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维度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进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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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回溯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发展历程，我们能更清晰地理解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背景、历史作用，以及后续政策调整的科学逻辑——这一系列决策始终扎根于不同时期的国情土壤，始终以人民根本利益和国家长远发展为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出生率持续走高，人口规模迅速扩张。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总人口已突破9亿，且仍以年均1000多万的速度增长。彼时，我国生产力水平尚处于较低阶段，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农业生产仍以手工劳作为主，粮食等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应能力有限，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人口过快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一方面，有限的生产成果被庞大的人口基数分摊，人均GDP长期处于世界低位，民众生活水平提升缓慢；另一方面，教育资源的不足导致人口素质难以快速提高，就业市场压力持续加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逼近极限——当时我国耕地面积仅占世界7%，却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粮食安全一度面临严峻挑战，“粮票、布票”等物资配给制度的存在，正是这一矛盾的直接体现。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成为缓解人口与发展矛盾、改善民生的必然选择。1982年，计划生育被正式确立为我国基本国策，核心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5.83‰快速下降到2000年的7.58‰，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这一变化带来了多重深远影响：从资源环境维度看，人口增长的放缓减轻了对耕地、水资源、能源等的消耗压力，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留出了空间；从民生改善维度看，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减少，使得父母能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集中在少数子女的教育、健康上，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3年提升至2000年的7.6年，婴儿死亡率从1981年的34.7‰下降到2000年的28.4‰，民众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从经济发展维度看，人口增长的“减速”为“提质”创造了条件，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逐步提升，形成了早期的“人口红利”，为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人力支撑，直接助力我国在21世纪初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在特定历史阶段，有效破解了“人口过多与发展不足”的突出矛盾，是符合当时国情的科学决策，为我国实现从“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跨越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人口发展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随着时代变迁，我国人口形势也发生了深刻转折。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逐渐从“增长过快”转向“结构失衡”：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13.26%上升至2023年的21.8%，劳动力供给总量开始下降，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型；另一方面，生育率持续走低，总和生育率从2010年的1.18下降至2022年的1.09，低于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2.1，少子化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影响未来劳动力供给，也加剧了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此外，家庭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421”（四位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家庭模式逐渐普遍，家庭养老、育儿负担持续加重。

面对人口形势的新变化，我国政府始终坚持“与时俱进调整政策，顺应人口发展规律”的治理思路，逐步推进生育政策的优化完善：2013年，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2016年，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彻底放开对生育数量的“单独”限制；2021年，进一步实施“三孩政策”，并配套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从多个维度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包括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落实生育补贴，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5.5个），深化教育“双减”政策以降低教育成本，探索实施父母育儿补贴、住房优惠等支持措施。这一系列调整并非对过去政策的否定，而是基于新国情、新矛盾作出的适应性变革，核心目标从“控制数量”转向“优化结构、促进均衡”，体现了我国人口政策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科学性。国家现在放开生育政策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情，当吃和穿都不是问题的时候，每户人家多生一两个孩子就没有任何可担心的了。拉动经济也好，发展经济也罢，其核心问题就在于消费，没有消费一切都是白扯。而消费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人口的增殖，没有人口增殖就没有消费的提高，没有消费的提高，就没法拉动经济发展经济。所以只要多生育，就能百业兴旺，百业兴旺经济就大发展了，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就提高了，这是个良性循环问题。一旦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经济发展就势如破竹，不可阻挡了。既然万事都要靠人口增殖，那开放生育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至于开放生育的弊端肯定是有的，凡事有利就有弊，但权衡利弊，开放生育还是利大于弊的，并且是特别大于弊的。所以不能因小失大，一定要多生，人多力量就大。现在开放生育政策还要加大力度，政策一定要倾斜，大力倾斜。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生育，孩子十八岁之前一切开销国家要全包，妇女生育要给予各种优待和照顾，从法律上把生育与婚姻分开，做到生育与婚姻无关。只有国家政策上去了，人口才能真正的增殖，人口增殖了，国家才能迈向康庄大道，人民生活才能步入大同。

评价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用今天的标准苛责过去；也不能忽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固守静态的政策思维。从历史维度看，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解决当时“发展与人口”矛盾的正确选择；从现实维度看，生育政策的逐步调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新挑战的必然举措，同样是符合当前国情的科学决策。二者本质上是“同一历史逻辑下的不同阶段选择”，共同服务于“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

我国人口政策的演进历程，不仅是对人口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治理优势——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核心，以国情变化为依据，在动态调整中实现国家长远发展与民众福祉的统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随着生育支持政策的不断完善、人口素质的持续提升，我国必将更好地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人口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