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沧溟之祀：南海神庙的建置、功能与遗产研究

编者按

明天是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羊城晚报文史哲周刊特推出南海神庙巡礼专题。这座屹立于广州黄埔的千年神庙，不仅承载着“扶胥浴日”的自然观照（曾为宋元“羊城八景”之首），更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一座丰碑，堪称自然景观与文化遗产交融共生之典范。

我们选择南海神庙，因其双重价值的厚重：它既是古人敬畏海洋的自然崇拜场所，见证珠江口沧海桑田地理变迁；更是祭祀海神的最高坛庙，汇聚自隋唐以来历代帝王敕封、文豪题咏，深刻彰显广州千年商都、海丝枢纽的文化特质。其历史之久、规格之高、内涵之丰，国内海神庙罕有其匹。

当前，本报正发起新“羊城八景”评选。回望历史，“扶胥浴日”曾高居榜首，其壮阔景象与人文底蕴，为我们今日探寻城市地标、塑造文化认同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参照。端午刚过，水润万物，也让人想起神庙千年祈愿：海晏河清，舟楫平安。

现在，让我们随文入庙，感千年海事之脉动，聆丝路文明之回响。

南海神庙位于广州黄埔区庙头村，俗称波罗庙，是宋、元时期“羊城八景”之首“扶胥浴日”所在地，中国古代官方祭祀海神的场所，也是目前国内唯一完整保留的海神庙与广州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该庙始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距今已1400多年。其悠久历史、众多碑刻与文物、文人墨客歌赋及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独特地位，无不吸引人们探索研究。

庙貌千年：祀典肇建与历代崇封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地的四周被海水所包围，所以大海向来被君王推崇。《礼记·月令》记载，周时，天子命有关官员祭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这可能是最早关于祭四海的记载。从周代起，统治者就将祭祀五岳、四海、四渎纳入国家礼制体系。《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皇帝有感于百川之大，无阙无祠，于是在洛水处立祠祭海神，以求风调雨顺，有人认为，这就是中国古代帝王立祠祭海神之始。

隋朝时，广州已是中国南方交通贸易的中心。开皇十四年（594），大臣奏请近海建祠祭海神，隋文帝诏建四海神庙，南海神庙应运而生。其地处“扶胥之口,黄木之湾”，距广州古城约八十里，是古代出入广州的海路交通要道，经此放洋出海，可通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地区。

南海神庙的建立，与南北朝以来广州地区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海外交通贸易不断发展有密切关系。当时，中国和西域各国的交往，除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外，海上交通贸易也快速发展，不少商贾、僧人等乘船从海上来华贸易和传播佛教文化，中国海舶亦经广州出洋到东南亚、南亚诸国。由于海上航行变幻莫测，祈求海神保护的愿望与日俱增。隋代建立南海神庙，顺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

南海神庙建立后，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祭祀南海神，屡派高官重臣前来广州，使南海神庙成为我国一大坛庙，居四海神庙之首。唐武德贞观年间（618-649），朝廷定下每年祭祀五岳、四渎、四海制度，并规定广州都督、刺史为祀官，就近祭祀南海神。开元十四年（726），唐玄宗遣太常少卿张九龄祭南海，开创皇帝派重臣代祭南海神之先河。天宝十年（751），册封南海神为“广利王”，南海神由享公侯之礼升为享王一级礼遇。“广利”寓意广招天下财利，蕴含了唐玄宗对广州海上贸易的殷切期望。唐中期，随着西南吐蕃的强大和侵扰，以及中亚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的崛起，沟通中西贸易的“陆丝”趋于冷落，海上丝绸之路得到更大发展。唐时，中国商船从广州出发，经南亚、印度洋，直抵波斯湾和非洲东岸，促进了亚非交流与贸易。这条全长超万公里的航线，是当时世界最长的航海路线，被誉为“广州通海夷道”。

唐亡后，中国陷入五代十国分裂，中西陆路交通受阻，但海路因造船和航海技术发展而兴旺。岭南南汉国财政依赖海上贸易，南海神地位稳固，南汉后主刘鋹于大宝元年（958）加封南海神为“昭明帝”。

宋开宝四年（971），宋军平定岭南，在广州设立市舶司，这反映北宋政权从立国之始就十分重视海上贸易。宋代曾在多处设市舶司，但南宋中期以前广州的贸易额一直独占鳌头，朝廷还命重臣修葺南海神庙，希望获南海神保佑，“限六蛮于外服，通七郡以来王”。南海神也因此被誉为“海上外交之神”。

