界的重视。2020年以来，又新发掘了六个祭祀坑（K3-K8），也出土了尊、罍、瓿等铜容器，近日，三星堆博物馆对外展出了K8出土的一件铜瓿，其造型和纹饰具有鲜明的特色，与K1瓿及三星堆其他铜容器存在明显差异，这两件瓿形制的差异或许暗示其文化来源或产地的不同。本文拟就三星堆K1、K8出土两件铜瓿的形制、年代、文化风格进行分析，进而推测其产地等相关问题。

一 形制

K1瓿（K1：130），口微敛，斜折沿，短颈，鼓肩，腹部残缺，圈足较高，颈部饰两周凸弦纹，肩部饰简化的单目夔纹，腹部饰兽面纹，圈足饰极简的单目夔纹（图1-4至1-6）。

K8瓿，口微敛，斜折沿，短颈，溜肩，椭垂腹，圈足较高。从颈至圈足可分五组纹饰：第一组为颈部饰两周凸弦纹；第二组为肩上部，以云雷纹为地，饰一周同向的九组单体变形鸟纹，鸟纹为勾喙卷尾造型；第三组为肩下部，以云雷纹为地，饰一周同向双尾鱼纹；第四组腹部上下各以一周连珠纹为界饰勾连雷纹；第五组为圈足，饰一周连续雷纹，并有三个大方孔（图1-1至1-3）。

整体来看，K1瓿和K8瓿的器形大体接近，但K8瓿腹部较垂椭，最大径在腹中部以下。纹饰上两瓿基本完全不同，K1瓿纹饰较为简单，为目纹-兽面-目纹的组合；K8瓿纹饰较复杂，为鸟纹-鱼纹-勾连雷纹-雷纹的组合。虽然同出于三星堆祭祀坑，但两件瓿的形制差异较大。

图1 三星堆铜瓿

图片采自1-3.照片摄自三星堆博物馆展厅；4-6.《三星堆祭祀坑》第42、45页

二 年代

总体而言，铜瓿的流行时间不长，大约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三期，主要流行于殷墟一期至二期。而圆肩瓿腹部主体纹饰主要为两类，兽面纹和云雷纹（包括乳钉雷纹），其中雷纹瓿更常见于殷墟一、二期。

从器形来看，三星堆两件瓿主要特征是束颈，鼓腹且腹，圈足较高。相似器形特征的瓿在商代中晚期常见，如殷墟小屯M232：R2057瓿（图2-1），武官北地WGM1:5瓿，陕西洋县安家村瓿（图2-3），陕西清涧二郎山瓿，陕西延川用斗村瓿（图2-4），山西隰县雷纹瓿（图2-2），山西保德林遮峪村带扉棱的瓿。这些铜瓿的年代约为殷墟一期至二期。K8瓿腹部垂椭、最大径靠下腹部的特征在科学出土的瓿中并不多见，但在传世的瓿中，有几件与之接近。主要包括柏林博物馆藏鱼纹瓿（图3-1）、旧金山博物馆藏蛙纹瓿（图3-2）、上海博物馆藏乳钉雷纹瓿（图3-3）等。这几件瓿非科学出土，年代较难判断，张昌平详细考证旧金山蛙纹瓿的年代约为殷墟一、二期，这几件造型接近的瓿年代应均为殷墟一、二期。因此，三星堆两件瓿的年代也大致在殷墟一、二期。

从纹饰来看，K1和K8瓿具有较明显的三层花纹的装饰风格，雷纹为地，主纹突出，主纹上还有细致的云雷纹，主纹凸起较高，呈现出半浮雕式的风格。这样的纹饰风格基本是从殷墟二期才开始出现的，殷墟一期三层花的装饰还不普遍，基本以两层花纹为主，且主纹凸起还不高，浮雕风格还不明显。因此，从纹饰来看，这两件瓿年代均为殷墟二期。

图2 相关铜瓿（1）

图片采自1.史语所网站；2.《晋西商代青铜器》，第472页；3.《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第152页；4.《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15》，第100页

图3 相关铜瓿（2）

图片采自1.《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173页；2.《中国青铜器全集·4》，第107页；3. 《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卷》，第358页

铜瓿的年代可参考三星堆铜器群尤其是其他铜容器的年代。《三星堆祭祀坑》编写者认为一号坑的铜尊、瓿均属于殷墟一期，二号坑尊、罍的年代主要为殷墟二期。孙华认为三星堆铜容器年代下限相当于殷墟妇好墓（小屯M5）阶段，即三星堆铜容器年代约为殷墟一、二期。张昌平也认为这些铜尊、罍为殷墟一、二期。韩婧详细对比了三星堆铜容器与中原地区、汉中地区和南方地区的造型和纹饰，与三星堆相关的铜器几乎均为殷墟一、二期。2020年以来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出土器物的主要类别均与一、二号祭祀坑相同或相近，年代也应较为接近。因此，从三星堆铜器群的年代来看，三星堆铜瓿的年代也应在殷墟一、二期的范畴内。

