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80年：历史反思的缺位与“和平主义”假面下的隐忧

80年前的今天，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漫长的战争终告落幕。然而，二战后至今，在长期淡化、美化侵略历史的教育与宣传影响下，日本国内能够认清历史真相的民众越来越少。日本世论调查会近日公布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太平洋战争的性质”这一提问，只有42%的受访者明确将其认定为“侵略战争”，而选择“难以判断”的比例竟高达44%。

这是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向议会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新华社发

不彻底的历史反省之下潜藏着不容小觑的风险。近年来，日本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防卫预算持续攀升，政坛也呈现出“右倾民粹化”动向。在上个月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以“日本人优先”为口号、公然煽动排外情绪的参政党迅速崛起，其核心纲领极具争议性，不仅主张沿用战前的《教育敕语》，还刻意强化所谓“优良传统”与“爱国心”的宣扬。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表述，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地区稳定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01.

“日本真的是和平国家吗？”

二战后，日本基于“和平宪法”（即《日本国宪法》）度过了所谓“未曾卷入战火的80年”。然而，近年频发的种种事件，却不禁让人重提这一疑问。

例如，冲绳正在建设具备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的军事设施，并不能完全排除“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这种行为，究竟将《日本国宪法》第9条（以下简称“宪法第9条”）中“放弃发动战争”的原则，以及基于宪法解释形成的“专守防卫”理念置于何处？

所谓“敌方” 基地，实则直指中国。而中国从未将日本视为“假想敌”，更未针对其进行战争准备。即便日中关系出现分歧，外交谈判、联合国调解等和平解决途径依然畅通，两国缔结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亦始终具有法律效力。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地区静内对空射击场进行了“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训练。这是该自卫队公布的试射图片

为了部署导弹系统等军事装备，近年来日本的防卫预算持续飙升，占GDP比重正从1%向2%逼近（2025年度日本防卫相关预算占GDP比重已达1.8%，计划到2027年提升至2%——编者注）。与此同时，教育领域的预算占比却不升反降。面对经济长期停滞、老龄化加剧的国情，日本的当务之急应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这种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无疑潜藏着“军国主义化”的危险势头。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国内还出现了试图将《教育敕语》等军国主义教育模式重新引入校园的动向。这种要求国民为天皇“献身”的精神灌输，曾是当年侵略战争的思想支柱，不仅酿成了对他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也造成了对本国国民人权的侵犯，给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在日本战败后即被彻底否定。

而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宣扬排外主义的政党获得部分选民支持并迅速崛起，这一趋势同样不容忽视。对其他民族的蔑视曾成为当年日军暴行滋生的温床，因此，二战后的日本加强自我约束，避免宣扬露骨的排外主义。《日本国宪法》序言中“不得只顾本国而不顾他国”的表述，正是对国际主义精神的明确倡导。

02.

不彻底的历史反省埋下深层隐患

排外主义思潮的抬头，背后是历史篡改主义的持续蔓延。冷战后的上世纪90年代，恰逢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步入高龄。否认侵略史实、模糊战争责任的思潮随之愈演愈烈。30年过去，对于50岁以下的日本中青年人而言，能够识破眼前“经过美化的”、实为刻意虚构的历史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早在二战结束初期，日本便已出现将自身塑造成“战争受害者”的倾向，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诸如“到底要谢罪到何时”之类带有攻击性的言论显著增多。倘若照此叙事，侵略战争的加害者身份难道会凭空消失？

7月4日拍摄的卢沟桥上的石狮子。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笔者近年尤为担忧的是，就连在日本的日中友好界，“中国威胁论”亦悄然蔓延。个别曾正视日本对中国及朝鲜半岛等发动侵略、造成巨大伤害，并怀有一定赎罪意识的有良知的友好人士，也开始将今天的中国视为“威胁”。但倘若追根溯源，我们会发现日本政治家和媒体所煽动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缺乏事实依据。中国的国防费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和GDP增速相适应，这与日本在经济低增长背景下防卫费却反常攀升的状况截然不同。日本政府一边给中国贴上“无视国际规则”的标签，一边却单方面实施钓鱼岛“国有化”，刻意矮化《日中联合声明》的意义与权威。而日本民众当中也出现了接受“中国威胁论”，自发主张“进行战争准备实属无奈”的趋势。这种现状恐怕已走到“翼赞体制”（上世纪40年代，日本以大政翼赞会为中心来动员、支持对外侵略战争的政治体制——编者注）的边缘。