宋太祖废除南汉所封“昭明帝”号，赐南海神一品之服。宋真宗赐南海广利王玉带，并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派员修复神庙。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加封南海神“洪圣”号。宋皇祐五年（1053），因南海神“显灵”助官兵击败侬智高，加封“昭顺”号，同时赐南海神夫人为“明顺夫人”。南宋因边患紧张、国库匮乏，愈发重视海外贸易，对市舶税寄予厚望。绍兴七年（1137），广州当局称官军得南海神保佑平定湖南盗贼，宋高宗加封南海神“威显”号，使其成为“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终宋一代，南海神获多次加封。

到了元朝，蒙古人虽是“马上得天下”，但元将张弘范是在广东崖门海上彻底终结宋朝统治的，所以元朝亦十分重视祭海。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忽必烈遣使祭南海神，封南海神为“广利灵孚王”。据清代崔弼《波罗外纪》记载，元朝还有多位皇帝给南海神加封，可惜封号已湮灭无闻。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虽实行严厉海禁，但对海神崇敬有加。洪武二年（1369）遣徐九皋祭南海神并重修神庙，洪武三年又派大臣祭祀，并取消南海神历代封号，只称南海之神。永乐三年（1405）起，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永乐七年（1409）封南海神为“宁海伯”。明中叶后海禁松弛，天启元年（1621）明熹宗敕封祝融为“南海广利洪圣大王”。

清康乾时期祭祀南海神最为兴盛。康熙热衷祭海，曾先后十一次遣重臣前往祭祀南海神，并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御笔“万里波澄”制匾，派户部右侍郎范承烈护送至神庙，且立碑纪事。雍正三年，封南海神为“南海昭明龙王之神”，这是历代最后一次加封。

1991年2月8日，广州市文物部门在南海神庙举行了隆重的重修复原落成仪式。这次维修历时五年多，是自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来最大最全面的一次。维修后的南海神庙，从“海不扬波”石牌坊起，中轴线上由南往北分别是头门、仪门和复廊、礼亭、大殿和昭灵宫，以及东西廊庑和庙西小山岗上的浴日亭等，还有华表、石狮、韩愈碑、开宝碑、洪武碑、康熙“万里波澄”碑等附属文物，形成一组颇具规模的古建筑群。千年古庙，雄姿再现。次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抵达广州，依唐宋传统，前往南海神庙，开启在华考察之旅。负责人迪安先生表示，南海神庙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表明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端于广州。1991年3月26—28日（农历2月11—13日），重修后的神庙迎来了第一次波罗诞。

21世纪以来，南海神庙保护工作受到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广州市、黄埔区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神庙及相关文物严格保护，加强周边环境整治，逐步恢复历史景观，提升了其文旅价值。

南方碑林：庙藏碑铭的典章与文献意义

因历代朝廷祭祀、文人墨客题诗作赋，庙内保留有历代几十方碑刻，对岭南文物典章、风俗习惯和书法艺术研究，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因而被誉为“南方碑林”。

据清代崔弼《波罗外纪》记载，庙内有唐碑一、宋碑十一、元碑十、明碑二十六、清碑二十一。还有宋代苏轼、明代陈白沙、清代裘行简等历代名人诗歌石刻十六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海神庙遭遇浩劫，古碑刻横遭破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广州市文物部门对庙内残存古碑刻进行了整理，而且复刻了一批，加上2006年在南海神庙考古发现的碑刻，目前，庙内共有碑刻47块，其中唐碑一、宋碑三、元碑二、明碑二十、清碑四，另据原拓片复原重刻宋至清古碑八块、现代书法家书古人咏南海神庙诗碑等九块。

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立于头门东侧，为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撰，俗称韩愈碑。此碑对研究南海神庙的起源、祭祀等有重要价值。碑身高达2.47米，立于元和十五年（820）十月一日，为南海神庙内所存最早的碑刻。文笔生花，记叙孔戣祭南海神事引人入胜。近代日本学者松浦章指出“海事”一词最早见于此碑。韩愈碑文千古传诵，庙因此碑而声誉鹊起。