三 K1瓿的文化风格与产地

K1瓿的器形与中原铜瓿较为接近，且腹部残破，不易推测其文化来源，因此，主要从纹饰出发分析其文化风格乃至产地问题。K1瓿腹部所饰兽面纹（图1-5），仅有兽角比较完整，相似的倒C字形的是殷墟文化时期一类较常见的兽面，相似的兽角图案三星堆及殷墟地区均多有出土。如三星堆K2②：146、K2②：39-1、K2②：159三件尊腹部兽面（图4-1）。殷墟小屯M5：809鼎腹部、M5：868方尊圈足、M5：765壶盖等器物的兽面纹，殷墟戚家庄M269:41、M269：37鼎腹部兽面（图4-2），殷墟西区M907：3鼎腹部兽面。这类兽面应该是殷墟及周边地区较普通的一类纹饰，随后影响到长江流域等地。

肩部和圈足所饰简化单目夔纹较具特色，曾在多件器物上有发现。其中肩部所饰的单目夔纹，陈佩芬称之为单行式单目夔纹，圈足上的是该类目纹的极简形态。类似的单行目纹在三星堆出土铜器上也偶有所见，如K2③：205方罍的圈足上（图4-3）。此类目纹常见于中原腹地，如殷墟小屯M232:R2056罍、小屯M333：R2060罍的圈足（图4-4），河南辉县出土三鸟尊圈足（图4-6）。这些与K1瓿肩部的单行目纹比较接近。上博收藏的“正”簋，颈部和圈足均是单行是目纹（图4-5），而“正”族可能是殷墟核心贵族之一，该器可能也出自殷墟一带。因此，与K1瓿肩部类似的单行式目纹多出自殷墟及周边地区，是商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在山西石楼桃花者村三鱼涡纹盘，腹部变形夔纹，与单行式目纹有接近之处，可能也是受到中原地区影响而产生的。而据传为安徽阜南出土兽面纹鬲，颈部饰单列式目纹，也是较为简化的形式，与K1瓿圈足的目纹较为类似。

此外，上海博物藏

瓿饰较单行式目纹略微复杂的双列式目纹，“

”器大多也是出土自殷墟及周边地区。类似的双列式目纹还多见于殷墟及周边的其他器类，如殷墟小屯M18:14铜盘的腹部、小屯M188：R2069簋，殷墟PNM172：1簋的颈部，殷墟GM1573：1鼎（图4-8），戚家庄M269:37鼎（图4-2）的上腹部，河南辉县出土乳钉纹簋的颈部。还有上海博物馆藏子隽君妻鼎的颈部（图4-7）、上海博物馆藏黄簋的颈部。“子某”铭文常出于殷墟一带，与商王族密切相关，黄也是甲骨文中常见的殷墟族群之一，因此，上博这两件铜器应也是殷墟附近的产物。

图4 K1瓿相关纹饰

1、2.兽面纹（三星堆K2②：159尊、戚家庄M269：37鼎）；3-6.单行式目纹（K2③：205罍、小屯M333：R2060罍、上博“正”簋、辉县出土尊）；7、8.双列式目纹（上博子隽君妻鼎、殷墟GM1573：1鼎）

图片采自1、3.《三星堆祭祀坑》，第268、279页；2.《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4.史语所网站；5、7.《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卷》，第153、123页；6.《文博》1990年第3期；8.《殷墟青铜器》图八一

上述涉及殷墟铜器的年代是较为明确的，其中小屯M232、小屯M333为殷墟一期，小屯M5、小屯M18、小屯M188为殷墟二期，戚家庄M269、PNM172为殷墟三期偏早，最为流行的是殷墟二期。这也再次佐证K1瓿的年代最有可能是殷墟二期。

综上，K1瓿腹部兽面、肩部及圈足的目纹，其纹饰风格均与殷墟及周边地区出土器物接近，大致可以认为K1瓿的文化渊源为殷墟地区，虽然有可能是受到殷墟地区原形的影响而在三星堆本地生产的，但考虑到目前三星堆此类铜瓿仅此一件，K1瓿更可能是直接从殷墟地区生产并输入至三星堆的。

四 K8瓿的文化风格与产地

如前所述，K8瓿的器形与大多数科学出土铜瓿均不相同，与之最接近的是上述三件传世铜瓿（图3），但这些铜瓿均非科学出土，较难判断其文化来源。其纹饰同样别具一格，或许结合纹饰和造型能窥探其文化风格并进而讨论其产地。

