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山遗珍：元宝山积石冢的考古突破与申遗价值

#我的宝藏兴趣#2025年3月21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4年度的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入围终评的项目。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榜上有名。这是一处红山文化晚期的墓葬遗址，对于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组织能力以及玉器礼制的形成等课题意义重大，也为红山文化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又增添了关键环节的证据支撑。

2024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

二、文明溯源：从兴隆洼到红山的文化演进轨迹

红山文化发源于内蒙古东南部至辽宁西部、河北北部一带。早在8200多年前，这里便诞生了红山文化的源头文化——兴隆洼文化。兴隆洼文化是一种以环壕聚落、半地穴式房屋、磨制石器与陶器、玉器共存、原始农业与狩猎采集经济并存为特征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在距今7350年时，兴隆洼文化进一步发展为赵宝沟文化。赵宝沟文化时期社会分工已趋明显，等级制度正在逐步确立中，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浓重，这些变化终于促使在距今6500年左右形成了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化进程的代表：以玉礼器玉猪龙、玉龙、玉箍形器等玉器为文化象征，开启了中华文明祖先崇拜与天地祭祀为中心的玉礼器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被视为 “中华礼制文明的曙光”。

红山文化的代表玉器

三、聚落图景：红山文化三大遗址的功能与象征体系

红山文化的主要遗址有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的红山后遗址、魏家窝铺遗址，以及辽宁朝阳市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

魏家窝铺遗址位于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东北，虽然遗址名字听起来有些俗气，但它却是红山文化聚落形态的 “活态教科书”，年代距今6000-5500 年。这座遗址在2009年至2012年持续发掘，清理出114座半地穴式房址，居住面多经火烤硬化，中央设有圆形灶坑。大部分房址内外设有储物窖、祭祀坑、灰坑，其中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些倒扣的完整陶器。房址成排分布，以西北 — 东南向为主轴，形成 “街巷” 与 “院落” 交替出现的结构 ，聚落外围有两道防御性的环壕。出土的器物以陶器和石耜、穿孔石刀、石磨盘、蚌刀等农业生产工具为主，玉器较少。表明红山文化在早、中期已形成成熟的农业体系。

魏家窝铺遗址平面图

红山后遗址距今约 6000—5500 年，是红山文化中期典型的聚落遗址。因北依红山，在1935年被考古学家梁思永首次发掘后而得名 “红山后”遗址。1938年，梁思永在其发掘报告《热河查不干庙等处红山文化遗址》中首次将此类以彩陶、磨制石器和玉器共存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命名为 “红山文化”，这成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里程碑。红山后遗址包含了居住区、墓葬区、祭祀活动区三大功能区域，出土了众多的陶器、玉器、石器。其中玉器以透闪石软玉的玉玦、玉环、玉璧、玉璜为主，虽不如牛河梁玉器复杂，但已显现 “以玉为贵” 的社会观念。

红山文化的彩陶器

1983年至1987年，辽宁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更是将红山文化最辉煌的一面展现在世人眼前。真人大小的女性塑像面部圆润，鼻梁高挺，眼眶镶嵌玉片为睛，神态庄重，被学者称为 “中华第一女神”；女神庙出土的一件镂孔彩陶祭器，腹径超 1 米，外壁饰黑彩几何纹，内壁磨光涂朱，被称为“彩陶王”；众多祭祀建筑、墓葬以及异常丰富精美的玉龙等玉制礼器，表明晚期的红山文化社会已进入早期国家形态，玉礼器祭祀制度已经确立。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女神头像

红山女神复原像

这三座遗址在2012年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目前仍在申遗的最后阶段，而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的考古发掘成果无疑又为申遗工作带来了更为有力的证据支撑。

四、劫后重生：抢救性发掘揭开五千年祭祀文明密码

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群山褶皱中，教来河水静静流淌过八旗村北的缓坡，元宝山、四棱子山与坤天皋山构成的三面屏障，共同拱卫着一处风水宝地，这便是沉睡了五千年的元宝山积石冢。所谓积石冢，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一种特殊墓葬形制，以石块堆砌墓室或墓上封土为特征，兼具祭祀功能，尤以红山文化遗存最为典型。它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等级分化和宗教礼仪的复杂化。

