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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这位英勇无畏的抗日女英雄,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的一个地主家庭,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国家正遭受着列强的侵略和欺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赵一曼自幼便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坚毅和果敢,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她积极投身革命,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11月,赵一曼被组织推荐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首批女学员,1927年9月又被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她化名李一超,与同学陈达邦相爱结婚。
然而,甜蜜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怀着身孕的她奉命回国,在湖北、上海、江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1929年,她在宜昌生下儿子陈掖贤,小名宁儿,但为了全身心投入革命,孩子仅一岁多,她就和姑妹陈琮英将儿子寄养在五哥陈岳云家,从此与儿子分离,这一别,竟成永别。
“九一八”事变后,李坤泰化名“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奔赴东北,在沈阳、哈尔滨领导抗日斗争,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
1934年,赵一曼被派到珠河县开展工作,她带领部队及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成为日伪报纸上赫赫有名的“双枪白马”女政委,日寇甚至将她与赵尚志并列。
长大后的 “宁儿”
1935年11月,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珠河县小西北沟与日伪军激战中身负重伤,不幸落入敌手。
在伪满哈尔滨警察厅那间阴冷的刑讯室里,敌人用尽了惨绝人寰的酷刑,钢针刺伤、烙铁灼肤、辣椒水灌鼻……但面对非人的折磨,赵一曼的意志如钢铁般不屈。
她坚定地说道:“你们可以让村庄变成瓦砾,把人剁成肉泥,但消灭不了我的信仰!”在哈尔滨治疗期间,她强忍骨碎化脓的剧痛,断然拒绝截肢。
日伪报刊登载的关于赵一曼抗日斗争的消息
因为她坚信保住腿,就有重返战场的希望,在她的感化下,看守董宪勋与护士韩勇义助她逃离魔窟,然而三天后,敌人再度追至,赵一曼重陷囹圄。
赵一曼牺牲地(珠河县小北门外)
1936年8月2日,年仅31岁的赵一曼在珠河英勇就义,赴刑场的列车上,她向押送人员要来纸笔。
日军拍摄下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
用被敌人折磨得几乎难以握笔的手,给远方的儿子写下了字字泣血的绝笔,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被捕地
这封遗书,饱含着一位母亲对儿子深深的愧疚与不舍,更彰显出一位革命者为抗击侵略、挽救民族危亡,舍小家为国家、甘愿慷慨赴死的壮烈情怀。
陈掖贤,这个在战火纷飞年代出生的孩子,自小就被寄养在大伯陈岳云家,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武汉沦陷后,大伯带着家眷和纸印公司迁往重庆,小小的陈掖贤也随之辗转。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对亲生父母的记忆是模糊而又渴望的,只知道母亲很早就投身革命,却不知她身在何方,也不知道母亲还有个更为人知的名字——赵一曼。
赵一曼与儿子宁儿合影
1942年,13岁的陈掖贤第一次见到了亲生父亲陈达邦,那是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时刻,但彼时的陈达邦,已经在岁月的洪流中重新组建了家庭。
生活的轨迹与陈掖贤的期待有着巨大的落差,多年的分离让他们之间始终隔着一层难以逾越的隔阂,最终也只能维持着一种客气而又略显尴尬的相处模式。
1950年,一部名为《赵一曼》的电影在全国热映,影片中那位面对日军酷刑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感动了无数观众。
然而,陈掖贤和他的父亲都未曾想到,这位银幕上的英雄,正是他们日思夜想的亲人,此时的陈掖贤,已经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正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努力前行。
与此同时,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在观看电影后,内心产生了强烈的触动,她觉得影片中的赵一曼与自己离别多年的胞妹李坤泰极为相似。
于是,她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求证之路,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怀疑,并四处寻找能证明赵一曼身份的线索,经过长达6年多的努力。
1954年,李坤杰找到了赵一曼的战友何成湘,并提供了赵一曼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母子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成为了揭开赵一曼真实身份的关键线索。
