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东线之肃反中的三次审判（四）

1935年到1936年初，镇压和逮捕在国内和党内没有遭到明显的反抗，虽然引起了一些党员的极大不安，但是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让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施他的清洗计划。

随着大清洗的加剧，作为镇压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部门，斯大林把他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扩大人员的编制，在1937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理论依据，他提出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党内还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含义不清的字眼“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的干部时，就经常使用这个词。

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很快就降临在了苏共和人民头上，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季诺维也夫、托洛斯基联合总部”的成员，在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这些人跟已经被驱逐出境的托洛斯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立即执行，并且没收全部财产。判决不到24小时，报纸就报道死刑已经被执行。这次审判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做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诺夫完全是被屈打成招，他们两个人受到严刑拷打，甚至在盛夏季节莫斯科气温高达36度的时候，他们的牢房里被接通了暖气，让他们的伤口无法愈合，流脓爬蛆。然后，斯大林就派人通知他们，只要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的罪行，保证二人不死，也不罪及家属。二人在审判的时候甚至抢着认罪，但是就在认罪后，法庭宣判二人死刑，立即执行，不得上诉。这两人直接就懵逼了：“同志们，斯大林不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我们要见斯大林同志！”。在去往刑场的路上，两人不断敲打囚车的门：“看在死去的列宁的份上，我们要见斯大林一面”。到了刑场一看，坑都刨好了“看着上帝的份上，我要见斯大林一面”。

加米诺夫

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的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都是过去苏维埃出名的活动家，参加过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但是1920年代中期曾经拥护过托洛斯基，已经被开除了党籍的人，早就跟托洛斯基断绝关系且已经恢复党籍了，在人民委员会的出版机构等担任领导职务，但是被指控接受托洛斯基指使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施行恐怖和暗害勾当。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4至8年不等的监禁。

由于拉狄克等人交代，他跟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所以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逮捕，在随后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做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托洛斯基派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任务活动。

布哈林

随后，苏共中央宣布将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1938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的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19名被告以谋害罪、叛国罪被起诉，随后被判处死刑。布哈林被捕后，斯大林又派人去告诉他，只要你认罪就能免死，但是布哈林根本不信这一套，后来审讯人员威胁要杀死他刚刚出生的儿子时，他才不得不认罪，他说他可以什么都招供，只有一个条件是死之前见妻子一面，获得了批准。布哈林给了他妻子一封信，题目是«致苏共下一代领导人»，主要内容是：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头，无产阶级的斧钺是无情但是纯洁的，我是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强大的力量，大量有组织的炮制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够把任何中央委员和党员磨成粉末，把他们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和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刻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要求妻子把信的内容背下来，然后把信的原件烧掉，叮嘱妻子无论如何要活下去，把信交给下一代党的领导人。布哈林死后，妻子被送去西伯利亚劳改营，一直坚强地活着到1980年代，才把这封信公开，这时的苏共领导人是戈尔巴乔夫，1988年苏联解体前两年才给布哈林平反，所以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斯大林时期拍的电影，布哈林都是暗害列宁的反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