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官至副省级，丈夫是开国中将，两个儿子参军后也成为中将

1945年夏天的延安窑洞里，油灯摇曳，来观礼的战友挤得满满当当。陈毅把一封字迹潦草的信塞进新娘手里，笑着说：“小左，好好过日子，战场上敢冲锋，家里也要肯吃苦。”这场质朴的婚礼，把一位医护骨干与一名作战指挥员的命运紧紧系在一起。新娘，便是曾在华中敌后声名鹊起的护士左英。

时间拨回二十六年前。1919年1月，上海法租界的弄堂还残留着新年鞭炮的硝烟，一个女孩呱呱坠地。家境宽裕，父亲送她念女校。十五岁那年，她考进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学的是消毒、缝合，也学到了外面吹进来的“抗日”二字。仁济医院见惯生离死别，她的护士帽愈发戴得端正，但心思早已飞向枪声最密集的地方。

1938年2月，左英在医院地下室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白天端药盘，夜里忙着把止血粉、磺胺片悄悄装进木箱。有人提醒她风险太大，她却回一句：“把命交出去，总得挑个值当的地方。”次年春天，她带着八名护士在深夜驶离南京路码头，小木船顺江而上，直奔新四军军部。

皖南密林，条件寒酸到极点。旧祠堂当病房，稻草铺床板，连手术刀都锈迹斑斑。左英琢磨出“高压蒸煮罐”——其实只是几只破铁桶套在一起，硬是把死亡率压了下去。新兵高声嚷嚷“这小姑娘有两把刷子”，老兵却更服气：“她能把命从阎王手里薅回来。”

1943年秋，中央命令她进延安。白天在肺科看诊，夜里钻进党校教室补功课。她与刘培善的相识，源于一次筹备七大的联席会议。刘培善在华中打游击，三十三岁仍单身，被陈毅戏称“硬骨头加剩男”。左英的爽朗、果敢让他动心，两人常在窑洞门口对表：“前线电台几点开机？”“夜班手术几点结束？”情愫就这么发芽。

婚后不到一月，华东局电报急召。她随七纵南下，越过长江，随军医院紧贴主力。1947年的孟良崮，她守着一个山沟临时救护所。一发炮弹溅起的弹片划破小腿，血直往靴筒里灌。旁边卫生员要抬她，她冷冷一句：“剪开裤腿，包扎完继续干。”此后又在淮海、济南两大战役里连轴转，两处旧伤落下终身瘸影，可劲头从未减。

新中国成立，她被调至福州整顿地方卫生。疟疾、霍乱在闽江两岸纠缠，药品缺，经费更缺。左英干脆带队进山采金线连，回城后在卫生局会议桌上一拍：“中西医结合，不用等批文，先救命。”干部们面面相觑，却发现发病率真的降了。

1955年授衔时，丈夫刘培善胸前两杠三星闪亮；她站在人群后面悄悄把勋表塞进公文包，转身赶回办公室。几年后，她升任福建省卫生厅厅长，再后来调回上海第二医学院任党委书记。行政级别副省级，可见面仍是一句“老同志”，身边人常感慨：“她做报告，比医生开刀还利索。”

成就不仅在夫妻二人。大儿子刘胜参军入装甲兵学院，从学员一路干到集团军副司令；小儿子刘晓榕走空军指挥岗位，参与多型新机改装。1988年、1993年，两枚银亮的中将星先后落在兄弟肩头，军中一度传为佳话。有人打趣：“这一家子，中将都快数不过来。”

2011年7月，93岁的左英病逝于上海长海医院。简朴遗嘱只写了两条：遗体供医学院解剖；个人资料归档供教学使用。告别大厅里摆放的遗像，仍是她年轻时那张戴口罩、额角冒汗的照片。熟悉她的人知道，与其称她为副省级干部，不如称她新四军时期的“命运修补匠”，更贴切。

细读左英的一生，可以发现非典型共性：学医出身，却时刻与战火并肩；身居高位，却把行政权当成扩大公共卫生的器械箱。因为这样的组合，她的人生既有枪林弹雨的激烈，也有医者救死扶伤的温度。若要给她的履历做注脚，大概只有一句——把手术台与指挥台连在一起，这才是她真正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