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贝预制菜事件，背后有鬼

预制菜的讨论继续甚嚣尘上。昨天去了一趟超市，忽然有点恍惚。偌大的超市，除了生鲜区，80%的食品都是饼干、面包、火腿肠、速冻水饺、酸奶……仔细想想，就连饮料也不过是预制茶、预制咖啡、预制果汁。似乎绝大多数食品本来都是预制的。

我娃上小学，来不及做早餐，我老公为了营养搭配，淘宝买一大堆酱牛肉、烤鸡腿、面包片，整整一个月，西贝事情一出，我问我他：“你特么咣咣买了一堆，不都是预制菜吗？”他愣住了。3000年的预制菜要说预制家族有多少成员，那可太庞大了。餐桌上所有的冷盆、市面上的鱼丸蛋饺、熟食店的卤味、千奇百怪的罐头……哪一件不是“预制”的？

别说咱老百姓，就连古代皇帝吃的都是预制。《周礼·天官·膳夫》记载的天子“八珍”，有肉糜拌大米饭、肉酱浇小米饭、灯影酒糟牛肉片、五香牛肉干、烧烤肉油包狗肝等等，这哪一珍不是预选、调制的呢？其中有一珍是“熬”：先用木榔头将牛肉或者鹿肉捶捣成薄片，除去皮膜，撒上姜桂盐末，小火慢慢烘干为半成品——这不就是肉脯的祖宗吗？想吃湿的，可放在肉酱里煎，想吃干的反复捶打成肉松。古代没有冰箱，想要给食物保鲜，只能做成半成品。炒菜用的锅是宋代才有，现炒现吃的乐趣，在先秦时代根本不存在。那么，既然预制食品已经有3000年历史，为什么我们直到今天依然十分排斥？坏就坏在“预制”这个名字上。“预”给人一种不新鲜、放了很久、不是现做现吃的感觉。反正就是很负面。“制”则暗示标准化生产、流水线作业，与传统的锅气、情感想去甚远，让人感觉冷冰冰的，毫无灵魂。

我查了一下，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2013年农业科学院的一篇论文，又于2016年被国务院办公厅的正式文件引用，并在疫情期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设想，如果我们像美国一样，把预制菜改成Home Meal Replacement (HMR)（家庭替代餐），或者干脆改成“古法菜”，前者强调的便利性，而不是预制的工业感，后者强调预制是老祖宗的智慧、古来有之，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语言绑架思维语言会影响我们的心智。“人工智能”这个词让人恐慌，但“智能助手”就很友好；“裁员”听上去很可怕，“优化”就变得可接受；“核电站”令人恐惧，“清洁能源站”就放心多了。

再举一些社会上出现比较多的负面词汇案例。比如，用“牛马”代替了“打工人”，一个自嘲因为反复提及，让人对职场产生抵触心理。用PUA代替了父母的教导、师长的指正、朋友的建议，当这些行为统统被冠上操控的帽子。真正的沟通和成长被污名化了。把正常的尴尬夸张为“社死”，导致大家对任何可能出错的场合都过度恐惧、畏手畏尾。还有“内卷”这个词，本来只是描述恶性竞争，现在连正常努力都被贴上内卷标签，仿佛任何上进都是病态。这些词汇表面上对生活的正常解读，实际上却悄悄重构了我们的价值体系。危险的不是预制菜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就是思维的边界。语言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是权力的载体。当我们把一些正常的行为用负面的词汇来表达时，失去的不仅是一个词，还有积极的心态。

注意，我不是在说预制菜没有问题，它当然有不透明、卖得贵等一系列问题，很多餐饮店甚至自己都不敢公开出来说自己卖的是什么，在这里我只是点出了一个大家可能忽视的点：当我们习惯了用别人创造的负面词汇来理解世界时，我们只是在他人设计的话语框架陷阱里转圈圈。当我们改变语言时，语言也在改变我们。也许，重新夺回定义权的第一步，就是重新审视我们每天使用的词语——它们到底在描述现实，还是在创造现实？预制是合理的，我们应该反对的，并不是预制工艺本身，而是应该关注预制菜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保证生产过程的透明，让它更安全、更卫生、更美味。真正可怕的不是预制菜，而是我们轻易交出了为事物命名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