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钩沉：爱国军人吴沧洲

引子

＃本文摘自《金寨文史》第五辑(1988年12月)，作者张善群，原标题《爱国军人吴沧洲》

正文

吴沧洲先生，名学弟，字古岳，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三月十四日生，原籍河南固始县胡家店(1932年冬归划立煌县境，现属金寨）。

幼习经史，养成儒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伦理思想和“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点。适值满清封建王朝没落时期，又逢“八国联军”入侵，国家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政府上层官吏，普遍贪污腐化，庸弱无能，基层绅员则飞扬跋扈，到处鱼肉乡民。更因赔偿“八国战费”，对人民穷征暴敛，极尽压榨剥削之能事，把一个美丽富饶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打搅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先生原为“半耕半读”，生活小康，至此穷愁潦倒，困苦不堪。在这内忧外患交相窘迫之下，年未弱冠的先生，已对现实怀有极大不满。嗣闻“戊戌政变”和孙中山先生鼓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倡导民族革命的事，不由大开意境，向往不已。一日，塾师向他们讲罢“韩信曾受‘胯下之辱’，终能兴汉灭楚”的故事，鼓励大家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先生深受启发，渐有放弃“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念头，想效法班超投笔从戎，立功创业。

未久，河南省创办陆军小学，第一期开始招生，于是先生欣然往投，立志军事，因成绩优良，毕业后被选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即世称的“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炮兵科深造。毕业后分配至河南省新军任职，不久出任陆军第四镇炮兵营营长。从此开始漫长的军旅生涯。

清末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困境，使先生悟澈“欲治其家，必须先治其国；欲使国家得治，首先要统一团结”的政治逻辑，同时知道，欲达此目的，还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组织力量不可。于是在1907年便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才有了具体的行动纲领与政治目标，辛亥革命兴起，先生参与河南推翻清帝国的革命活动，旋任豫西民军指挥，后入陆军大学深造。嗣因军阀间彼此混战，几经辗转才至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鹰下，见冯为国为民的艰苦作风，至为感动，即长期追随。由于先生学术兼优，治军有方，博取信任，得历任“陕西督军署参谋长兼卫队混成旅旅长、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冯玉祥将军兼任河南省主席时，复命先生为“督办署、河南省政府”高等顾问。

先生虽在西北军（即冯氏部队）最久，但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求学期间，曾与当时先充“北阀军”总司令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有着同期同队的“同窗之谊”。民国十八年，冯蒋失和，冯使先生为国民军暂编第二师师长，要他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先生知道这场战争，不仅将会使国家粗告统一的局面重归破裂，而且会使全国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同时感到自己处境的艰难，心下十分忧虑。于是积极奔走两造之间，促使和解，同心建国。惟因当时冯氏受山西军阀阎锡山蛊惑，终未见从。其间蒋曾一再暗示先生“若能反戈相向，定必用为军长”，并愿即颁“任命状”。先生断然拒绝，认为，若如此，不但对不起冯总司令，亦将无面目再见军中诸友。转乃上书冯氏，略谓“当此国家前途曙光在望之际，不忍再参与自相残杀，自取亡国灭种之祸”。毅然辞去其暂编第二师师长。

这场战争虽终于发生，却以冯氏下野而迅速结束。然而，战火虽息，向为西北军根基的河南、陕西各地，却是人心惶惶，四境骚然。先生素孚众望，以事关“兴邦定国”大事，便不辞劳苦，四出奔走，往返宣抚调停，为时不久，便告平靖。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出兵占领东三省。在举国震怒、一致要求团结御侮收复失地的浩大声势下，蒋介石却坚持“不抵抗主义”，反于当年十一月上旬，亲至武汉布置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动用了十五个师的兵力。先生面对这祸国殃民之举，数次上书“苦谏”，书中曾有“……委座须以天下之忧为忧，立即顺从民意，团结御侮，收复失地”与“……应重视国家元气。凡成大事者，均不以一己之私见，有违天道民意”等相当激烈的措词。这些信虽然毫无成效，但在蒋氏唯我独尊和极端专横的的权威下，身居下属者，敢于如此直言不讳的人，实难多得。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五月，蒋介石竟自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并在六月中旬召集团长以上中高级军事会议于庐山，探讨此次剿共的计划方针，先生方任十二军参谋长，得以参与该会。因见会间有人提出“驻进山头，杀尽猪牛，见黑便打，鸡犬不留”的口号，对苏区采取“杀光、烧光、抢光”的残忍措施，心中十分不安，急于当晚休会时，独自至蒋住所，恳切陈词，大意是：这样打法，必使国家元气大丧，招至亡国灭种之祸，“三光政策”绝不可取！……若欲成大功，立大业，莫若迅即捐弃成见，顺天应人，团结抗日，收复失地，“实施宪政，逐步完成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计划，那时，必定会使国家富强康乐。岂知当时气势汹汹、一心想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蒋介石，非但不能听信这些话，还认为“有意挫伤士气”，发生反感。但却仍装出心平气和的模样，又强调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主张。

