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司法官如何审判“花和尚”？

对僧人来说，

除杀戒外，以淫戒为重。

僧人一旦犯了淫戒

即入奸罪。

那么，宋代司法官

会如何审判

犯了奸罪的僧人？

本文正文摘选自新版

《宋代的身分与审判》

【正版新书】 宋代的身分与审判全2册 天津人民出版社 柳立言 著 ￥75.1 购买

柳立言 著 赵晶 修订

内容有所删减。

小标题为此次引述新拟。

僧人犯罪后面对司法审判，处境可能相当不利，因为一般都认为僧人应较凡人更为守法，犯僧自应加重惩罚。

至迟从唐律开始，僧人犯盗和奸，处罚重于凡人。

例如凡人与无夫之妇女和奸徒一年半，僧人则加二等徒二年半，和奸之妇女仍徒一年半。凡人与有夫之妇和奸徒二年，僧人则徒三年，和奸之妇仍徒二年。

现存宋代案例不多，内容较详者更少，以下分析自有其局限性，只能一窥为数不多的司法者对色僧之处置。

(一）依法处置

我改判并非乱改，sorry，

我有法可依，我有法必依！

案件发生在南宋晚期广南西路桂州的永福县。僧人妙成与妇人阿朱通奸，被阿朱之夫黄渐的雇主因他事揭发，初判是把妙成与黄渐各杖六十，阿朱免刑但射充军妻，即押到军营，由军士以射箭或其他方式竞标，胜者娶之。

黄渐不服上诉，复审者范西堂批评初判“此何法也？”

因为僧人与有夫之妇和奸应徒三年，妇人则徒二年，但是否以奸罪起诉妇人及是否离婚，视乎其夫是否提告，而黄渐并无任何告诉。范西堂说：

“寺僧犯奸，加于常人可也，今止从杖罪。妇人和奸，从徒二年可也，今乃免断。妇（免）断，寺僧减降，不妨从厚，胡为黄渐与之同罪？胡为阿朱付之军人？重其所当轻，而轻其所当重，为政如此，非谬而何？”

这段话有几句流于精简，要跟判词其他地方综合起来解读，大意是说：阿朱应徒二年而不徒，僧人应徒三年而仅杖六十，不妨说是初判从宽；矛盾的是，既然有意从宽，初判为何把无罪的黄渐也同杖六十，又把阿朱强行与黄渐离异、射充军妻？该轻判的却重判，该重判的却轻判，这样处理政务，难道不荒谬吗？

宋 《景德四图》（局部）

何以如此荒谬？范西堂怀疑是某些初审吏员“必有取受”，意即受贿，乃各从杖一百。对阿朱的处罚，是交还其夫黄渐，逐出永福，如敢返回，先杖一百。对僧人的处罚，是从永福县交到同州的灵川县编管。

范西堂还说：“守令亲民，动当执法，舍法而参用己意，民何所凭？”强调自己依法审判，没有掺杂己意，事实上他多次引法和标榜“法意”，以指出初判的违法，例如说：“在法：诸犯奸罪，徒二年，僧道加等。又法：诸犯奸，许从夫捕。又法：诸妻犯奸，愿与不愿听离，从夫意。……捕必从夫，法有深意。……未闻非夫入词，而断以奸罪，非夫愿离，而强之他从，殊与法意不合。”何况朱氏有一幼子，若母子分离，不但违反天伦，而且难保幼子生存，“以政事杀民，此其一耳”。

令人好奇的，首先是告奸既要从夫，而黄渐并无告诉，范西堂在判词里也提到“只因（黄渐之雇主）陶岑与寺僧交讼，牵联阿朱，有奸与否，何由得实。……若事之暧昧，奸不因夫告而坐罪……则今之妇人，其不免于射者过半矣”。似乎对应否受理第三者的告奸有些犹豫，不过最后还是处罚阿朱和僧人。

其次，宋代适用折杖法，徒三年可折为脊杖二十，但僧人仍被交付邻县看管，也许是鉴于奸案之故。

宋 《景德四图》（局部）

不过在其他案件中，也有执法者坚持“在法：诸奸，许夫捕。今（其夫）李高既未有词，则官司不必自为多事”。看来宋代的和奸罪摇摆于私领域（家务事）和公领域（社会风化）之间。

（二）逾法处置

我讨厌佛，而你僧人犯了罪，

这不能怪我下手重吧！

本案发生在南宋晚期的隆兴府，执法者包恢秘密处死淫僧，且被载入《宋史》作为治绩，后来官至从二品的枢密院副长官，与副宰相等人合称执政官。可见逾法处置淫僧得到某种程度的默许：

有母诉子者，年月后状作“疏”字，（包）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与僧通，恶其子谏，以不孝坐之，状则僧为之也，因责子侍养。（子）跬步不离，僧无由至，母乃托夫讳日，入寺作佛事，以笼盛衣帛，因纳僧于内以归。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笼公库，逾旬，吏报笼中臭达于外，恢命沉于江，语其子曰：“为汝除此害矣。”