K8的五组纹饰中，颈部的凸弦纹为瓿常见纹饰，几乎颈部均装饰此类弦纹。腹部的勾连雷纹和圈足的连续雷纹也较为常见。勾连雷纹其型式较为多样，共计有30多件瓿饰勾连雷纹，是瓿中最常见的纹饰之一。如山西忻州连寺沟云雷纹瓿（图5-1）、陕西延川用斗村瓿、陕西清涧二郎山瓿（图5-3）、上海博物馆藏雷纹瓿（图5-2）、泉屋博物馆藏雷纹瓿（图5-4）等器，它们的腹部也是以连珠纹为界饰勾连雷纹，与K8瓿基本一致。圈足上连续雷纹，相似的雷纹还见于山西忻州连寺沟云雷纹瓿、陕西延川马家河瓿（图6-1）、山西隰县雷纹瓿、山西石楼贺家坪瓿（图6-3）、殷墟花园庄东地M60：4瓿（图6-2）等器。这些铜瓿的年代也均在殷墟一、二期的范畴中。

图5 铜瓿勾连雷纹

图片采自1.《晋西商代青铜器》第504页；2.《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卷》第367页；3.《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15》第31页；4.《海外吉金图录》图100

图6 铜瓿圈足雷纹

图片采自1.《陕北出土青铜器》（第二卷）第169页；2.《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9》第175页；3.《晋西商代青铜器》，第358页

K8瓿纹饰中，肩下部的鱼纹最引人注目。在科学出土的瓿中，暂未见到相似的鱼纹装饰；在传世的瓿中，则有类似的装饰。柏林博物馆藏的鱼纹瓿（图3-1），颈部饰两周凸弦纹，肩部是一周夔纹及一周双尾鱼纹，腹部以连珠纹为界，饰勾连雷纹，圈足饰雷纹。除肩上部的夔纹外，纹饰的构图及造型均与K8瓿高度近似，且该瓿下腹垂椭的造型与K8瓿也基本一致。旧金山博物馆收藏的蛙纹瓿（图3-2），其器形也与K8瓿及柏林瓿相似，但纹饰差异较大，其肩部饰六个夔纹，中间饰三个圆雕的蛙，肩部和上腹部饰两周相反方向的双尾鱼纹，腹部饰乳钉雷纹，圈足饰宽带勾云纹。上海博物馆藏的乳钉雷纹瓿（图3-3），除肩部的蛙纹和鱼纹外，其造型与旧金山博物馆瓿也非常接近。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雷纹瓿（图7-1）、《商周彝器通考》载雷纹瓿（图7-2），除肩部鱼纹外，纹饰均与三星堆K8瓿比较接近，肩部鸟纹、腹部勾连雷纹及圈足雷纹。这两件器物从纹饰到器形几乎完全一致，可能具有同样的产地来源。但这两件瓿的鸟纹与三星堆K8瓿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图7 相关铜瓿

图片采自1.台北“故宫博物院”网站；2.《商周彝器通考》，第870页

除鱼纹外，K8瓿肩上部的卷尾勾喙鸟纹虽然也见于其他铜瓿，但与其完全一致的还极少见。K8瓿鸟喙向下勾转，而常见的此类卷尾勾喙鸟纹如陕西延川马家河瓿、陕西洋县安家村瓿、山西石楼贺家坪瓿、上海博物馆藏瓿的鸟喙均是向前延伸，而非向下勾转。科学出土的铜瓿中，还未见此类鸟纹。在上海博物馆藏的另一件雷纹瓿中，其鸟喙也向下翻转（图8-1、图8-2），与K8瓿鸟纹基本一致，且上博瓿腹部和圈足的雷纹也与K8瓿基本一致（图8-2），即上博瓿除鱼纹外，其纹饰结构乃至细节均与K8瓿几乎完全一致。

巧合的是，在新干大洋洲墓中，XDM：30瓿形鼎（图8-3），其上部造型与瓿接近，底部有圈足残痕，三足和口部立耳为后来铸接上去的。这件鼎的瓿部分，纹饰为两周凸弦纹，一周九个鸟纹，勾连雷纹，除没有连珠纹外，与三星堆K8瓿结构基本一致。细察其鸟纹，也为卷尾勾喙，且鸟喙向下翻转（图8-4），与K8瓿及上博瓿基本一致。三星堆K8瓿及新干XDM：30鼎，鱼纹及鸟纹造型均非常独特，与同时期其他铜瓿差异明显，暗示其可能具有相似的产地背景。而上博的这件瓿虽然没有鱼纹，但鸟纹的独特性指示其可能也与三星堆K8瓿和新干瓿产地接近。新干XDM：30瓿形鼎的年代约为殷墟二期，也说明K8瓿的年代为殷墟二期。