另一重要碑刻为宋开宝碑，立于北宋开宝六年（973），距潘美攻下广州仅两年。碑文说到自古交趾七郡贡献，自南海沿江达淮，逾洛水到达南河。因岭南被刘氏建立的南汉国统治长达近70年，贸易被阻绝，人民受虐待，因此派潘美讨伐，俘虏南汉后主刘鋹，释放囚犯，赦免流人；同时记载派中使修复南海神庙一事，希望获得南海神保佑，“限六蛮于外服，通七郡以来王”，即在巩固北宋边防的基础上，加强朝贡形式的对外贸易。此碑是研究南海神庙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重要资料。

浴日诗踪：自然景观的文学构建

南海神庙是我国古代帝王祭祀南海神的场所，又是宋、元时期羊城八景之首，历史上，吸引了大批文人贤士前来参拜和游览，浴日亭更是广州古代登高观赏海上日出的好去处，留下不少吟咏诗篇。

开元十四年（726），唐玄宗遣太常少卿张九龄祭南岳与南海。在张九龄病逝后的天宝十年（751），唐玄宗再遣张九龄的胞弟、义王府长史张九章前往祭祀。唐代诗人杜甫曾赋诗《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一首，为张九章临行送别：“冠冕通南极，文章落上台。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野馆浓花发，春帆细雨来。不知沧海上，天遣几时回。”

北宋文学家苏轼也与南海神庙有一段情缘。北宋绍圣初年（1094），苏轼获罪被贬至广东惠州，途经广州，当时已是五十九岁。他慕名来到南海神庙，登上山岗，其时夜幕将尽，瑞光乍现，太阳冉冉升起，黄木湾一片霞光。面对这壮观景象，苏轼多日的身心疲惫为之扫荡一空，心情如同眼前潮水澎湃，联想到自己如今年迈多病，壮志未酬，即兴写下《南海浴日亭》一诗：“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诗中没有流露太多哀怨，而是充满豪情。联想钱塘江那排山倒海的大潮，可见当时浴日亭观日出之磅礴。自苏轼赋诗后，看海亭被改为浴日亭，日后“扶胥浴日”更成为宋、元时期的“羊城八景”之首。此后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不少与苏轼应和的诗句。清人金青茅编有《浴日亭次韵诗》及续编，录诗多达二百余首，印证了当年“登以望海，渺茫无极”的浴日亭景象和众多文人的莅临。

樯帆辐辏：神庙“庇佑”的千年贸易

在唐代，南海神庙所在的扶胥港是中外海舶出入南海的必经之地，南海神是保护人们海上航行的神灵。

唐代著名政治家、地理学家贾耽所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起点即为广州扶胥港。

五代十国时期，广州在南汉统治下，对外贸易规模虽不及盛唐之时，却也持续不衰。南汉积极向海外发展势力，“阻塞梯航，徒惑远方”，最大限度掌握南海贸易。1997年，印度尼西亚印坦海域发现了一艘10世纪的沉船，打捞出不少与南汉有关的珍贵遗物，有中国陶瓷、一百多枚南汉的“乾亨重宝”铅钱等。海外专家指出，将行政中心定在广州、积极参与贸易的南汉，“不但恢复了与南海国家的跨国交流，而且继续使用唐代政府管理舶来品交易的系统。”看来，南汉确实把鼓励通商、发展海外贸易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外国商民在南汉国都城兴王府享有居留贸易自由，受到朝廷优待。

在宋神宗、高宗时期，都提出要重视发展外贸，增加外贸税收。北宋所收关税，其中广州所征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北宋开宝六年（973），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并拔款修葺南海神庙。南海神庙的宋代碑刻中，大部分都与南海神保佑海外贸易顺利有关。《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庙之碑》提到：“自古交趾七郡，贡献上国皆自海。沿于江、达于淮、逾于洛、至于南河。故砺砥砮丹，羽毛齿革，底贡无虚岁矣”，说明当时东南亚交趾各郡通过海路来到中国进行朝贡贸易时，在南海广利王的庇佑下，已相当繁盛。

元代也很重视海外贸易，广州一直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元政府除按市舶抽分以外，还实行三十税一制度，有利于海外贸易发展。元人记述当时广州“岁时蕃舶金、珠、犀、象、香药、杂产之富，充溢耳目，抽赋帑藏，盖不下巨万计”。据元大德八年（1304）陈大震所写《南海志》载，元朝前期到广州从事贸易的客人达147国之多，占元代全国外贸涉及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4%。扶胥镇是广州外港，它一年税收达4467贯，而新会全县为4082贯，清远全县为3623贯，东莞全县为2282贯。扶胥一镇比新会、清远、东莞等县的税收还高出许多，税源主要来自海上贸易，说明其时的繁盛。