简单说，寡母告子不孝，包恢看到状子的“疏”字，怀疑有第三者，但儿子坚不吐实，只是哭泣。

根据五听之法，儿子并非无良，且为寡母隐瞒不法情事，原来是寡母与僧人通奸，嫌儿子劝谏，遂告子不孝，除之而后快。

不孝属十恶，是常赦不原的大罪，不死也得流放，可见寡母受僧人（疏状者）蛊惑，丧失母子亲情。

查明真相后，包恢体谅儿子的孝心，放过寡母，没有追究通奸和唆讼之事，并巧妙地回应不孝之讼，责令儿子好好侍奉寡母。

儿子寸步不离，僧人苦无机会，寡母乃安排僧人暗度陈仓，被包恢破局，僧人惨死。

僧人奸情曝光，又教母讼子，包恢不追究已属万幸，竟不知收敛，再次冒险求爱，可说为情害人，亦因情送命。

宋 《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局部）

虽说捉奸成双，但和奸之一方不一定获罪。讼子的寡母两次幸免追究，很明显是因为孝子的关系，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难以寻求规律之处，只能说当母亲犯罪时，母子关系（通常是亲生母子）是影响审判的重要因素。

僧人罪不至死而被秘密处死，比凡人不如，可能正因为是僧人的身分，让包恢觉得应加重惩罚。

他是理学名臣，度宗比之为程颢、程颐，这个学派的士大夫以排佛著称（事实上是一面吸收佛学一面批评佛教），在审判僧人时会不会有所偏颇，值得进一步研究。也就提出疑问，审判者本人的宗教倾向和对某些宗教的看法如何影响他们的审判？

笔记小说未可尽信亦未可不信，其间竟载有包恢案的翻版。

宋 《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局部）

僧人垂涎小商之妻，勤买胭脂果饼，四目交投之际，爱意频传。妻子谓丈夫在家，不方便办事，僧人乃倾囊中所有，让丈夫到外地经商，留下娇妻独守空房。是夕正要燕好，忽闻叩门之声，原来是丈夫回家取物。妻子让僧人躲进空箱，随即上锁，与丈夫合力抬至野外抛弃。僧人大难不死，被逻卒发现，抬回官府。打开一看，裸僧现形，官员为之大笑，心知其故，“勿问，复钥笼，投诸江”。

官员把受害人淹死，不但没有口供，也等于淹灭证据，便很难将设局骗财的夫妻绳之以法，大抵是觉得僧人罪有应得，反映官员对色僧的反感。

（三)无法处置

没错，要公平、要正义，

可他上头有人，我该咋办！

本案发生在南宋晚期两浙东路处州芝溪寨一带。僧人禁锢平民之妻，是何居心，不问可知。平民告官，僧人反咬平民盗物。

从判词可看到执法者咬牙切齿，一方面是正义难伸，另一方面是官威不振，竟对付不了一个和尚：

僧行满，诉吕千乙盗己之物，吕千乙又诉僧行满关留其妻。盗物、留妻，情理俱重，两词未知虚实，自合由东县追会供证，从公定断。

夫何一妄男子，自称系是徐通判宣教，直至厅前，欲代僧行满出头。当职使厅子再三传语，谕令自重，方且退厅。不旋踵间，又用赵秘阁衔名封状，假作亲书小帖，乞免追僧。

使寓贵果于庇此妖僧，只得私下与两争人和对，岂有一僧关留百姓之妻，不伏出官，却又反执其夫为贼之理？此是有天无日世界！知县若复曲徇，当何面目见吏民乎？

郑坚承牌引追人，辄受徐宣教亲手付度官会三十贯，纵令藏匿行满，勘杖一百，押下芝溪寨拘锁，并监赃，仍具因依申州，开落名粮。徐通判盛德令名，士论推敬，见任自在严陵，未委何人辄敢假借本宅宣教名目，挠官府而害乡民，专人具申严州审会。仍照已行，别给牌引催追，并追徐宅干人。

清 《四时欢庆图》（华献优昙）

即使吕氏确有盗去僧人财物，僧人把吕妻禁锢，已犯强掳人妻之罪，须接受审判，何况吕氏有无盗物，还要对质。

官府下令拘提僧人到案，但吏人郑坚受贿，让僧人躲藏起来。行贿者是一位士人，自称出自徐通判家，并拥有宣教郎的头衔。

开庭时，僧人缺席，徐宣教却直闯公堂，要替僧人“出头”，大抵是代为陈词答辩。碍于对方的身分，执法者不便把宣教郎径行驱逐，仅吩咐下属再三劝谕，让他离去。

过了不久，宣教郎又再出现，可能觉得自己不够分量，这次带来密封信件，上面署有“赵秘阁”三字。赵秘阁大抵真有其人，是一位因退休或待阙而寓居该地的达官贵人。

看到高官的名衔，执法者不敢置之不理，打开一看，竟是要求不把僧人拘提到案。执法者也是高级官吏，终于忍无可忍，喊出“岂有一僧关留百姓之妻，不伏出官，却又反执其夫为贼之理？此是有天无日世界！”

可见执法者已经知道案情真相：僧人禁锢吕妻是真，控告吕氏盗物是假，乃要求县令不得曲徇、重罚受贿吏人，并加紧拘提僧人。

执法者知道，关键人物是徐宣教，犯行包括闯闹公堂、行贿，甚至伪造文书。就常理判断，徐宣教应是徐通判的亲属，因徐通判的恩荫而得到宣教郎的头衔，要追究实在有些麻烦。

明 《岁华纪胜图》（浴佛）

执法者于是三管齐下：

一是派专人通知在严州任职的徐通判，

二是拘提徐府干仆（僧人应是藏在徐府），

三是准备下台阶，声称宣教郎是冒牌货，与徐府无关。

大抵只要宣教郎不再干预办案，前事便可免究。执法者说：“使寓贵（赵秘阁）果于庇此妖僧，只得私下与两争人和对。”

听来是不满赵秘阁干预司法，但亦似在暗示他们安排僧人与吕氏和解，这当然有些曲法了。

本案明白显示，还算有正义感的高级士大夫，面对特权阶级的介入，执法也难免绑手碍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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