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先农坛，从头开始，筚路蓝缕，打造出健康的、可持续的职业足球体系。

01

最近，北京国安的坏消息纷至沓来。有人说，俱乐部已经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有人说，赞助俱乐部的中赫公司，欠了几十上百亿的巨额债务，而且，俱乐部已经被抵押。中赫公司主业好像是房地产。现在房地产市场低迷，怎么看都是翻身无望了，简直糟透了。

甚至有人说，国安俱乐部，这个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甲A）创办就有的老牌球队，已经难以为继，很可能就此解散。

1994年，甲A联赛职业化改革，从靠国家拨款的专业比赛，转向从市场中赚钱的职业联赛。94年至今，绝大部分球队都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很多曾经风光一时，乃至夺冠的强队，后来都消失了。国安队是极少数没换队名的球队之一。国安队能坚持到今天，很不容易。难道终于坚持不下去了么？

02

1994年足球职业化改革，当时的大背景是，国内方方面面都在推行“市场化”改革。不仅国有企业纷纷转制，就连有些国内一流大学，也拆了围墙办公司，跳到市场中去“冲浪”。

足球也加入到这个“市场化”大潮之中。大家相信，只要足球实行了市场化，球队、球员、教练都能挣到大钱。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之下，中国足球水平必定快速提高。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多年以后回头看，市场化改革这么多年，中国足球水平非但没提高反而节节后退，越来越差，现在已经从亚洲一二流降到四五流——可能还更低。

水平没提高，如果球市很繁荣，球迷高高兴兴看球，球员教练俱乐部高高兴兴赚钱，那也不错。可是，球市虽然一度繁荣，甚至热火朝天，但只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到了今天，有的俱乐部已经宣告失败，解散了事。还在坚持的俱乐部，也是惨淡经营苦苦挣扎。就连北京国安这种首都球队，都难以为继濒临解散。

也就是说，大家期望很高的“市场化”，在提高竞技水平和经济收入两方面，都很失败。

03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为什么这么失败呢？主要原因是俱乐部经营的商业模式错了。

1994年改革以来，甲A联赛很火爆，成了社会热点，吸引公众大量关注。这本来是好事，可是，却让各俱乐部就此走上了歪路。

这条歪路就是，不靠俱乐部经营球市——出售比赛门票、出售足球周边产品、转让球员、组织球迷活动等等——来赚钱，而主要靠赞助企业的投资赚钱。

企业之所以愿意赞助俱乐部，就是看中了足球比赛的巨大影响力。因为这种影响力，地方政府往往很看重当地的足球队，足球队成了地方上的“形象工程”之一。企业赞助球队，就等于是支持政府的“形象工程”，当然就有机会和地方政府结成特殊的密切关系。有了这种特殊关系，企业在获得土地、银行信贷、优惠政策等多方面，都会得到地方政府关照。

换句话说，企业投资足球，用心并不在足球上，也不指望俱乐部赚钱。企业想要的是和地方政府结成政商关系。

这种政商关系，对房地产公司尤其有利。所以，先后有好几家大型房地产公司不惜巨资、大把砸钱赞助足球队。他们也确实因为特殊的政商关系，赚得盆满钵满不可一世。

这种经营足球的商业模式，一时也很难看出到底是好是坏。毕竟，“堤内损失堤外补”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比如电视台，盈利模式就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大家免费看电视节目，电视台通过插播广告把钱挣回来。

而且，当时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对足球队的投资确实很慷慨，挥金如土、豪气冲天。广州恒大甚至买来世界一流球员，不但夺得国内冠军，还在亚洲夺冠，成功地打造出亚洲一流球队。看上去成就斐然，很争气嘛。

既然如此，或许这种商业模式很好。中国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职业体育模式。

04

可惜，那只是个泡沫，很快破灭。辉煌一时的广州恒大足球队，随着恒大集团的灰飞烟灭，以解散告终。同样因此解散、消失的俱乐部，还有好几家。这里就不点名了。

这时，人们才意识到，中国足球俱乐部这种“寄生”型的经营模式，看起来轻轻松松赚大钱，其实风险很大。所谓“寄生”，就是俱乐部自己没有造血能力，或造血能力很差，俱乐部生存，主要靠赞助企业投资。

