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天安门城楼只挂过12个人的画像，其中有一人才挂了1天

到1979年10月1日清晨，天安门前的礼炮刚刚停息，摄影师谢宗霖低声嘀咕：“今年的画像换得更早。”没人回答，他抬头看着那幅高6米、宽4.6米的毛主席油画在晨曦里泛着柔光。几乎所有北京老街坊都知道，每到国庆前夕，专门的绘画小组要用吊车把新绘好的毛主席画像挂上去，这项传统自1949年开始一次不落地延续至今。可若追溯更远，这堵朱红城楼其实只出现过12个人的脸庞，其中一位只被风吹了短短24小时。

回望名单，要先从1912年说起。民国刚刚取代清朝，袁世凯急于塑造权威，他的部下将一幅黑白相片描摹成彩色油画，高挂正中。铁面兵丁列队守卫，城楼下行人窃窃私语，“这是大总统吗？”新鲜感没维持多久，关于挂像时间有两种流传：一说1913年10月上墙，1916年袁死像落；另一说干脆一直留到1928年奉系败退才撤。史料难断，但袁世凯是第一位把自己头像推上城楼的人，毫无争议。

第二位登场的是孙中山。1925年3月，孙先生病逝北京，灵柩暂厝香山碧云寺。1929年6月1日移灵南京那天，北平各界举行公祭，礼兵将他的巨幅遗像悬于天安门，青天白日旗与五色旗一同飘扬。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这位先行者的敬意，每逢五一或十一的庆典现场仍会出现孙中山画像。开国大典当天，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画像居中，孙先生画像居左，共同注视广场上三十万军民。

抗战胜利后的短暂春风吹来第三张面孔。1945年8月，蒋介石在北平阅兵，趁热打铁命人绘制油画，外加自己题写的“天下为公”四字，一并挂上城楼。宋美龄陪站台阶下，两人挥手示意，但听众寥寥，气氛尴尬。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蒋像被工人们悄无声息地摘除并送进库房。当年年底，国民党主力东海败退，这幅油画也彻底退出舞台。

1949年2月12日，北平城头第一次出现毛主席画像。那天是和平解放庆祝大会，警卫员扶梯递绳，画家王肖一的作品随绞车缓缓升起，广场人潮爆发出山呼海啸。会后毛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提议：“北平的胜利不是一人之功，要把有功的同志都写进历史。”随即，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聂荣臻、叶剑英、林彪七位领导人画像陆续挂出，与主席画像并列。

同年7月7日，七七事变纪念大会上，只留下毛泽东、朱德两幅并排而立。朱老总在抗战中的统帅地位无需赘述，以并列形式致敬前线功臣，成为当时大后方以及解放区军政机构普遍仿效的做法。许多老兵回忆，“指挥部墙上永远是一左一右，主席和总司令守着咱。”

1967年，时任北京美术公司画师王国栋接受任务，重新创作第八版主席画像。为了还原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在工作室里摆16盏碘钨灯，连熬10夜。画像完成后，画面色调更柔和，衣领翻角更显立体。“像是主席在同你说话。”工人师傅这样评价。此版自1967年10月1日悬挂至今，成为广场标志性记忆。

算下来，毛主席与朱德等八位领导人，加上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共十一位，还差一人。答案来自1953年春天。3月5日凌晨，苏共中央发布斯大林逝世的电报。北京立即降半旗致哀，3月9日下午举行追悼会，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就在那三小时里，斯大林画像出现在天安门正中，随后按照原定仪程迅速取下。这位异国领袖也是唯一一位“只挂一天”的特殊存在。

对许多老北京来说，城楼挂像不仅是政治符号，更是城市年轮。早年间油画怕雨淋，要用绳索快速卷起；1977年起改用耐候性化纤布，重量从一百多公斤减到七十多公斤；2003年增加防紫外线涂层，色彩稳定性提高一倍。技术的进步默默守护每一幅画像的庄严。

有人统计，1949年至今，主席画像平均每年更换一次，全部旧画安全保存，编号入档。画像后背常留有画师寄语，最常见的是八个字：“谨献祖国，光照千秋。”这一细节鲜为人知，却深得人心。

12幅面孔，跨越封建残余、辛亥理想、抗战烽火、社会主义新生，它们在同一片城砖上依次留下痕迹。今日游人仰视城楼，只能看到那幅熟悉的笑容，但倘若循着时间轴细数，背后每一次更迭都对应着中国道路的重大转折。或短暂，或长久，正因如此，这面高墙才显得格外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