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近二百年，历史地位几乎为零，这个王朝为何被史学家集体遗忘

党项，曾盘踞青藏高原那片冰冷而稀薄的空气里，之后随唐军西移，最终在贺兰山下成就西夏。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民族的记忆被历史主动过滤。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对西夏的了解几乎是空白，除了那些刻在西夏王陵残石上的方块字，谁还曾记得它给宋、辽带来的致命威胁？有点怪，没人愿意用力回头看党项。

庆王朱栴的《宁夏新志》成了普通人第一次窥见西夏的门缝。此前，西夏就像个无声幽灵，混在北方群雄角力的尘埃里。西夏史却残缺得令人挠头。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吴广成拼着找史料，才写出《西夏书事》。可惜吴广成也只是个“补锅匠”，修补已经碎成几块的瓦片，缝缝补补，还是没有答案。明明西夏存世346年，号称大夏，两百年里数次横行西北，怎么史书到头来只字片语？翻宋、辽、金，党项登场不过区区几页纸，这种被集体“消音”的王朝，究竟是倒了什么霉？

党项的身份也尴尬——羌族分支，本是草原流民。唐安史之乱后，随着千军铁骑，党项人被安置到松潘，拓跋家族慢慢成了领袖。他们拥有的土地不大，青藏高原、甘肃，这些地儿看起来荒，叫不上气候。吐蕃、回鹘虎视眈眈，党项本只是北方割据小国轴里的一根残枝。等到黄巢造反的大乱，拓跋思恭抓住机会，率党项铁骑勤王，换来了李姓和四州，加起来也不过有限的几处州县。那会儿，大家都知道，弱小政权的生存之道是“认大哥”，顺风而起，李思恭的后代们转投各朝，无论谁坐中原，都点头哈腰，只求自保。

轮到五代十国，拓跋家族继续随风起舞，每有风吹草动，他们都第一个举手响应。名下的五州，成了西夏崛起的基本盘。宋王朝建立时，党项表现乖巧，李继捧直接将五州献上，搬进汴京享清福。可他的堂弟李继迁就没这么安分，反过来联合契丹，折腾出西北一大篷事。李继迁，性格阴狠、手段凶悍，几次三番和宋朝拉锯。和契丹结盟，逼宋朝交出五州地盘。其实党项就是插在宋辽之间的那根楔子，谁都不敢拔。宋朝自大，李继迁就像打地鼠似的搞破坏，抢了良马，掐了商路。宋朝防线被锯开，好几次差点憋死。

他死得匆忙，却把摊子甩给了儿子李德明。史书说李德明是孱弱之人，其实他相当有耐心，会苟，会隐忍。李德明表面恭顺宋辽，暗地里偷扩地盘。哈，忍到熬出头，河西走廊全拿下，掐住东西交通咽喉。这种行为善变又市侩，但在夹缝里活，谁能白得安心？李德明一手遮天，宋辽夏三足鼎立格局就此成型。讲真，这听起来像个传奇，却叫人摸不清门道。

李德明临终前还没忍心自立为帝，倒给了儿子李元昊留下最后一碗热汤。李元昊，人称祸水，也是天才。关于他的故事很多，野心写在额头上——废李姓、赵姓，改嵬名氏，爹给的“汉化”身份一刀切断。他脱掉汉服，剃发易服，不肯低头跪拜宋辽使者，就是要和两边彻底撇清。有些做法看着疯魔，但你仔细想，这才是民族独立标志。他还创造了西夏文，搞大一统的举动，咄咄逼人。

接下来事情变得复杂。李元昊称帝，宋朝立刻断绝一切补给，封杀边贸，西夏民众顿时缺粮缺布，物价飞涨。你说西夏不怕饿死？还真怕。可是李元昊知道，如果和宋低头，那就是给儿孙攒下耻辱。他选择放手一搏，给宋仁宗写信骂人（“嫚书”），战争爆发。他在几场硬仗里拼出名声，宋朝精锐死伤数万，但代价是西夏全国损失惨重。讲白了，赢了仗，百姓却快饿死。一轮轮对抗、和谈、再对抗，倒像在赌博。

这时，辽朝也插手。李元昊两头下注，拉拢辽、宋，有时候甚至用“双面间谍”的操作模式，获得短暂喘息。就像赌徒一样，不甘心收手，却又不敢再赌。宋辽都在写信威吓他，他就反覆讲价码。最后却是双方妥协，西夏和辽宋都达成某种默契。只不过小国谋求生存，矛盾永远解决不了。宋辽压根不把西夏放眼里。

李元昊晚年性情大变，变得暴戾、猜忌、沉迷色欲，甚至弄出宫廷血案。史料说他死于太子政变，这种狗血情节，怎么可能在正史登场？可新闻里却爱写。李元昊死后，西夏并没有就此沉寂。他们还能打，梁太后一度执政，敢调动大军攻宋，闹出更大动静。但从那时起，西夏国力就像被抽掉的水桶，越打越小，最后甚至四面称臣，只为能再多熬几年。

时间推到南宋，蒙古的铁蹄踏碎北方，西夏突然成了最后的挡箭牌。他们先降蒙古，后又反叛投金，被成吉思汗记仇。结果，蒙军卷土重来，彻底灭国，189年的辉煌变成沙砾。至此，西夏消失——不仅在疆域上，更在记忆里。这段历史的失落，怪西夏本身太小，还是成吉思汗太毒？不好说。

西夏之外，宋朝死伤六十万，其损失更成谜团。金国后来压死宋朝，宋联金伐辽，结果两家都元气大伤。西夏，这个夹层王朝，影响力比它的身板强不知多少。

奇怪的是，比起辽和金，没人认真记西夏。二十四史对西夏三言两语，元代脱脱修史，独缺西夏，有说是因为党项朝三暮四，得罪成吉思汗，死无葬身之地。但同样被灭绝的金和辽都写得好好的，这个理由明显说不通。

更实际点看，西夏灭亡时王宫烧成灰烬，史料随风消散，用来修史的文献几乎没有。西夏的民间知识分子，没有太多修史传统。19世纪俄国人也没旁观，黑水城遗迹下埋着大堆珍宝和文卷，科兹洛夫一句“八千件”，运回彼得堡，成了西夏留存在世上最完整的“档案”。百年之后，国内西夏考古学家只能去俄罗斯拜码头查文献。让人恼火，却无可奈何！

这些年，我们还得靠俄罗斯的研究才能套到西夏的具体轮廓。历史的支点一下被移到了异国，这种颠倒的境遇，很难说是时代宿命，还是国家实在太倒霉。真正让人疑惑的是，党项到底值不值得被记住？开疆拓土那几下子换来国破家亡，文化独创却存留极短，一切都像一场不大不小的流星雨，一瞬即逝。可换个角度，也许西夏的存与亡，并不这么重要。

如今说西夏只剩残垣断壁、隐约能分辨出的党项符号。细数敦煌、榆林窟壁画，还有遗失海外的西夏文典，都成了异乡的证物。苟且偷生还是奋力一搏，党项人的选择里藏着所有小国的影子。后人只能打着灯笼去找西夏，却很难说清楚西夏为什么非要被忘记，有也罢，无也罢，一切都显得暧昧不清。反正现在的史书还是喜欢把舞台让给大国英雄，小王朝就算活得再逞能，能留下多少讲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