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前《人民日报》主编，却否认南京大屠杀，在香港被人暴打

2003年的时候，香港湾仔街头发生了一桩事情。傍晚时分，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刚从酒店出来，被好几个蒙面之人堵在了巷口。他们套上了头套，对马立诚进行了一番拳脚相加。人群散开之后，马立诚躺在地面之上。眼镜破碎了西装沾染着泥污。手里紧紧握着一叠稿纸，而那叠稿纸就是他“对日新思维”演讲的提纲，正是这提纲让他招惹出了大的动静。

这件事情有点讽刺。马立诚并非是边缘人士，而是体制内实实在在的精英。在1998年他出版了《交锋》，对改革开放的阻力进行批判，那时候还被称作“思想解放的先锋”。可是五年之后，同一个马立诚，由于公开说出“日本已道歉25次，中国人该学会宽容”“南京大屠杀死亡数字得重新考证”这样的话语，就变成了众人都指责的“汉奸文人”。更为奇特的是，打人的人始终没有被抓到，港媒在报道的时候委婉地写道：“好像是因为历史观点不一样而产生了冲突”

马立诚的转变早已有伏笔存在。在2002年的时候，他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其核心包含两个要点：日本在战后走上了和平的道路，中国应该首先把历史争议暂且放置一边去开展经济合作。这要是在学界进行讨论原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他却偏偏牵扯到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争议”，还暗示30万遇难者的统计“缺少直接名册的印证”。这下就招惹出麻烦来了。当时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夏淑琴还在世，老人撩起衣襟露出刀疤对记者说：“我的全家七口死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反倒替凶手计算账？”学界也有更为严厉的驳斥。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宪文翻找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笔录：日军战俘太田寿夫供述，仅仅尸体处理队就焚烧掩埋了15万人，这还不包括抛到江里、进行焚化的（人员）。

美国牧师马吉拥有16毫米的胶片。胶片之中画面晃动，而且看起来还比较吓人。有被砍头的市民，还有赤身裸体的女尸堆积成小山的情形。马立诚轻飘飘地说“得理性进行讨论”。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在《南京事件争论史》当中进行书写，就连他都没有办法看下去。笠原十九司表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显得与别人不一样，比日本右翼还要更热衷于解构民族伤痛。但是马立诚的遭遇或许映射出某种更为深层次的焦虑。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界曾经有过“翻案风”。从李鸿章到袁世凯，好像不撕开历史定论的那个缺口就不算是独立思考。马立诚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待了十几年，懂得舆论运作的规律。他的言论与其说是亲近日本，还不如说是一种话语方面的策略——用惊人的观点去抢占舆论的高地。之后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仇恨没有未来》，扉页上还引用了曼德拉的话：“若不能埋葬仇恨，南非不会有新生”。可是他忘记了，曼德拉和解的对象是承认罪行的种族主义者，而不是到现在还在靖国神社供奉战犯的日本右翼。在2014年有更加具有戏剧性的对比。

中国设立国家公祭日的时候南京全城默哀。马立诚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讲“历史宜粗不宜细”。会后有年轻人问他是否坚持否认大屠杀，他没有正面回答，说“你们这一代人要超越仇恨”。话还没有说完，台下站起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他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儿子。老人没有和马立诚争吵，展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1937年12月南京街头一个孩子趴在母亲尸体上吮奶的场景。全场安静下来，马立诚掏出帕子擦汗。这么看来历史真相或许不怕争论，可最伤人的常常是轻慢。

马立诚后来搬迁到了新加坡。在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在辩解称是“最初的想法是防止民族主义对外交进行绑架”。但是当记者问他关于香港那件事情的时候，他突然就不发出声音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说道：“有些疼痛，比皮肉所遭受的疼痛还要更加厉害”。这就会让人联想到拉贝日记当中的话语：“真相不会因为花言巧语就变得淡薄，就好像伤疤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就消失掉一样”。

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早已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当中被记载着，也铭刻在每一个幸存者的记忆里面。想要借助学术方面的包装来动摇它，就好像抽出刀剑去截断水流一样。而那场存在着许多疑点的街头暴力事件，把它称作是正义的伸张，倒不如把它说成是时代裂痕的一种野蛮注解——理性的讨论没有了，拳脚就变成了最后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