明朝实行朝贡贸易制度。明永乐元年（1403）于广州西关十八甫蚬子步设怀远驿，有房屋120间，专门用于招待外国贡使和商人。明隆庆以前主要是实行贡舶贸易，隆庆以后，海禁开放，贡舶贸易没落，商舶贸易成为合法的经营方式，来往广州的私商船舶络绎不绝。万历以后，东南亚和欧洲各国商人于每年夏冬两季到广州参加在海珠岛举行的定期市贸易，每次或数周、或数月，中国内地商人源源不断地把货物运来广州与外国商人贸易，使广州成为中外商品的交易中心。

随着扶胥港海岸线不断南移，海滩淤积，船舶不便靠岸，广州外港逐渐转移至琶洲一带。明代万历年间在珠江通往出海口沿岸建造的莲花塔、琶洲塔、赤岗塔，成为国内外商船出入广州的航标。

清初实行海禁，广东的对外贸易通过澳门继续进行，不曾中断。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朝廷先后设立闽、粤、江、浙四个海关。清代粤海关黄埔挂号口设在黄埔古港旁边的黄埔村，设有黄埔税馆、夷务所、买办馆和永靖营等机构管理对外贸易。夷务所两边分别是北帝庙和洪圣庙。可见南海神的行宫遍布了对外贸易商人密集之地。

依托黄埔古港繁荣的黄埔村，当时只有数千人，“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同外国船舶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广州十三行一带的码头，是中外货物的装卸地，屈大均形象地描述了广州商船林立的景象：“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鸦片战争后，广州黄埔港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化的港口。黄埔港日渐衰落，码头淤积，船舶停靠受阻，同治年间迁至长洲岛，长洲岛上保存至今的洪圣庙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见证了清代广州中外贸易的繁荣。

南海神庙伴随着海外贸易港口而存在，一直是港口的组成部分，历经千年，见证着广州的海上贸易历史。

考古发现：遗存解读与文化溯源

早在1973年，在南海神庙西侧鱼塘中，发现了一批枕木，这批枕木于1978年经北京大学历史系碳化实验室对样本进行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1110年左右，为晚唐遗物。专家根据枕木的形状、结构、年代以及所在地为“码头园”之名，推断此处为唐代码头遗址，表明唐代海岸线即在此。

2005年，在南海神庙周围进行大规模环境整治过程中，发现了明代码头、清代码头等遗址，极大丰富了南海神庙的历史文化内涵。

明代码头遗址位于浴日亭所在小山丘的南面。全长125米，由官道、小桥、接官亭和埠头组成，从山脚一直通往珠江。官道长条状，两边以红砂岩或木板砌筑护边，路面中间铺砌红砂岩石板，两边夯筑，路面突起如龟背状。由北往南路面徐徐倾斜以接珠江。官道北端抵达岸边后并非继续通往浴日亭，而是铺砌土路向东转往庙内。由此可见，当时前来南海神庙拜祭的先到庙里拜祭，而后才是登亭览胜一番。尤为突出的是设在官道南端与埠头之间的接官亭，从遗址残留的精美石构件，可以想象一座精致小巧的木梁架结构亭子立于江边，随时迎候各级官员离船登岸，稍作休整后进庙拜祭。

之所以要修筑此码头，与庙前泥沙不断淤塞、前来拜祭的船只难以靠岸密切相关。前人描写浴日亭“前鉴大海，茫然无际，烟波浩渺，日浴大海”的壮观景色也不再重现。宋、元时期的“羊城八景”之首“扶胥浴日”，到明代已不再位列其中，这也说明了广州海岸线的变迁对南海神庙的影响。

发现的清代码头遗址位于“海不扬波”牌坊正前方不远处，此码头的道路遗址有上下两层，分属早晚两个不同时期，位于上面的属于清代码头道路遗存，花岗岩铺筑。下面一层早期的道路遗迹，红砂岩铺砌路基，比清代路面要宽，由于清代码头遗址需做原址保护对外展示，其下一层未进行发掘，情况尚不明晰，推测属于明代。

明代以后，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南海神庙前停靠海舶已有困难。正如崔弼的《波罗外纪》所说：“波罗庙去海不到百步，向来风涛万顷，岸临不测之渊……淤积既久，咸卤继至，沧海为田，就岸犹易；水稍退，则平沙十里，挽舟难行，进退两难。”随着海岸线南移，南海神庙所在港口逐渐失去了海外贸易港口的地位。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谈到琶洲时已指出：“闽浙舟楫入广者多泊于此。”福建、浙江来的海船到广州已在琶洲一带停泊。南海神庙所在的扶胥港被琶洲的黄埔港取而代之。