图8 上博铜瓿与新干铜鼎

图片采自1、2.《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卷》，第364-365页；3、4.《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19》，第17页

在新干大墓中，还出土有装饰鱼纹的鬲形鼎（XDM：36），说明这种双尾鱼纹是长江中游吴城文化的一类特殊纹饰。同为长江中游的湖南岳阳鲂鱼山出土铜罍的腹部也饰类似的鱼纹，印证了这类鱼纹极有可能是长江中游一带的特色。上博瓿为炼铜厂征集而来，无明确出土地，陈佩芬认为从脱落的氧化层露出青铜的基体来看，其色彩是湖南地区青铜器出土所特有的色彩。也就是说，上博这件瓿极有可能也是长江中游一带的产物。

因此，三星堆K8瓿的造型与殷墟一、二期时的铜瓿较为接近，这些铜瓿广泛分布于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其文化来源不易分辨。而从整体的纹饰结构来看，也与上述区域的铜瓿有较多相似之处，这对于辨析其可能得产地仍然有困难。但其最具特色的是鱼纹和向下勾喙的鸟纹，最为近似的是新干大洋洲XDM：30瓿形鼎、上博藏雷纹瓿等两件器物，大洋洲鼎是明确的长江中游产地殷墟二期的器物，而上博瓿也有可能是长江中游一带出土的，这暗示三星堆K8瓿具有浓烈的长江中游文化风格，其产地可能也是长江中游一带，年代则为殷墟二期。且三星堆铜器的原料也与新干等铜器群存在联系，因此，K8瓿完全可能是长江中游一带的外来产物，而非三星堆本地制作的。

五 余论

综上，三星堆K1和K8瓿的年代均为殷墟二期，但其文化风格或文化渊源却有所不同。K1瓿具有较明显的殷墟文化因素，K8瓿由于其特殊的鱼纹和勾喙鸟纹，最具长江中游一带的文化因素。文化因素的不同暗示两件瓿的产地也有所不同。K1瓿几乎全为中原文化因素，但同样的纹饰多见于其他器类，而非铜瓿之上，因此，K1瓿既有可能是从殷墟直接输入的，也有可能是受到殷墟文化影响，在三星堆本地生产的，但考虑到三星堆本地并无此类铜瓿，从殷墟直接输入的可能性较大。K8瓿由于其造型和纹饰的特殊性，数量较少，与其直接相关的器物强烈指向长江中游的湖南、江西一带，因此，K8瓿极有可能也是直接从长江中游输入的。

若上述推论成立，那么三星堆铜瓿所代表的铜容器至少有长江中游和中原两个文化或产地来源。在整个青铜时代，长江流域文化对成都平原的影响都是较大的，来自东部的文化影响一直是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演进的重要推动力。长江流域的文化顺峡江地区向西影响到成都平原的路线也是较为合理的。而北方中原的影响虽然一直也存在，但其传播路线却不甚清晰，具体到铜容器方面，由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本身即可携带部分中原文化因素进入成都平原，这也是一条合理的路径。但成都平原与北部的汉中、关中地区青铜文化联系紧密，关中地区甚至出现了融合三星堆与中原文化因素的铜器，说明关中、汉中一带是成都平原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纽带之一，三星堆K1瓿这类殷墟式铜器极有可能是通过关中、汉中地区传入成都平原的。

有关三星堆铜器的产地一直有较大的争论，三星堆既有强烈本地风格的各类人像、神树及相关器物，也有与中原或长江中游联系密切的尊、罍等外来式铜容器，造成了其复杂的技术和文化来源，进而使得其生产体系更为复杂。科技分析表明，三星堆祭祀坑中的本地式和外来式铜器的原料比较接近，但与成都平原本地原料类型不同，却与殷墟、汉中及新干等地的原料关系密切，说明三星堆铜器部分原料是外来的。这说明三星堆铜器的产地是非常复杂的，可能涉及本地、殷墟及长江中游等多个产地。而本文所分析的两件铜瓿，虽然器类相同，且同为外来风格的容器，但其纹饰的细节差异则暗示其产地的不同，这与科技分析所显示的结果基本吻合。因此，从铜器造型和纹饰的特殊性出发，细致分析三星堆铜器的纹饰和造型，是探索三星堆铜器的文化来源乃至产地可行的路径之一。

附记

本文中八号坑铜瓿的照片由段董念先生拍摄，写作过程中得到韩斐博士的帮助，谨致谢忱。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4年冬之卷（总第3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