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很多人总觉得清朝落后、守旧,动不动就怪它“闭关锁国”。
可真把史书摊开一看,这王朝的实力,远比大多数人想的猛。
开国头几年,清军兵分多路往南压。顺治年间打进南京、杭州,江南门户尽归旗营。康熙稳定南方后,眼光就往西北转。
清军用了几十年,把准噶尔部连根拔起,彻底扫平西北草原最后一支强势力量。这不是仗一打完就结束,清军每到一地,都安排屯垦驻防。
康熙收新疆,雍正拿青海,乾隆打进西藏和西南山地,版图线一步步推到了极限。
乾隆朝搞《大清一统志》,不是随便画图,而是实地丈量、建档成卷,一处不落地把疆域写清楚,这种规模的地理志书,放到今天也得佩服。
清军不光打,还能谈,与俄国签下《尼布楚条约》,主动确立北境边界,还是用满文、拉丁文双语起草。
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用对等身份定国界,意义大得很。
清廷建理藩院、设驻藏大臣、在伊犁、喀什屯兵修路,不是光拿地图说事,而是扎扎实实建制度、建官署、建军事据点。
整个18世纪,大清的版图面积全球数一数二,边界线线长线粗,真正守得住才叫强大。
当时全世界国土比清朝大的没几个,能治理得了这么大块地的更少。
这块地从东北雪原,到海南海口,从帕米尔高原到东海沙洲,全在清朝的手里管理着。
人口三亿,民族几十种,语言上百种,能不乱,这个朝廷靠的可不是运气。
从地图上看,清朝不只是把地盘抢过来,更是把制度铺了上去,这才撑起两个多世纪的安稳。
清朝人口多,吃是大事,能吃饱,是朝廷稳不稳的底线,康乾年间,全国粮食亩产不断提高,靠的是种地有技术、开荒有组织。
雍正整顿赋税,搞“摊丁入亩”,把人头税并入田税,让农民知道种一亩地交几文钱,算得清楚,干得踏实。
全国耕地登记超十亿亩,这数字不是空口说白话,是层层申报核对上来的实数。
水利系统也不是光靠地方修,高层拨银子、派技术,南有江南水网,北有黄河渠道,西有梯田水车。
景德镇瓷器、苏杭丝绸、福建茶叶、广州药材,这些不是地方特产,是大清外销主力军。
广州十三行成了洋人唯一能通商的窗口,白银年年进港。银子一箱箱进,货物一船船出,大清搞的是实打实的出口顺差。
英国人想扩大买卖,派马戛尔尼来求通商,乾隆回话说“物产丰盈”,话硬底气足。
大清经济靠的是农、工、商三位一体,农有地、工有技、商有人。晋商走西口,徽商通江南,粤商下南洋,三路并行,货通天下。
当时中国制造不止精致,而且量大。
瓷器一批一批出口,船装满一仓瓷器,能换回上万银两。洋人不学不卖,只能求买。
法国人看了中国市集后写信回国,说“每一街都有工匠,每一市都有货物”,连西方传教士都承认,中国人的细工精作欧洲望尘莫及。
全球GDP最高峰时,大清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农业、手工业、人口、产出、市场容量全拉满。
清朝的强,不靠嘴上说,是粮仓撑得住,作坊忙得起,港口通得快,边疆守得稳。
大清不光地盘大、粮食多,还真打得起仗。
康熙亲征葛尔丹,三次御驾亲征,从北京一路打到乌里雅苏台,单程三千里,山高路远,后勤跟得上,兵也没散。
雍正继续压准噶尔,派年羹尧、岳钟琪双线夹击。大军翻越祁连山、穿过河西走廊,西域一块块纳入版图。
乾隆更猛,平定大小金川、平西藏叛乱、灭准噶尔,出兵安南、缅甸,年年打仗,年年打赢,打出了一个清帝国的天花板。
清军能打,不光靠人多,还靠组织。八旗兵、绿营兵、蒙古兵、汉军混编作战,有调度、有纪律。别看兵种复杂,调得动、合得起。
军队走一路,地方跟一路。每打下一个地方,随即建府立衙、设驿道,兵不乱民,粮不短缺。
这种“军政联动”不是嘴上说说,是实操出来的经验。
连西方传教士都说,清军“纪律比法国兵还好,营地井然,主将威严”。这评价不低。
清军打仗还有一招,打完不走。留人,设关,修路,派官。西北那些戍边的满洲旗营,一守就是三代人。
新疆建伊犁将军,西藏驻藏大臣,西南设土流官,这一整套制度,把打下来的地盘全管住了。
除了打,清朝还会谈,最典型的就是《尼布楚条约》。
康熙亲派索额图与俄国谈判,不靠翻译,全用拉丁文和满文对照。
最终谈下来,边界划定,双方立碑为证。
那年头,欧洲各国还在殖民互咬,清朝能和俄国坐下谈,这份稳定,不是临时拼凑,是大国定力撑出来的。
海上也有一波。
乾隆年间,海防重修,广州设十三行,设外夷馆、税关署,收得住人,管得住货,防得住乱。
有一回英军船只欲强闯海口,地方水师拦截,英舰撤退,没打起来,这就是威慑力,起作用的表现。
清末虽慢慢衰落,可那是十九世纪末的事。
十八世纪的大清,军政一体、打防兼备、边疆可控,远非“闭关落后”的片面印象能概括。
清朝官制不是空架子,从皇帝到县令,每一级都有明确职责,内务府管皇宫,六部管天下,地方设总督巡抚,巡按查案,层层可查。
乾隆年间推“养廉银”制度,让地方官有明白的收入,干得好、拿得稳,不敢乱来。
户部管税,工部修河,吏部管人,礼部祭祀,兵部调兵,刑部判案,部部分明,章程一条条写清楚。
文武考试有规矩,八股虽被诟病,可那时候确实出了一批懂经史、明律令的人。考中举人进士的,从县考、府考、省考一路走上来,公信力高。
皇帝巡幸不光是走走看看,康熙下江南、乾隆七下江南,实地查水利、访贤能,地方奏折直送御前。
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地方设捕快衙役,各地设驿站、关卡、粮道,四通八达,不乱。
粮道打通后,北粮南运、南盐北上,货物流转、赋税流转,全靠制度在后面兜底。
民间若有灾,官府需报,京师有户部备银、礼部赈灾、兵部派兵护粮,整套流程一条龙。雍正就因赈灾迅速,多次获得地方百姓匾额称赞。
外来文化照样能进,耶稣会士进宫讲西洋历法,教皇特使带钟表仪器进京,皇帝不仅接见,还设机构学习天文地理。
这说明清廷没“闭关锁国”,而是选择性接触,挑着学、慎着引。
技术要真用得上,就吸收;政治触碰到主权,就拒绝。
有学者说,大清是“文治天下”的最后高峰,虽然工业没起步,可在农业社会里,它确实做到了极限管理。
三百多个州府、千余个县衙,照着律令运行百年,政令能出北京、直达边疆,这就不简单。
参考资料:
1. 《清史稿》、中华书局点校本、2020年重印本
更新时间:2025-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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