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这一条款本应成为日本开创全新和平模式的基石——以率先放弃武力实现安全与和平，为世界提供一种超越传统威慑逻辑的可能性。然而，当今日本的发展轨迹却早已背道而驰。我们应如何理解这种“和平主义”的失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的5098张照片组成的巨型照片墙。新华社记者 孙尉轩 摄

探讨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需要思考，日本的“和平主义”究竟是什么？规定放弃“战争”“军队”“行使武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宪法第9条，其本质是对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空前深重灾难的深刻反思。

同时，这一条款还蕴含着一种极具挑战性的理念，即“仅靠和平手段也能实现和平”。这种和平，不同于通过压倒性威慑力迫使“敌人”收敛武力从而实现的“和平”，这是一种主动的和平意志，主张通过构建信赖、深化对话与加强协商来建立友好关系。日本战败后，支持民主化的人们曾对这种“以和平手段实现和平”的理念寄予深切期望。然而不久后，日美安保体制建立，日本以自卫之名重整军备力量，还参与实施了针对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政策。冷战结束后，日美安保体制经历了重新定位，中国成为其敌视对象，这一结果无法简单地归咎于冷战格局的影响，而是凸显出日本自身主动的战略选择。

2022年8月15日8时15分，撞响和平大钟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祭广场举行。新华社刘宇轩 摄

“和平主义”是如何逐渐变质的？倘若当年侵略战争的发动者能对自身无法挽回的罪责抱有敬畏之心，深刻意识到唯有不断努力避免重蹈覆辙才是真正的赎罪方式，那么和平主义才能成为防止战争的强大制动。然而，日本从未进行过这样的深层反省，只不过是被动接受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主导的民主改革成果——和平宪法。东京审判中，战争领导者竟诡辩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而民众也只停留在“战争太悲惨，受够了”的消极和平认知中，始终缺乏通过和平手段主动构建和平的意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今。如此抽象空洞的和平论调，稍遇煽动便极易滑向“不得不战”的危险逻辑。

03.

日本真的是“战争受害者”吗？

日本如何才能克服“和平主义”的失败？

其一，应扩大包括民间层面在内与战争受害国的交流。当日本民众与中国、朝鲜半岛的人民真正面对面时，历史便无从回避。在日本国内，或许能暂时歪曲历史，但在战争受害者与受害国面前，任何粉饰都无法蒙混过关。随着全球化深入，在日本也生活着许多来自受害国的居民。通过与他们的深度交流，能促使日本人重新审视：日本究竟是不是“战争受害者”？自己的祖辈究竟发动了一场怎样的战争？进而思考作为战后一代，应当如何正视并承担这份历史责任。

常德博物馆拍摄的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名录。新华社记者 马欣然 摄

其二，应将与中国、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构建友好关系置于战略优先地位。若邻国不是被视为“敌人”而是被视作友邦，所谓“威胁”便会不攻自破，为战争做准备的理由也将失去根基。越是深化日中友好，两国安全越有保障，此乃实现日本战败之初和平主义理念，即“以和平手段实现和平”的具体路径。日本不再提高防卫预算，便能将更多资金投入国内民生，包括帮扶贫困群体、妥善处理核电站事故等。民众生活安定、心态平和，排外主义自然再难滋生蔓延。《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本就蕴含着通过深化友好实现持久和平的东方智慧。回首日本与东亚的过往，展望双方共同的未来，唯有坚守真正的和平主义，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道。

作|者|介|绍

石田隆至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著有《新中国的战犯审判和归国后的和平实践》等

编译：李家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