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今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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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3年深秋，伊朗德黑兰的盟国会议桌上，一场看似不可能的“交易”正在悄然酝酿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两位最强硬的盟友——苏联的斯大林和英国的丘吉尔，竟坚持要将一个被战火蹂躏、积贫积弱的东方古国推上世界舞台的中心。

当丘吉尔轻蔑地摇头，斯大林冷眼旁观时，没有人能想到，这场争论将彻底改写战后国际秩序的蓝图，更令人意外的是，80年后的今天，当年罗斯福力排众议扶持的“弱国”，竟已成为动摇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这段历史不仅映射着大国外交的博弈智慧，更仿佛一面镜子，照见了当今世界格局的宿命性转折。

为什么美国执意要拉中国上位？

德黑兰会议期间，中国问题成为三大国交锋的焦点之一，根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记载，罗斯福在11月29日的首脑闭门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应作为平等盟友参与战后国际组织构建”。

这一提议遭到丘吉尔的直接反对，后者宣称：“将中国与三大胜利者并列无异于政治幻想”，斯大林则更直白地表示，一个连本土都无法统一的国家“不具备领导世界的资格”。

罗斯福的坚持并非出于理想主义，纵观1943年的亚太战场，中国尽管贫弱，却以血肉之躯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据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数据，截至1943年底，日本在中国战场部署的兵力达186万人，而太平洋战场仅投入48万人。

罗斯福在致丘吉尔的密电中曾算过一笔账：“如果没有中国战场消耗日军兵力，美国在太平洋的伤亡将增加至少三十万。”这种战略价值，让美国将中国视为亚太地区不可替代的盟友。

更深层的考量源于对战后秩序的预判，罗斯福早在1942年就向儿子埃利奥特透露：“西方殖民体系必须终结，我们需要一个能牵制苏联、平衡欧洲的东方支柱。”

在他看来，一个亲美的中国将成为遏制苏联在东亚扩张的缓冲区，同时削弱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影响力，这种布局与当今美国“印太战略”有着惊人的逻辑延续性，2025年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框架》仍明确写道：“必须防止任何单一国家主导亚洲”，其思维脉络与罗斯福时代的战略设计一脉相承。

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对中国的判断超越了当时主流认知，他曾在会议上引用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报告：“中国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和千年文明底蕴，一旦完成现代化转型，必将成为世界级力量。”这种长远眼光，与当时丘吉尔执着于维持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短视形成鲜明对比。

丘吉尔的帝国心结与罗斯福的致命一击

丘吉尔的反对根源在于维护英国殖民利益，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布的会议记录，他在德黑兰私下对罗斯福说：“给予中国平等地位将导致亚洲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大英帝国在缅甸、马来亚的统治将难以为继。”

这种忧虑确实有其现实基础，1943年英国仍控制着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其中亚洲殖民地贡献了帝国经济总量的40%。

但罗斯福抓住了丘吉尔的致命弱点，据丘吉尔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六卷记载，罗斯福在会议间隙的私人谈话中抛出一记重击：“如果未来苏联控制欧亚大陆，第一个遭殃的将是欧洲。”他进一步分析道，战后英国必然实力衰退，而苏联红军将驻扎在东欧，“届时谁能在东方牵制苏联？难道靠衰落的英国吗？”

这种地缘政治逻辑直指英国的核心焦虑，1943年的苏联已展现出超级大国雏形：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歼灭德军150万，正向西迅猛推进。

丘吉尔曾在给艾登的信中写道：“俄罗斯熊的阴影笼罩欧洲，我们可能需要美国的帮助才能生存。”罗斯福巧妙利用这种恐惧，将中国问题与欧洲安全绑定，一个亲西方的中国将成为苏联向太平洋扩张的屏障，间接保护英国在欧洲的利益。

罗斯福还祭出了经济牌，根据美国财政部档案，他在会谈中暗示：“战后美国将对英国提供重建贷款，但如果亚洲市场因中国动荡而关闭，英国经济复苏将更加困难。”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最终奏效，丘吉尔在11月30日勉强同意“有条件接受中国参与安全机制”，但坚持增加法国以平衡力量。

历史证明丘吉尔的担忧成真了，1947年印度独立引发大英帝国解体浪潮，但并非因为中国崛起，而是殖民体系本身的腐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被丘吉尔轻视的中国，如今已成为英国脱欧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中英贸易额达1120亿英镑，较2016年增长了两倍。

历史的选择与现实的启示

德黑兰会议的决定最终催生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机制，但故事的走向出乎所有人预料，罗斯福设想中亲美的中国并未出现，1949年新中国建立彻底改变了远东格局；斯大林担忧的“资本主义桥头堡”变成社会主义盟友；丘吉尔恐惧的“殖民体系瓦解”确实发生，却与中国并无直接关联。

这场80年前的外交博弈对当今世界仍具启示意义，首先证明了大国博弈中长远战略眼光的重要性，罗斯福当年力排众议支持中国，本质上是在为美国布局亚太战略棋子。

这种思维延续至今，从奥巴马“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印太战略”，再到拜登-特朗普交替时期的对华政策波动，美国始终在亚太寻求战略支点，但不同的是，当年美国扶持中国制衡苏联，如今却要联合地区国家制衡中国。

其次揭示了国际秩序演变的必然性，丘吉尔试图维持殖民体系的努力终告失败，正如今天某些势力试图维持单极世界的企图面临挑战。

中国在2023年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据世界银行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已在2014年超越美国，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任何国际事务都难以排除中国参与，从气候变化到反恐合作，从太空探索到人工智能治理。

最后值得思考的是战略误判的代价，罗斯福当年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丘吉尔高估了大英帝国的持久性，斯大林则低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分歧。

类似误判在今天依然存在，2024年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半导体实施新一轮管制时，显然低估了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欧洲在俄乌冲突中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也暴露了战略短视，这些都与德黑兰会议时的博弈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权力重组，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推出的“盟友分担责任”计划，要求北约国家提高军费开支，本质上是在重复罗斯福时代的逻辑——借助盟友体系维持美国主导地位。

但世界已不再是1943年的世界，中国也不再是任人摆棋的棋子，当今年9月3日中国战士们踢着整部走过长安街时，当年德黑兰会议桌上的博弈仿佛穿越时空重现，只是这次，中国已坐在棋手而非棋子的位置。

尾声

80年前罗斯福用战略远见为中国打开的大门，如今已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通道；而丘吉尔试图守护的殖民帝国，早已化作历史尘埃。

或许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终极启示：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守住旧秩序，而在于读懂新时代的潮汐，当今天的政治家们仍在为“遏制”或“接触”争论不休时，德黑兰会议的故事提醒我们：大国兴衰从来不由他人赐予，而源于自身的选择与奋斗。

参考资料：
环球网《英国“短命”首相，背后都有哪些跌宕？》

七里河发布《人物轶事丨你所不知道的丘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