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日本政府头疼的中国女人，国内对她的宣传却很少，如今73 岁了

据日本老兵讲述，在南京的日本部队里，中国人被关在特制的笼子中——那些笼子仅1米高、1.5米长，人在里面躺不下也站不直，吃饭排泄全在笼内。更残酷的是，日军向这些中国人注射细菌，将近一个月后，受害者身体衰弱，血液被抽走用作细菌武器，最终在手术室被抽干血液而死，尸体随即被烧掉。这般令人发指的人体实验，只是侵华日军累累罪行中诸多卑劣行径的一种。

也正因如此，当听到这样的历史时，王选曾直言：

“这场官司几乎可以肯定是赢不了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让整个世界都知道，日军当年是如何残杀中国人的。从法律上，我们也许赢不了，但是，我们一定要从道义上战胜他们，一定要在公关上战胜他们。如果日本不承认，我们可以世世代代与他们打官司……”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成为她多年来为细菌战受害者奔走的精神旗帜。

关于王选这个人，不少人都对她没印象，有些人说，那是国内对她的宣传少的缘故。王选自小喜爱读书，尤其对历史、政治、社会、国际关系有着浓厚兴趣，后来考入杭州大学读英语，原本还憧憬过做外交官。上世纪80年代初，她当过法律代理人，对法律也有涉猎。之后她赴日本留学、工作，在那里，她原本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甚至和日本丈夫开了家书店，有机会参与一些中日之间的商业和学术交流。

转折点发生在1995年8月3日。那天，她在哈尔滨召开的“前日本731部队细菌战国际研讨会”上，看到日本和平人士报告了浙江义乌崇山村村民调查细菌战受害的情况，还收到30多位村民代表要求日本赔偿的签名。那一刻，她想到自己是崇山村人的后代，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1996年，崇山村村民想为先辈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却不知如何着手，在乡亲推举下，王选成了浙江、湖南等地180名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的团长，正式参与到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中。

从此，调查与诉讼成了王选生活的核心。她频繁往返于中日之间，悉心搜寻证据。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她走遍大半个中国，一次次严词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行。可这一切远比想象中艰难：由于是纯粹的民间行为，又加上731部队的大量罪证在战败后被销毁，调查取证工作异常艰苦。

她不仅把个人积蓄和工作收入几乎全部投入其中，还要承受来自多方的不解与冷遇。没钱的时候，孤独常伴左右；家人起初也表示反对，但王选从未动摇，她只有一个信念：“我已经看到了，就不可能再背过身去，装作不知道！”

1997年，中国第一批原告正式起诉日本政府，控告其在二战期间在中国传播鼠疫等恶性病菌。原告团指出，据非官方统计，约30万人死于那场细菌战。漫长的诉讼之路就此展开。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传来，法院第一次判定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长期被卑鄙掩盖的肮脏真相，终于被认定为事实。这是王选和伙伴们多年艰苦努力换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然而，一审判决仍以不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权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是，上诉、二审继续推进。王选始终将诉讼过程看作让世界了解历史真相的方式，那时50岁的她，已然做好后半辈子都要和细菌战“较劲”的准备。

可真正的考验不仅来自外界。官司历经多年，原告团里的老人在不断逝去，六分之一的原告已告别人世，连再坚强的意志也抵挡不住自然规律。对于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亲自与日本政府对阵的机会越来越少，更何况他们中有些曾直接遭受过细菌战的折磨。即便在王选所在的原告团里，也有人开始动摇。那些来自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年老农民觉得，在有生之年看不到官司打赢的那一天了。

王选无奈却又坚定地说：“我最大的敌人是时间，我们需要无穷无尽的时间，但时间却在逐渐流逝。”可即便如此，这位年过半百的中国女人依旧用铁一样的声音宣布：中国受害者将继续上诉，不到日本政府谢罪赔偿，誓不罢休。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全世界知道：那些成千上万死得痛苦、肮脏而屈辱的中国人，那些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细菌试验体”，曾经在地球上尊严地活过。

如今，王选已经73岁了。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她虽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冲在调查、诉讼的第一线，却依旧为这件事操着心。她会通过讲座、文字、交流等方式，把那段沉重的历史、那些受害者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让记忆的火种继续燃烧，让正义的呼声不曾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