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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德黑兰人质危机把美国的爱国主义情绪推向一个新高峰，是美国人“在过去20年中最为团结一致的事件”，但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对伊美双方而言均是如此。

人质危机给美国民众带来深深的心理创伤，直到1998年CNN采访伊朗总统哈塔米谈及此事时，全美还都翘首以盼，希望用伊朗总统的道歉来疗治自己的伤口。

但是显然，伊朗人也有自己的伤痛，就像哈塔米总统回答的那样：

“我们人民的感情被美国的政策严重伤害了…在革命狂热的巅峰时刻发生的一些事不能以常理来评判和理解。这是人民面对美国等方面政策带来的屈辱和不平等而迸发出的呐喊，在革命早期阶段尤其如此。”

伊朗激进民众出于对美国的愤恨酿造了德黑兰人质危机，美国此后对伊斯兰共和国实施了持续打击，伊美可谓是两败俱伤。

尽管也有人认为人质危机这样的暴力事件不会对伊美关系造成长期影响，就像美国记者描绘一百多年前德黑兰和莫斯科的关系那样：

“1829年…伊朗人…袭击破坏了俄国大使馆并砍杀了俄国大使亚历山大·格里伯耶多夫，但俄罗斯-伊朗关系还是恢复了，现在还有谁会记得这桩暴力事件？”

德黑兰-莫斯科关系是恢复了，可那已经是俄国大使被杀百余年后的事了。虽然现在没有太多的人会知道1829年事件，不过从19世纪中后期始俄国势力在伊朗北部的长期盘踞也是事实，虽然当时沙皇俄国对伊朗的盘剥并非由前驻德黑兰大使被杀才导致的，但至少说明，1829年后俄国-伊朗关系的发展历经了相当长时间的波折。

事实上在此次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就在1980年开启并蔓延了八年的两伊战争中，给予德黑兰猛烈的报复。

1、两伊战争的爆发原因

伊朗和伊拉克在1980-1988年展开了一场非常惨烈的战争，双方动用了几乎除核武器以外的一切战争手段，包括伊拉克对化学武器的使用。

两伊此时兵戎相见，双方的教派、民族冲突、地区霸权之争以及领土争夺等旧有矛盾自然起了很大作用，但最直接的导火线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地区动荡。如同世界上其他大的宗教，伊斯兰教也由于内部分歧而发生分裂，从而派生出许多教派，其中最主要的两大派别就是什叶派和逊尼派。

伊朗和伊拉克均是什叶派穆斯林占据人口多数的国家，但是伊拉克掌握政权的却是占人口比例较低的逊尼派穆斯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大肆鼓吹以什叶派共和国取代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当政的伊拉克现政权，企图在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伊拉克建立神权国家。

革命后德黑兰给伊拉克什叶派反对力量大力支持，伊朗的努力在1979年6月得到了回报：伊拉克纳贾夫和卡尔巴拉两个什叶派穆斯林圣地发生了严重骚乱，骚乱是伊拉克什叶派领袖穆罕默德·巴贝尔·萨德尔企图领导一次庆祝伊朗革命成功的游行所致。

萨达姆对这次游行的强力镇压激怒了霍梅尼，此后双方的语言攻击日益尖锐，霍梅尼在萨德尔被处决后公然号召伊拉克民众“像伊朗那样的”推翻萨达姆政权，企图从内部瓦解伊拉克，这给两伊关系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霍梅尼推崇的泛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冲突，是造成两伊关系紧张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在“民族”的旗帜下实现所有阿拉伯人的统一，他们不仅要统一现存的阿拉伯各国，而且还要解放他们认为应该属于阿拉伯人的领土，这其中就包括伊朗胡其斯坦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还试图使海湾阿拉伯化，舍其旧名“波斯湾”而改称为“阿拉伯湾”即是例证。

