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今言史

本文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前言

当台湾媒体用“死战不退”四个字评价中国近代史时，许多人或许会愣一下，毕竟在主流西方叙事中，中国常被描绘成“沉睡的巨人”或“屈辱的受害者”，但仔细翻看历史细节，你会发现这种评价并非凭空而来：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几乎每次被揍得头破血流，却总能咬着牙爬起来再战。

这种“打不倒”的韧性，甚至让当年的殖民者感到困惑，而今天，在特朗普重新执政美国、亚太局势再度紧绷的2025年，这种民族性格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新浮现。

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的血性抗争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通常被视为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但若只看到“屈辱”而忽略“抗争”，便错过了历史的本质。

英国凭借蒸汽舰船和重型火炮轻松击溃清军防线，但战场上却处处遭遇意想不到的顽固抵抗，林则徐在虎门销毁两万余箱鸦片时，其实早已预料到战争不可避免，但他仍选择以强硬姿态对抗全球最强大的帝国。

这种“明知打不过，但偏要试试”的态度，在当时亚洲其他被殖民地区极为罕见，例如同期印度土邦王公大多选择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作，而清廷官员和民间却自发形成了抵抗共识。

甚至在被诟病“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分歧，主战派如道光皇帝初期坚持“剿夷”，而地方民众更是直接投身战场，广州三元里乡民以农具、棍棒和土炮对抗英军火枪队，竟一度逼退对方并缴获军械。

这种基层自发组织的反抗，在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显现：1856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京郊村民多次伏击联军补给队，而清军在大沽口炮台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这些细节在西方史料中往往被轻描淡写，但当年《泰晤士报》记者曾记录道：“中国人似乎从不认为武器差距意味着必须投降”。

甲午战争的失败或许是最令人痛心的案例，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几乎全军覆没，但“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舰体重伤后下令冲向日舰吉野号的举动，成为日本海军史上多次分析的“不可理喻的战术”。

日方史料显示，当时日军指挥官曾感叹：“即便击败他们，也无法让他们恐惧”，这种心态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彻底激化：台湾民众自发组织义军抵抗日军接收，坚持长达数月；东北民间出现“拒日垦荒团”，拒绝向日本殖民者出售粮食。

而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则将这种抵抗情绪推至高潮，尽管被贴上“愚昧排外”的标签，但义和团成员面对八国联军的机枪扫射时，仍以血肉之躯持续冲锋。

德国元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报告中写道：“这不是战争，而是赴死——但他们似乎认为这种死亡本身就有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抵抗精神并未因清王朝的崩溃而消失，反而融入20世纪民族主义的基因中。

全民族死磕到底的现代印证

若说近代中国的抗争尚有局限性，那么抗日战争则彻底展现了“死战不退”的全民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当国民政府尚未决定全面抵抗时，东北民众已自发组织抗日义勇军。

这些缺乏正规训练的民兵用土制炸弹和猎枪，在1932-1933年间发动超过5000次袭击，迫使关东军不得不增派三个师团维持占领，日本陆军省在1934年秘密报告中将此称为“无法用军事逻辑解释的持久抵抗”。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这种抵抗转化为国家行为，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军伤亡30万人，却成功将日军主力拖住三个月，打破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日军战史记载，在上海巷战中，中国士兵往往战至弹尽粮绝后引爆炸药与日军同归于尽，这种战术被日军称为“肉弹攻击”，而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同样如此：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用缴获的劣质炸药破坏正太铁路，使得日军华北运输线瘫痪达数月之久。

更值得关注的是普通民众的参与，山东农民发明的地道战系统，让日军占领村落后仍无法获得实际控制；湖南乡间自发形成的“锄奸队”，处决投日汉奸的效率远超军统特务；甚至上海租界的文人也通过“暗杀日报”传播抗日报道。

这种全民抵抗的代价是惨重的，3500万军民伤亡、600万难民流离失所，但正如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所言：“伤亡数字背后是一种选择：他们本可以妥协减少损失，但选择了代价更大的抵抗”。

这种选择在国际层面逐渐获得重新评价，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时，特别提及“中国平民的抵抗记录”。

202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东亚抗战研究》中，多位学者指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75%的陆军兵力，远超太平洋战场，而台湾学者在2024年的两岸抗战论坛上更是直言：“如果中国像法国那样快速投降，二战亚洲战线可能彻底改写”。

死战不退精神的当代延续与国际回响

2025年的国际局势仿佛某种历史呼应：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准备再次对台军售，总金额有可能会超过他的第一任期，日本宣布增加西南诸岛军事部署，菲律宾在南海再度挑起仁爱礁争端。

而中国的反应令人联想到那些历史片段：解放军在台海实施“联合利剑-2025A”演习，导弹穿越所谓“海峡中线”；海警船对坐滩军舰实施全天候监控；外交部长王毅在东盟峰会直言：“某些势力似乎忘记了中国面对压迫时的反应模式”。

这种反应深植于历史经验，从抗美援朝战争用落后装备逼平美军，到1969年珍宝岛战役与苏联正面对峙，再到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中官兵肉搏阻敌，中国在军事层面始终延续着“寸土不让”的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坚持不仅体现在领土问题上：华企面对美国芯片封锁时自主研发处理器；新疆棉事件后国产服装品牌全球份额反升；甚至普通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对外国诋毁言论的集体反驳，都带有相似的精神特质。

台湾媒体之所以能精准概括这种特质，因其自身经历过类似历史，日据时期的雾社事件中，赛德克族用猎枪和弯刀对抗日军飞机大炮；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台湾老兵曾回忆：“大陆炮火猛烈，但我们没人想过弃岛”。

这种跨越政治立场的共同记忆，或许解释了为何台湾《联合报》在2024年一篇社论中写道：“两岸最大的共识，或许是对外侮的零容忍”。

但西方世界对此仍存在误读，2024年兰德公司报告将中国反应描述为“非理性强硬”，而欧洲媒体常使用“民族主义膨胀”等标签，事实上这种判断忽略了历史连续性：中国对主权问题的敏感并非源于意识形态，而是从1840年以来无数次碰撞中形成的生存本能。

尾声

历史总是以不同的形式重演，当2025年初菲律宾船只再度驶向仁爱礁，试图输送建筑材料时，中国海警的拦截行动让国际舆论哗然。

但若回望1840年珠江口的三元里乡民、1900年义和团的刀矛、1937年卢沟桥的守军，便会明白这种看似"过度"的反应，实则是百年抗争形成的肌肉记忆——就像一个人曾被烈火灼伤后，会对火星保持本能警惕。

这种警惕不是源于好战，而是源于太多"如果当初不退"的历史教训，如今在南海、在台海、在科技战场，中国展现的每一个强硬姿态，背后都藏着虎门销烟的烟尘、黄海海战的浪涛与抗日战场的烽火。

西方世界或许永远无法完全理解这种逻辑，但历史早已证明：当中华民族认定退让代价大于战斗代价时，他们总会选择咬紧牙关迎战，这不是地缘政治的算计，而是一个文明延续五千年最原始的生存智慧。

参考资料：

秦系海峡《中国共产党为光复台湾的奋斗》

环球网《马丁·雅克:发展中国家可从中国寻找摆脱殖民阴影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