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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赫海

编辑|赫海

《——【·前言·】——》

国军高层，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每一个职衔背后都有看不见的权力博弈。“参谋次长”这个称呼听起来平平无奇，甚至让人觉得是打下手的角色，但真相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这个职位，不仅关乎情报、作战、动员、指挥调度，还站在战争权力的核心圈层。吴石，将军出身，位列此职。他的沉默与隐秘，最后引爆一场震动两岸的密谋案。

不是虚衔，是中枢实权

1949年6月，吴石奉命飞抵台北，正式接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这个职务在档案中显得低调，却在整个军事指挥体系中处于极其关键的位置。很多人听到“参谋”二字，误以为只是办公室事务、文案作业，但在当时的架构中，“参谋次长”是实权重地，不容低估。

台湾当局的军事体制沿袭战时设置，国防部为军政系统最高层，下辖“参谋本部”负责实际作战统筹。参谋本部总长是军事指挥系统最高首脑，直接统辖各军种作战调度与战略布署。总长之下设立若干“次长”，分别负责不同领域，包括情报、人事、作战、动员、联络等。吴石担任的“参谋次长”，是少数具备独立调度权限、接触战略决策核心的高层职务之一。

吴石的军衔是陆军中将，在当时军队中属于高级将领，能配中将职衔的军官寥寥无几。1949年前后，随着政局动荡，多数高级军官职位开始收缩，空衔横行。而“中将+参谋次长”的组合，意味着实职实权，远非荣誉性安排。

吴石不是一般军人出身。他从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长期担任幕僚职务，熟悉高级指挥系统运行规律，尤其在战史编辑、情报编纂和部队调动方面有多年经验。早在抗战期间，他就担任过多个军区作战参谋，其文字能力、统筹能力被上级频频提拔。这套技能，决定了他更适合出现在“枢纽”岗位，而不是前线作战指挥岗位。

战后，他调任“史料局”局长，全面接手军中所有历史档案与作战文件的整理与管理工作。这个单位并非名义上的图书馆，而是整个国防部内部最了解历史战况、指挥体系、部队配置的资料中心。吴石在局中不仅参与资料归档，还深度掌握各大战役的计划制定与评估过程。他不只是档案管理者，更是军方内部战略运转方式的记录者、理解者。

1949年他赴台时，台当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岛内戒备森严，部队不断调动，军政权力集中化进程加快。正是在这一时期，吴石被任命为参谋次长，负责部分作战协调、情报研判与高层通联事务。他调阅的不是普通简报，而是“总参资料室”核心档案，定期参与军务会议，有时还直接参与拟定作战计划的评估流程。

1949年底至1950年初，吴石曾参与三个关键军事会议，内容涉及台海防御线调整、反空降部署优化以及情报战体系再编。其本人虽未直接担任战区司令，但却拥有查阅、汇总并传达多路战情的权限，实际发挥了“分中枢”作用。

参谋体系的秘密，在于其“信息中转站”身份。吴石的角色正是“信息调度、命令协调、情报分析”的核心。他的签发权限覆盖范围极广，从人事调动、电台加密指令、到战区兵力部署通报，均属参谋本部职责范围内。

作为“次长”，他可以直接与总长汇报，也可以绕开中层，直接协调具体将领，权力链条顺畅，行动隐蔽。

不仅是“次长”，还连通情报史料系统

吴石能进入参谋本部，不是偶然。他的履历早已为其铺垫了独特优势——“史料局”局长。这个听上去文职色彩浓厚的单位，实则是国民党军中最特殊的部门之一，直接归口于国防部，是高度机密部门，管理范围超乎寻常。

史料局成立于1947年，吴石为首任局长，任命文件中明确写明：负责“战史编撰、战略档案管理、作战数据汇总”及“特别指定情报材料保存”。这四项任务叠加，使史料局不仅掌握纸面数据，更成为军中战略资料汇总地、指挥系统研究室、情报甄别过滤层。

吴石的资料调阅权限极高。他在局长任内，多次主持编撰大型战史档案，包括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滇西缅北反攻等关键战例。每一次撰写，背后都需调阅司令部一手电文、作战命令、军备分配与后勤补给流程。这种深入程度，使他对军事体系的了解不仅限于结果，更直达流程本身。

赴台后，他没有脱离史料系统，反而把旧有同僚、档案一并带入岛内。“史料局”继续由其旧部控制，编制维持，资料未散。在“参谋本部”的身份之上，他保持了与“史料系统”的直接接触，这使他成为极少数同时掌握历史情报与现役部署的高层军官。