胡其斯坦省生产伊朗绝大部分的石油，波斯湾则是伊朗通向海外的最重要的水上航道，若它们落入阿拉伯人之手，伊朗必将受制于人，这是伊朗所不能允许的。

继埃及总统纳赛尔之后，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担当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正如伊拉克萨达姆总统时代的副总理阿齐兹所言，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一个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它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持久存在，是一个强有力的纽带，它使个人依附于其民族，他认为复兴社会党号召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阿拉伯人民自由、统一意志的表达。

萨达姆在1979年出任伊拉克总统后，俨然以阿拉伯世界的领袖自居，而且他还把阿拉伯人与伊拉克的命运连在一起，发出豪言说：

“阿拉伯人的荣耀来自伊拉克；在整个历史上，当伊拉克繁荣强大时，阿拉伯民族也繁荣强大。这就是我们要尽力使伊拉克强大、难以对付、有能力且发达的原因，也是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增强伊拉克安全、光大伊拉克荣耀的原因。”

因为伊拉克萨达姆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并且他还有称霸海湾的野心，所以在阿拉伯世界面临霍梅尼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威胁时他才会与之针锋相对，站在了与伊朗对抗的最前沿。

泛伊斯兰主义是在19世纪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奥斯曼帝国的腐朽统治的背景下产生的，它认为穆斯林的团结是保障自己权利的最好武器。

近代伊斯兰改革主义最有影响的领袖和泛伊斯兰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就主张全世界所有的穆斯林民族应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哈里发领导的统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

显然，在泛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二者间存在严重分歧：

前者以宗教为纽带，后者以民族为中枢；前者的团结对象是同教不同族或同族的穆斯林，后者却对同教不同族的人带有强烈的排斥性；而且作为中东第一大民族的阿拉伯人，既是前者最重要的争取对象，又是后者的全部，显而易见，泛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都给对方造成极大的削弱，相互间的竞争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霍梅尼在伊朗的上台，二者的竞争与冲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泛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严重分歧

霍梅尼是一位坚定的泛伊斯兰主义者，他宣称的伊斯兰理念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对民族主义的否定。不管是伊朗民族主义还是阿拉伯民族主义，都被霍梅尼视为从西方传来的毒素，有害于伊斯兰社会的统一。

他说：

“在讲不同语言，例如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穆斯林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异，此类问题极可能是那些不希望穆斯林国家统一的人编造的…他们制造了民族主义这一问题…但这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原则是相悖的，他们的意图是要破坏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哲学。”

在霍梅尼看来，大多数阿拉伯政权都是虚弱的、附属的，而且带来了种种弊端，“穆斯林的问题是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及人口，但是由于其无能的领导层，他们不得不遵照大国的意志行事…穆斯林的问题在于其政治体制，正是其政治体制造成了当前穆斯林的种种问题。这些政权与伊斯兰教无关，除非我们回归伊斯兰，否则我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霍梅尼认为加强各地穆斯林的团结、建立伊斯兰政府是穆斯林最好的选择，这样的政府是教法学家领导的、政教合一的、宪政的民主政府，是取代阿拉伯各腐朽政权的最佳模式。

为了达到建立伊斯兰政府、塑造伊斯兰世界秩序的目的，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高举输出革命的大旗，认为什叶派伊斯兰教革命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号召各地穆斯林反抗现政府，建立和伊朗一样的伊斯兰政府。

这种输出革命的做法，造成了中东特别是海湾各国的动荡不安，重压之下，弱小的海湾君主国纷纷寻求外力来保全自己。一心要当阿拉伯领袖、同时也深受伊朗威胁的萨达姆自然就成了各君主国的一个依靠力量。面对霍梅尼的咄咄逼人之势，萨达姆进行了坚决回击，两伊关系也随之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霍梅尼的上述思想同样也让美国寝食难安，假如伊朗革命输出获得成功的话，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必然会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损失。

两伊对海湾霸权的争夺也是导致其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作为海湾地区人口最多、国土最大的国家，伊朗长期以来一直有称霸海湾的梦想。早在巴列维国王当政时期，伊朗拥有的海军、空军力量就已经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海空军力量的总和不相上下，而且还自称是世界第九富裕国。