在这期间,陈掖贤也给李坤杰写信,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人,《工人日报》记者深入赵一曼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展开调查考证。
经过多方努力,1956年底,赵一曼就是李一超、李坤泰的身份终于得到确认,得知母亲真实身份的陈掖贤,心情无比复杂,既有对母亲英勇事迹的崇敬,也有对多年来母子分离的遗憾和思念。
赵一曼孙女和赵一曼与儿子的画像
1957年,陈掖贤怀着复杂而又崇敬的心情,踏入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在这里,他即将与母亲赵一曼跨越时空,进行一场迟到了二十年的“对话”。
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拿出赵一曼就义前写给儿子的遗书时,陈掖贤的手忍不住颤抖起来,他缓缓接过这份珍贵的遗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读着母亲的遗言,陈掖贤的泪水如决堤的洪水般奔涌而出,模糊了双眼,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母亲的爱与期望。
也是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母亲为了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二十年来,他对母亲的思念、对母爱的渴望,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化作了无尽的悲痛与震撼。
回到家中,陈掖贤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母亲的遗书在他脑海中不断浮现,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撞击着他的内心。
他觉得自己与母亲之间虽然隔着生死的界限,但那份血脉相连的亲情却愈发浓烈,为了能让母亲的名字永远陪伴着自己,为了铭记母亲的英勇与牺牲,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用钢针在手背刻上“赵一曼”三个字。
从此,这三个字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他心灵的寄托,无论走到哪里,母亲的名字都将与他同在。
从东北烈士纪念馆归来后,陈掖贤表面生活未变,内心却因母亲遗书与英勇事迹深受冲击,始终在缅怀与挣扎中徘徊。
1955 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因自幼缺乏父母陪伴,他性格内向沉闷,工作中难与同事相处,生活里也无知心朋友。
他生活习惯糟糕,不修边幅,宿舍杂乱,且花钱无规划,每月工资总在月初挥霍、月末告急的恶性循环中耗尽。
1957 年,陈掖贤与学生陈友莲结婚,育有两女。家庭温暖曾让他对生活重燃希望,但他始终未适应家庭角色,性格孤僻、经济管理混乱,夫妻矛盾频发,最终离婚。
离婚后,他生活更拮据,学校帮他涨工资并安排人帮他管钱,他却依旧随意消费。
1960 年秋,父亲陈达邦来看望陈掖贤,看到儿子消瘦憔悴的模样,带他吃了一次 “红烧狮子头”,他却因在国家困难时期享用此餐深感负罪,认为是对母亲牺牲的亵渎。
自此精神恍惚,封闭自我。特殊时期,父亲被诬陷,他为父申辩反遭报复,被迫逃离后又返回工作,身心俱疲。1974 年,他因饥饿病倒,经抢救脱险后,彻底对生活失去信心。
1982年8月15日,对于北京工业学校的同事们来说,是一个充满震惊与悲痛的日子,陈掖贤已经连续几天没有来上班了,这让大家感到十分诧异。
在那个通讯并不发达的年代,同事们只能亲自前往他的家中寻找,当他们推开陈掖贤的家门时,看到的是一幕令人心碎的场景——陈掖贤静静地悬挂在房梁上,早已没有了生命的迹象,他的身旁,是简单潦草的遗书,诉说着对生活的绝望与无奈。
长期的精神折磨、生活的困境以及对母亲的深切思念,像三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最终让他选择以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仅53岁的生命。
陈掖贤的一生,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他自幼与父母分离,在孤独与渴望中长大,缺失的亲情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成年后,他虽努力工作,却始终无法摆脱生活的困境和精神的挣扎,他的婚姻失败,家庭破碎,让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而母亲赵一曼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既是他心中的骄傲,也是他沉重的负担,让他在缅怀与自责中痛苦地徘徊。
剧照
他的离去,让人们深感痛惜,也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无情,赵一曼为了抗击侵略、保卫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她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和敬仰。
湖南日报 赵一曼遗产仅一封信 遗憾未对儿子尽到教育责任201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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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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