元宝山积石冢

2015年，元宝山积石冢因盗墓活动被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发现；2023年，遗址再次遭到盗掘。于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4年5月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持续4个月时间，在发现元宝山积石冢后，考古工作者迅速展开行动，而此次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揭露出积石冢、祭祀坛、墓葬等遗迹近 30 处，出土陶器、玉器、石器等各类遗物近 300 件，让这座红山文化晚期最宏大的祭祀建筑群重现天日。它的发掘不仅改写了中国北方史前文明的研究图景，更以“坛冢合一”的独特形制、百件玉器的璀璨光华，成为解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钥匙。

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元宝山积石冢遗址主体属于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100-5000年），恰值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的黎明期。其地层中叠压的赵宝沟文化灰坑（距今6000年）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堆墓（距今3700年），构成西辽河流域五千年连续发展的“文化层序列”，堪称“北疆文明史的微缩胶片。

元宝山积石冢发掘现场

五、坛冢奇观：元宝山积石冢的空间布局与宇宙观表达

元宝山积石冢所在的坡地背倚元宝山与四棱子山，面朝教来河与远方的坤天皋山、九头山群峰，形成“三山环抱、一水东流”的地理格局。这种“天人合一”的墓葬选址原则与后世风水师的理论不谋而合，彰显出红山先民对自然秩序与宇宙观的朴素理解。项目负责人党郁指出，遗址所在坡地海拔约500米，既避洪水侵袭，又能俯瞰河谷，暗含早期文明对生存空间的理性规划。经初步勘察，这片坡地至少有21座墓葬，包括石板瓮棺葬墓、竖穴土坑石棺墓以及带台阶墓道的高规格积石冢墓（如M15、M16）。

元宝山积石冢M15出土的文物

其中积石冢墓“坛冢合一”的复合结构的发现是此时发掘的最重要的成果。遗址分为北圆南方的墓葬区和祭祀区，北部的墓葬区分布着M15、M16等多座带台阶墓道的高规格墓葬。墓葬区面积约434平方米，周边有人工堆砌的圆形石墙，直径达23.5米，墙体为六至七层台阶状金字塔结构，残高0.4-2米。东西石墙向南部延伸约40米，合围成方形的祭坛。祭坛东西石墙间距20.3米，面积约600-700平方米，于是形成“南坛北冢”的格局。北冢呈“圆”，南坛呈“方”，映射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周礼·大司乐》记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意思是冬至日在圜丘祭天、夏至日在方丘祭地。可见“祭天圜丘，祭地方丘”的礼制早在5000多年前便已经形成。

元宝山积石冢“南坛北冢”的格局

六、玉礼制度：从器物遗存看社会分层与信仰体系

大多数的石墙已经坍塌、倾斜，给发掘工作带来不便和危险，考古队在重新修整石墙的过程中却有了重大发现。

首先在冢墙基址出土了近千件无底筒形器，它们均为陶制，分高体卷沿型（高50-60厘米）与矮体扁钵型（高15-20厘米）两类，部分施黑彩带纹彩陶纹饰。这些器物并非实用器，而是连接天地的“礼器通道”，与同时期良渚文化的玉琮有相同宗教意义，被赋予了“沟通天地人神”的意义。考古学家推测，祭祀时火焰通过中空的筒体升腾，形成“通天达地”的仪式场景。大多数筒形器在墙体坍塌后，挤压破碎，将这场远古的祭祀戏剧永久的定格在地层的书页中。

元宝山积石冢出土的无底筒形器

其次遗址中出土的百余件玉器大多都是嵌于冢墙石缝或垫土层，包含玉料、钻芯、半成品残件等加工遗存。通过参考北方多个遗址“墙内藏玉”的习俗，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玉器应该是祭祀用玉。与此同时在M15墓葬中也出土了玉猪龙等制作精美的玉礼器。研究对比发现，祭祀用玉多选用质地较差的蛇纹石，而随葬玉器则精选透闪石玉料，这种“神人分玉”的现象，揭示红山先民玉器加工已使用管钻法技术，且已形成严格的用玉等级制度。更值得注意的是，“墙内藏玉”习俗与河套地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玉祭城墙”的做法高度相似，为探索早期北方地区文化交流提供了关键线索。