发现的宋代建筑基址位于浴日亭的东北侧。这是一座东西面阔十一间、南北进深三间的宏大建筑。由于发掘场地受限，没有清理出建筑基址的四边界。从已发掘的情况看，建筑基址置于立柱下面、起到承受主力抬高建筑物、达到防潮作用的磉墩，南北就有3排，每排东西12个。磉墩基本为方形，磉墩之间存在考古学上所说的打破关系，就是说晚期人类活动遗迹打破早期的地层或建设而形成的地层关系。在中间一排磉墩，小磉墩打破大磉墩，说明该建筑历经两次修建。根据出土遗物和南宋的绍兴元宝等铜钱，可推断遗址年代为南宋。至于建筑的性质，有待于更多资料印证。

在南海神庙周边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遗迹现象。就是在明、清码头遗址的石铺道路两侧没有规律地存在着许多火烧土坑。明代码头遗址的祭祀烧坑分布在南北两段，大小不等，有圆形、椭圆形，形状不太规则。坑内多留有红色烧土壁面、灰烬、烧土颗粒，部分还有破碎陶片，发现有些火坑存在叠压，说明祭祀烧坑存在于不同时期，是民间祭祀活动的一个有趣现象。而在清代码头遗址的道路两侧祭祀烧坑多达50个之多，而且分布更加密集，不可避免地出现早晚烧坑的叠压。做法更是五花八门，有的砖砌，有的土壁，有的瓦片作壁，有的带有火道，有的以盆壁做炉口。据《南海神庙古遗址古码头》介绍：庙前“这些烧坑不但用砖加强炉壁，还用陶盆做炉口，而且带有火道，显示出生火燃烧的时间较长，所以对火炉的要求较高……在接官亭绝无这种烧坑，表明有严格的限定。”虽然目前尚无法判定烧坑的年代，但根据文献记载可知，到了清末民初已不再使用。祭祀烧坑的发现，再现了民间祭祀活动：三更时分，洗梳打扮，约上亲朋好友来到南海神庙，拿出各式祭品摆放整齐，有的祭品就在庙前烧煮准备，以示虔诚。然后祭拜者端着祭品进庙拜祭，期望南海神保佑所求如意、心想事成。

历史上在南海神庙外还有一些附属建筑，如位于庙东面的海光寺和位于庙西面的凝真观，即民间所谓“东佛西玄”。“凝真观”匾额的发现确证了文献记载。匾额仅存“凝真”和“道光戊申六月”等字样。《波罗外纪》记载：“凝真观在庙西偏，道人所居，凡官府来祭，斋宿于此。”由此可见凝真观原来有道士居住，道士和海光寺的和尚一起共理南海神庙的庙租和香火。因为南海神庙是一处官方祭海之所，因而官方人士往来较多，凝真观还是接待官方人士斋宿之地。

“海光寺”匾额发现于庙东门外的扶胥旧街。匾额中间“海光寺”三个楷书及上款“大清乾隆癸亥孟夏吉旦”清晰可见。海光寺在清代雍正年间郝玉麟纂修的《广东通志》就有记载，可见在清初已有一定规模。清代《波罗外纪》如此描写：“海光寺在庙内东北，僧二房与道士分理庙租香火。”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一致。

此外，南海神庙出土了大量南海奇石窑的产品，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相似。而南海奇石窑的陶罐在“南海Ⅰ号”沉船上发现，说明南海奇石窑的产品与海外贸易有关。同时还出土了各个时期的外销瓷器以及多件日本硬质陶器株式会社青花瓷盘。大量外销陶瓷器和日本瓷器的发现，佐证了南海神庙为广州重要的外贸港口。

南海神庙，享誉古今，名闻中外，聚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历朝历代虽多有维修，但庙址未有变化，就像韩愈所说：“因其故庙，易而新之。”考古新发现更加丰富了它的历史文化内涵，更有力地印证了扶胥港的重要历史地位。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南海神庙的码头在不同时期位置有所变化，从考古发现得以佐证。

策划：温建敏

执行：潘玮倩

{作者闫晓青，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中心]研究馆员，本文致谢该院宋中雷副研究馆员提供考古新资料}

编辑：郑健龙

来源：金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