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为何钟情茅台酒？

作者：张瑾

五十载风雨兼程，思念如磐；半世纪岁月流金，风骨永存。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告别了他用一生守护的国家与人民，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呜咽与凝望，早已化作民族记忆中最深情的烙印。今天，我们循着文字重回那段烽火长征路，既是回望一位伟人在绝境中坚守的初心，更是缅怀他用一生践行的“为人民服务”的赤诚。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再忆总理风采，传承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周恩来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及长征初期“三人团”成员，参与指挥部队突破围堵，历经湘江战役、雪山草地等艰险，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作为长征的决策者、亲历者和幸存者，这段经历成为他革命生涯中深刻的精神烙印。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钟情茅台酒

众所周知，周恩来对茅台酒情有独钟，常常把它作为“国酒”招待友人，作为“国礼”赠送嘉宾。1950年国庆节前，周恩来决定把茅台酒作为国宴用酒，此后茅台酒频繁在重大国事和外交场合“现身”。1954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为此，会前周恩来作了精心筹划和准备，专门带去“两台”—茅台（酒）和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用以招待贵宾。醇厚浓烈的酒香，绵柔温情的戏韵，荡气回肠，赏心悦目，在对外交流中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效果，征服了与会代表和记者，也在国际舞台上凸显了中国形象。

事实上，从1935年春天四渡赤水时起，周恩来就与贵州高原赤水河畔的茅台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重庆时，周恩来曾回忆道：“1935年，我们长征到茅台时，当地群众捧出茅台酒来欢迎，战士们用茅台酒擦洗伤口，止痛消炎，喝下去可以治疗泻肚子，暂时解决了我们当时缺医少药的一大困难。红军长征胜利了，也有茅台酒的一大功劳。”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身世”，为茅台酒打上了红色烙印，也为周恩来与茅台“一见钟情”提供了重要机缘。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陕北为周恩来拍摄的照片

在许多场合，周恩来都会不失时机地把茅台酒与举世闻名的长征联系起来，绘声绘色地向外宾和友人作介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所写的《领袖们》一书中有这样的记录：“周告诉我，在长征的特殊场合，他一天之内喝过25杯酒。酒性如此之烈，我听后真是惊讶不已。周用一种烈性酒推销员的眼光对我说，在长征途中，茅台是一种‘灵丹妙药’。”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茅台酒成为药品，为缺医少药的红军战士疗伤治病，俨然是人民拥护和支持子弟兵的历史见证。

因为长征，周恩来钟情茅台酒；因为长征，周恩来“推销”茅台酒。

铭记战友情

自中共中央作出战略转移决定后，周恩来是最忙碌的人。准备出发时，他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在湘江战役中，他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过湘江后，博古、李德因军事的失利而灰心丧气，部队的实际指挥完全由周恩来担当起来。

由于操劳过度，体力严重透支，加之与红军战士一起吃糠咽菜，营养不良，周恩来在中央沙窝会议之后病倒了。他连续几天高烧不退，随后肝部肿大、皮肤发黄，最后发展为阿米巴肝脓肿。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恩来靠着用冰块局部冷冻的办法长时间冰敷腹部，逐渐清醒过来，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水，才慢慢退烧。这时局势危急，北上过草地迫在眉睫。身体十分虚弱的周恩来，不要说过草地，走路都困难。他所在的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果断决定组织担架队。担架队由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具体负责组建，成员包括陈赓、杨立三等干部，他们主动放弃部分武器装备，轮流抬着周恩来穿越草地。这是一段与死神抗争的艰辛历程。鸟兽绝迹，荒无人烟，稍有不慎，踏进泥潭，就陷入险境。周恩来提出自己走，多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下来，都被大家阻止了。经过千辛万苦，三军团走了六天六夜，终于成功摆脱困境。

对于长征中危在旦夕的这六天六夜，对于这份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友情，周恩来铭记一世，感念终身。1954年11月28日，杨立三因病去世。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为杨立三抬棺送葬，并担任主祭，以表达对曾经托付生命的战友的感激与敬意。1961年3月16日，陈赓因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正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周恩来听到噩耗十分悲痛，第一时间打报告给中央，希望陈赓的追悼会等他回京后再开。3月26日，周恩来前往设在中山公园的灵堂吊唁，并参加公祭。在陈赓逝世一周年之际，他为陈赓骨灰盒题字“陈赓同志之骨灰”，笔墨间尽是难以割舍的战友情意。