元宝山积石冢出土的玉器

随后考古队对墓葬进行了发掘，墓葬的规格和随葬品的多寡显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等级分化显著：M15、M16是墓葬区等级规格最高的墓葬，带有台阶墓道，墓主人躺在巨大的石棺中，墓穴占地5平方米，随葬品有玉钺、玉蚕、玉猪龙、玉冠饰、玉璧、玉环、玉璜等重器；而瓮棺葬仅以残破陶片覆盖尸骨，这种“生死有别”的葬制，佐证了红山晚期已出现阶级制度化的社会分层。更引人注目的是，冢体营建需调动数百人协同劳作，且石料运输距离超过10公里，显示出当时存在超越部落联盟的公共权力机构，才能有如此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

元宝山积石冢出土的玉筒形器、玉猪龙、玉冠饰

墓葬区出土的其他遗物有彩陶盆、塔形器、骨器、蚌贝器及细石器（如细石叶），生活用陶罕见，反映该遗址的祭祀属性。更值得注意的是，M15墓出土的墨绿色玉猪龙长16厘米，宽9.5厘米，厚3厘米，重达1.2公斤，是目前考古发现体量最大的玉猪龙。其蜷曲的C形身躯、突出的吻部与阴刻线纹，既保留野猪的原始特征，又抽象为龙图腾的神性符号。这件“王者之器”的随葬，暗示墓主可能是掌握祭祀权与军事权的部落首领，标志着红山社会已出现“一人独尊”的权力结构。此外出土的一件玉冠饰，顶部有两条“人”字形的云纹构建，与同时期安徽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冠饰高度相似，表明在5000多年前，西辽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就存在文化和技术的交流。

元宝山玉冠饰与凌家滩玉冠饰的对比

七、双址并峙：元宝山与牛河梁的文明互补与古国演进

除了与其他地区存在的文化联系之外，元宝山积石冢遗址还与辽宁牛河梁遗址形成祭祀、宗教制度上的互补，二者共同构建了中国早期的“敬天法祖”的礼制框架。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朝阳市下辖的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距今5500年至5000年。1983年发掘清理出坛、庙、冢等一系列遗址和珍贵玉器，这些祭坛、神庙、积石冢群并非单独的遗址点，它们之间也存在紧密的联系，以确凿而丰富的资料证明，早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就已经进入原始文明的古国阶段。

牛河梁遗址全景图

为便于读者全面了解两处红山文化遗址，下面将对它们进行对比分析。表格内容参考了元宝山积石冢的最新考古研究成果和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学术价值再解读》的部分内容。

元宝山积石冢与牛河梁遗址的结构差异，揭示了红山文化从“区域酋邦”向“跨流域古国”演进的社会变革。两者共同构建的信仰与礼制体系，不仅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更通过天文、玉礼、建筑等维度，为多元一体的文明形态提供了早期范式。这种文化基因的延续性，在后续的龙山文化、夏商周礼制中清晰可见，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特质的关键佐证。

牛河梁遗址神庙及祭坛遗址

八、古今交响：积石冢的保护传承与文明启示

鉴于元宝山积石冢在红山文化申遗中的重要性，考古队在野外发掘工作结束后，就将它移交给敖汉旗当地政府进行保护。截至2025年3月，遗址已完成1260平方米钢结构临保设施，为后续发掘和长期保护奠定基础，未来当地政府还准备以元宝山为核心，打造“红山文化探秘走廊”。遗址现场复原的筒形器阵列、VR技术重现的祭祀场景，让游客得以穿越时空，触摸五千年前的文明脉动。2024年红山文化旅游节期间，以玉猪龙为原型的文创产品销售额突破千万元，古老遗产在现代创意中焕发新生。当蒙古族非遗传承人用长调吟唱玉龙传说，当考古现场成为各族青少年的研学基地，元宝山正在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篇章。

红山文化旅游节文玩玉猪龙

结语：站在五千年的门槛上

夕阳西下，元宝山的石墙在暮色中泛着微光，那微光仿佛是五千年前祭祀的火光穿越时空而来。这座积石冢，不仅是红山先民智慧与信仰的精神丰碑，更是连接中华文明童年与伟大复兴今朝的桥梁。它见证了文明的演进，提醒着我们在多元一体的文明长河中，珍视每一段历史，把握每一个走向未来的契机，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言：‘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元宝山的发掘，正是对这一文明呼唤的有力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