在1949年底至1950年间，吴石经手数份绝密文书，包括“东南防区部署更新令”、“海空联防电台频段调整计划”、“基层部队反情报专项审查简报”。这些文件被后期军法处作为重要证物收录在案，部分资料仍保留于历史档案中，字迹签章清晰。

进一步调查显示，吴石还协助“总参档案处”完成战术布防图更新工作。这不是简单文案，而是具备标识性、指令性功能的动态地图，用于评估部队机动性能与防线坚固程度。他通过这项工作，清楚掌握岛内重点部队分布、换防节点、空军转场时程等关键信息。

他不仅是战略通道的使用者，也是资料网络的构建者。其本人所主导的“档案代号系统”，在解密后被证明具高度集成能力，将原先离散的作战数据统一到标准化格式，使得调阅、分析、传递效率大为提升。

同时拥有高层职位、资料系统、历史记忆、作战结构、通信通道的人，在整个军中只有一个——吴石。

历史记载中的真实职权

1950年4月25日，吴石被捕。

案件立案时，仅以“泄露军事机密”定性。但随着后续调查深入，越来越多史料显示，所谓“泄密”并非偶然为之，而是基于其所处职务所能接触的超常信息权限系统性行为。

调查人员首先调阅了国防部档案室的内部文件。吴石在参谋本部任职不足一年，却调阅了超过110份机密文件，平均每周超过两件。内容涵盖台湾本岛防御部署、东南沿海战备态势、海军港口维护周期、空军联络节点与兵力转移路线等。这些文件属于仅限高级将领通阅的一级密件，审批流程严格，凡阅必存签章。

吴石签名在每份文件上都清晰可辨，且调阅理由多数为“预备战略研究”、“更新布防图参考”、“总长口头指示”，调查方查阅总长日志，并未找到完全吻合的指示记录，表明部分为自我裁量权限调用。

更关键的是，他并未按规将已阅密件归档，而是通过副官绕过文书处，复印留底。证据显示，他拥有一台军方专属打字机和一台密文解码机，设在其办公室密柜中，编号为“参本机-乙三号”，登记编号对应档案上记载，属高级军官才有权配备的独立设备。

这些迹象构成初步认定：吴石不仅有接触机密的权限，更有系统性地筛选、复录、分类并保存信息的能力。

更具决定性的是机要室传令记录。1950年3月18日清晨，吴石签发一封加密电文，内容为“东部防线空军第二梯队调换计划”，原件为三份，流转过程无其他记录。该电文在一个月后，被外部截获于香港九龙某寓所。外部获取方式至今未明，但加密编号与吴石所用密钥完全吻合。

调查报告认为：吴石行为已非被动泄密，而是“基于参谋次长职位权限，主动获取、整理并输出军中核心机密”，其对指挥结构与通信规程极为熟悉，具备规避层级监督的专业能力。

他的行为，不是单点违规，而是利用制度漏洞，构建了一套内部通达的隐秘渠道。

审判记录背后的权力画像

1950年6月，军事法庭正式对吴石提起军法审讯。起诉书第一项即写明：“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传递国家军事机密。”

开庭审理阶段，吴石对核心事实并未全盘否认，仅强调“所调阅文件均属职权范围内工作需要”。这一说法未被法庭采信。检方出示大量证据，包括电报记录、文书复印本、密钥解码记录、办公室专属设备清单。证据链完整清晰，时间点一致，程序无误。

值得注意的是，检方并未将吴石定义为“间谍”或“投敌”，而是强调“情报系统渗透及参谋中枢运作泄密”，显示案件定性偏重制度漏洞利用而非敌方策反。

在法庭调阅的国防部“高机密涉密人员等级清单”中，吴石列为“红色一级通达人员”，意指其可直接调阅与影响一线兵力部署与军备管理。这一等级全台军队仅12人持有，吴石位列第七，是名单中唯一一位既任作战职，又兼历史资料调度职能者。

部分旁听记录显示，当庭有数名国防高层观审，并无发言，仅记录过程。有内部人士在笔录中评述：“其所掌权力，并非一职所能涵盖，其影响力已然覆盖作战、指挥、情报三重层级。”

审判最后结果为判处极刑，执行时间为6月10日清晨。审判记录明确指出：“其身份定位复杂，职权边界模糊，长期掌握机密并利用权限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危害。”

这不是简单的职位越权，也不是偶发的个人问题，而是军中结构性风险在特殊环境下的一个集中体现。

参考信源：
《吴石烈士：潜伏敌营传递绝密情报的“参谋次长”》——新华社，2021年6月10日

《忠诚无声——吴石烈士的隐秘战线》——解放军报，2020年7月15日

《吴石：从“国防部参谋次长”到地下情报英雄》——央视新闻客户端，2022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