原来先生相信战争的决定因素，全在“士气民心”，一贯坚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战略观点。认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不仅已经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同时也招致了世界各国的反对，如果我们兴兵御侮，不仅全国军民团结一心，奋勇杀敌，且会得到大量国际支援。他向来反对“惟武器论”。他素有“口痴”的毛病，见蒋坚持“剿共”态度，知道边区人民和家乡父老的这场残酷灾难，势将不免，焦急无计，又听说蒋对日本帝国主义相当畏惧，不由气上心头，一时情急，更无适当对词，不禁顺口要求蒋给予一旅之师，协助东北义勇军打击日寇。蒋对凡已解除兵权的保定同学，早已决心不再投予兵权，今见先生触及阴私，语又傲讽，甚为不快，以戡乱繁忙为词，不作答复。二人之间自此有了芥蒂。

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由东三省踏入绥热境内，全国性的救亡运动，正似风起云涌。关外（山海关）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蒋介石置诸现实于不顾，断然下令对鄂豫皖苏区执行了凶狠的“三光政策”。嗣闻十二军（？)也有调往“边区”参战的消息。于是先生以国家民族为重，毅然劝说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北上抗日，晓以大义，并揭穿蒋的阴谋：不仅祸国，且借此削弱杂牌军。先生见说无用，遂于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五月辞去该军参谋长职务，只身参加了冯玉祥将军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出任“热河抗日军前敌指挥官”，后在喜峰口一战被俘，幸遇日本绥热前线第四师团侵华先头部队长杉元，是他保定军校当年的战术教官，因得不死。

可惜这次民众抗日行动，不久被蒋介石镇压下去。结果是，冯氏还居泰山，吉鸿昌被处死于天津。蒋命先生进入以蒋为校长的“陆军大学”将校班学习，以后给了一个“军事委员会行营中将参议”的名义。先生志不得伸，率性辞去这桩闲职，应邓宝珊之邀，去甘肃省任职，旋离去。

芦沟桥事变，揭开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序幕，先生认为已到献身酬志的时候，立即辞去在西北的职务，直奔抗日前线，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行营”办公厅主任。因战局演变，辗转至立煌故乡——金寨（当时是安徽省政府及二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曾先后担任桂系十一集团军及二十一集团军参军兼安徽省政府参议。在这段时间里，他除经常去为“第五战区干部训练团立煌分团”讲授军事学外，还亲自编写《中华民族革命史》教材，按时去为省会各种干部训练班上课，鼓励发扬“明礼义，知廉耻”的民族道德及刻苦耐劳的传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44年），被安徽省参议会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住重庆。先生曾参加国兵殃民”案件数起，大快人心。抗战胜利后移居南京。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退役。三十六年冬当选为国大代表，开会期间，对国民党的《宪法草案》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强调要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切实做到“还政于民”和实行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会计独立”。在政治体制方面，他赞同由各党各派共同协商，组成“联合政府”的意见。他的公正立场博得多数代表赞许。

南京解放前夕，有人劝他去台，他婉言谢绝，因看到国家将要统一，宿愿已酬。

建国后，历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及南京市政协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卒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73年，享年八十六岁。

资料来源：

《金寨文史》第五辑(198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