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促使巴列维国王霸权欲望不断膨胀，正如他所言，伊朗要恢复领导海湾地区的“历史责任”。

在巴列维政权倒台以前，为了实现伊朗领导波斯湾的目的，特别是为了安抚群情激昂的革命群众，伊朗的外交政策已经开始转变，逐渐脱离与西方特别是和美国的亲密关系：沙里夫·埃玛米政府（1978年8月25日至11月5日)许诺范围宽泛的内政外交改革；巴赫提亚儿政府（1979年1月16日至2月11日)发誓将不再作为美国的警察在波斯湾行事。

在伊斯兰革命进行中，霍梅尼等革命领导人就一再强调伊朗不再是别国的附庸，而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具有重要地区影响力的独立自由国家。

革命成功掌握政权以后，伊朗迅速退出被视为是亲西方的“中央条约组织（CENTO)”，加入“不结盟运动”，当时霍梅尼等领导人追求的其实就是伊朗外交的一个长期诉求，担当波斯湾地区的领导人。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力图扮演世界穆斯林领袖的角色，大力倡导输出革命，并与各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派保持密切联系，支持他们的反政府行动，这其实是伊朗图谋地区领导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另一方面，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伊拉克政权，该党的宗旨是在阿拉伯世界实现“统一、自由、社会主义”。在70年代石油经济带来巨额收入特别是萨达姆在1979年上台后，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就成为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的一个追求，又因为埃及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被逐出阿拉伯联盟，萨达姆认为自己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当仁不让的领袖，但是在海湾地区萨达姆却遇到伊朗的有力挑战。这样，在同一地区，一个要当霸主，一个要做领袖，对权力不可遏制的追求把两国推向了对抗的境地。

3、阿拉伯河争端问题

在上述种种冲突的推动下，两伊矛盾逐渐加剧，而双方存在的领土纠纷则给战争爆发提供了一个借口。

长期以来两国存在着阿拉伯河争端问题：伊拉克要独占全河，伊朗则要求河的一半。在不同时期，这一争端常以有利于国力优势一方的手段解决，随着相对国力的变化，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1980年9月，萨达姆显然对自己的实力已经是信心十足，于是在17日单方面废除了1975年与伊朗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宣称对阿拉伯河拥有完全主权，这自然遭到伊朗的强烈反对，结果萨达姆在维护阿拉伯主权的名义下，于1980年9月22日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

萨达姆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开战，是因为在他看来，伊朗刚刚经历了伊斯兰革命，旧的体制已被打破，新的体制尚未建立，全国正处于混乱之中，各派力量争斗不息的伊朗已经不再是他的对手。

但是萨达姆大大低估了伊朗的实力，经过战争初期的挫折，伊朗迅速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很快便扭转了战局。萨达姆不得不接受伊拉克军队在1982年6月被赶出伊朗国土的事实，这时伊朗实际上获得了一个绝佳的停战机会，况且萨达姆也在呼吁两国间的谈判，但霍梅尼主导下的伊朗这时却选择了继续战斗。

两伊战争使原先激烈斗争的各派力量趋向团结，使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获得巩固，霍梅尼十分清楚这一点，他担心战争一旦停止，这一切都又会失去，因此霍梅尼选择了继续作战，何况当时他还拥有暂时的战略优势。

但是战场一旦转移到伊拉克，伊朗立刻发现它陷入了可怕的境地：陌生的地理环境，匮乏的武器装备，孤立的国际地位，这些不利条件使伊朗在战争中曾拥有的相对优势骤然失去，而这时的伊拉克则以被侵略国的姿态出现，得到了与伊朗交恶的海湾君主国、埃及和美国等西方大国的财政援助和武器供应，在战场上毫无取胜可能的霍梅尼只好在1988年7月20日宣布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协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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