这些“政商关系型”企业，生意好时一掷千金甚至一掷亿金，看起来稳赚不赔风光无限。可是，政商关系和走钢丝差不多，随时可能掉进深渊。企业掉进深渊，足球俱乐部也就跟着完蛋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北京国安队以前的赞助企业是鼎鼎大名、富可敌国的中信集团。国安俱乐部的老板曾经得意地说：谁也别和中信比有钱。当然，相比那些“疯狂”的房地产公司，中信在经营国安俱乐部上还算稳健，出手很慎重，以至于多年来被讥讽为“说大话使小钱”。国安队的成绩也一直不上不下，算强队之一，但不算顶级强队。这么多年来，只得过一次联赛冠军。

大家以为，在资金这方面，谁出问题国安也不会出问题，没想到，中信集团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事关国家整顿金融秩序，就不展开说了），不得不转让国安俱乐部，接手的，也是房地产公司。

然后，先是口罩，接着又是房地产低迷。这不，国安俱乐部也跟着“没钱”了。看来，足球俱乐部不能造血、不能养活自己，靠“金主”企业投资砸钱，风险很大。就连国安这种稳健型的俱乐部，也没能“可持续发展”。

不靠自己靠金主，这不是个好的职业体育模式。

05

甲A联赛初期，国安队的主场是位于南城的先农坛体育场。我曾经在这个体育场看过国安队的比赛。当时还是年轻队员的杨晨在边线带球疾进突破的身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先农坛体育场是北京的老牌体育场，但观众坐席不多，只能容纳两万多人。由于当时国安队的比赛非常火爆，几乎常常爆满。见此情景，比赛时球迷多次高喊：“回工体！回工体！”呼吁俱乐部把主场改为著名的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场当然各种高大上，而且，坐席比先农坛多得多，将近7万。

俱乐部顺应球迷要求，把主场搬到了工体。不过，在工体的比赛，很难有先农坛那种爆满，满场特有的那种火爆气氛，也就不多见了。

现在，国安俱乐部陷入经营困难，甚至濒临解散。我估计啊，解散还不至于。包括北京市府在内的各方，应该能找到解决办法，让国安俱乐部继续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个建议，国安把主场搬回先农坛体育场。

工人体育场当然很气派，坐席多得多，但也因此，运营成本也高得多。俱乐部每年的场租、安保等等，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而且，实事求是地讲，虽然北京球迷很能造气氛造影响，但实际上北京球市并不大，“坐满工体”这事，往往都做不到。

也就是说，俱乐部花着7万人体育场的成本，却卖不出相应的球票。经营球市，从开始就面对如此不利的条件，这可不太好。

回到先农坛，球场各方面的成本大幅下降。而且，两万多的座位，和北京球市的规模大致相当，基本能做到满场。门票方面的收入稳定，球场的气氛也很火爆。

最重要的是，回到先农坛，是在向外界和俱乐部自己宣示，放弃已经被证明失败的“寄生”型模式，筚路蓝缕，从头再来，集中精力在足球本身上，努力打造出俱乐部自我造血、靠球市收入运营的正常职业足球模式。即使收入不高，也宁可要“小而美”但自力更生的俱乐部。过去那种“大而狂”实际是寄生的俱乐部，不要也罢。

从另一个角度说，国安俱乐部在球市经营上其实做了不少事，颇有些成就，但因为主要依赖企业赞助，这方面的收入，可有可无，不重要。这样一来，对北京球市的开发，其实并不充分。

也就是说，今后如果确立自力更生、靠经营足球本身为生的健康模式，反而会有利于开发北京的球市。北京毕竟是国内超一流城市，人口众多，消费力巨大。如果经营有效，其实可以养活不止一支足球俱乐部。

自己赚钱自己花，就算不那么富裕，也远强于手背朝下仰人鼻息找人要钱。希望国安俱乐部渡过眼下的难关以后，就此奋发，励精图治，在打造健康、可持续的经营模式上，开风气之先，带个好头。这才是首都球队应有的格局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