1954年12月7日，周恩来为曾用担架把他抬出草地的杨立三执绋引棺送灵

导演《东方红》

《东方红》是一部融合音乐、舞蹈、诗歌、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杰出音乐舞蹈史诗。这部作品以其创作周期之短暂、汇聚人才之广泛、艺术水准之高超以及社会影响之深远，缔造了新中国文化史上一项非凡的奇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其背后凝聚了周恩来的大量心血。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1964年7月，在周恩来的倡导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启动筹备。从总体构想到具体内容，从每一句歌词到每一段解说，无不凝聚着周恩来的无限心血。7月30日，在听取文艺界有关负责人关于准备情况的汇报时，他强调要借此机会开展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教育。9月中下旬，他多次审查并约有关人员讨论《东方红》的编排问题，亲自确定史诗的主题和重要情节，并审改朗诵词。在座谈中，他明确要求，《东方红》要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创作中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在《东方红》的排练过程中，演员们的衣食住行也是周恩来关心的内容。排练晚了，他会跟大家一起一块吃夜餐。演职人员都说：“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

长征是《东方红》的重头戏。从飞夺天险到遵义会议，再到雪山草地、陕北会师，有舞蹈、有朗诵，声画交融，气势宏大，背景壮阔，极具震撼力，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效果。为了扩大宣传影响，将《东方红》从舞台搬上银幕，周恩来在导演团座谈会上就创作的指导思想和内容方面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其中“遵义会议”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周恩来说：“这一场是我坚持要的，当时想不出什么办法，现在要加加工，群众情绪的反映有待深化，舞蹈也不够突出。”他还特别指出，“长征”要把艰苦奋斗强调出来。艰苦奋斗是长征之魂，是周恩来对长征精神最初也是最简明的表达。

追忆“四渡赤水”

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与“精彩之作”——四渡赤水战役，在当时并未获得普遍认同。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根源在于，在从四渡赤水至北渡金沙江的军事行动过程中，红军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并实施大踏步进退，虽取得重大战略胜利，但部队因连续行军与作战而极度疲劳，导致部分人员滋生怨言。担任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提出：我们尽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并给彭德怀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也正是这一时期开始，周恩来从军事指挥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心悦诚服地转换角色，逐步转变为毛泽东的“帮助者”。

对于“四渡赤水”，周恩来一直记忆犹新。1970年，他审阅中央军委《红军长征路线校绘示意图》，看到四渡赤水河这部分时，对身边的年轻秘书纪东说：“你来，我给你讲讲四渡赤水，你们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应该清楚。”说着，他指着图上的箭头，深情地讲述了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的地点、路线和战斗情况。从哪一天开始渡河，当时是如何组织的，取得了什么样的战果，讲得绘声绘色，脸上充满快乐的光彩。接着，他满怀敬意地说：“四渡赤水是毛主席军事指挥艺术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遵义会议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事实证明，有毛主席的指挥，才能打胜仗。”

周恩来作为亲身参与者，对四渡赤水战役的发生、发展过程了如指掌。他的肯定、宣传和追忆，是诚恳严肃的，是始终如一的，体现了他一贯坚守的实事求是原则，也凸显了他在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核心地位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酷爱《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是由开国上将萧华将军作词，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遇秋集体作曲，北京战友文工团排练演出的一套声乐组曲。自问世以来，影响力经久不衰，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1965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为了讴歌长征，作为亲历长征的“红小鬼”，萧华利用“养病”的机会，根据自己在长征中的深刻记忆和切身感受，用诗歌的形式对两万五千里长征进行了集中而生动的记述。经过几个月的边写边改，完成了12首气势磅礴、令人振奋的诗歌。周恩来给正在杭州养病的萧华打电话：“只有经过了长征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

1965年5月初，《长征组歌》正式开始排练，其中的曲谱、歌词都是边排边改。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看，给创作人员和演员指导和鼓励。有一次看完排练，他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既要好听，又要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的特点。”8月，《长征组歌》在首都汇报演出，周恩来接连三个晚上去看演出，每次看完后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他对几位作曲者说：“萧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

周恩来对《长征组歌》不是一般的喜爱，是真爱，是发自内心的酷爱。他熟知《长征组歌》中的每一段歌词、每一处表演，从第一曲《告别》到终曲《大会师》，都能准确熟练地唱出来。有一次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起《长征组歌》，他认为组诗中有很多亮点，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写得最精彩。组歌第六曲《过雪山草地》是周恩来尤为喜爱的一首，他不仅听过多遍，有机会还让歌唱家教唱。有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见到战友文工团的贾世骏，说，“你再教教我唱《过雪山草地》吧！”贾世骏说：“总理您不是已经会唱了吗？”周恩来说：“再教我唱一唱，纠正纠正。”贾世骏立即哼唱起来，周恩来打着节拍，跟着唱了起来。1975年10月，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冲破阻拦，重新上演，再次在全国引起轰动。得到消息后，病重住院的周恩来委托邓颖超打电话告诉有关部门：“在医院里很想再看一看、再听一听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凭借其恢宏史诗性的艺术表现力，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与长征艰苦卓绝的光辉历程，屡屡使周恩来回溯往昔峥嵘岁月。这一伟大作品成为他平复情绪的情感载体，也成为支撑他恪尽职守、抵御病痛与疲惫的重要精神支柱。

（责任编辑：樊燕）

（原题：《周恩来的长征情结》）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