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人口流失1.7%，成都增速 2.6%，西部三省为何留不住技术人才？

在中国西部地域版图中，陕西、四川、甘肃三省占据重要位置，人口变动轨迹折射出了区域发展的差异化特征，也暗藏着人口流动的底层逻辑。

不同于民族地区的政策导向型人口变化，这三个省份的人口流动更多受经济发展水平、核心城市辐射力等市场因素驱动。

通过解析三省近四年的人口数据，能清晰看到核心城市对人口的吸附效应与弱经济基础下的流失困境。

这个现象除了是西部发展的缩影，也是一次引发对区域均衡与个体选择的深层思考。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至今的四年间，陕川甘三省的人口变动呈现出鲜明的分化态势，这种分化并非偶然，而是区域发展实力的直接体现。

作为西部人口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总量变动微乎其微。

全省常住人口从8367万小幅降至8364万，四年仅减少3.5万，降幅不足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一数据背后，是四川经济发展与核心城市辐射的双重作用。

过去，四川曾是传统民工输出大省，但随着省会成都的崛起，这一格局已彻底改变。

成都在四年间常住人口增长53.6万，从2093.8万增至2147.4万，增长率达2.6%。

以人口规模衡量，成都已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强大的经济活力不仅吸纳了省内大量劳动力，还吸引了省外人口流入。

除成都外，绵阳、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等八个地市州也实现人口增长，其中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符合西部民族地区的整体趋势。

绵阳、宜宾等城市的增长则源于地方产业发展的带动。

这种多点增长的态势，让四川在人口流动大潮中保持了整体稳定。

陕西的人口变动与四川有着相似的逻辑，全省常住人口从3953万增至3954万，四年仅增长1000人，基本实现动态平衡，表现优于全国多数省份。

这一成绩的核心驱动力来自西安与咸阳的协同发展。

西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四年间人口增长20.5万，咸阳以3%的增长率成为全省增幅第一的城市。

两地的人口增长并非孤立现象，是西咸一体化进程中，西安核心辐射与咸阳产业外溢的共同结果。

西安的经济发展不仅留住了省内大量劳动力，科技、教育资源还吸引了周边地区人口流入。

不过，除西安、咸阳外，铜川、杨凌示范区虽也实现人口增长，但两地总人口不足100万，增长总量仅7000人，对全省人口格局的影响有限。

渭南、宝鸡、安康、汉中、榆林等多数地市依然处于人口流出状态，其中榆林作为经济有亮点的城市，人口仍有小幅减少，可见其对人口的吸引力尚未充分释放。

与陕川两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甘肃的人口状况。

作为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的省份，甘肃近四年人口流失严重，常住人口减少43.6万，流失率达1.7%。

在全省各地市中，只有嘉峪关和兰州实现人口增长，但增长规模有限。

嘉峪关作为直筒子市，总人口仅31.5万，四年仅增长2000人，对全省人口的拉动作用微乎其微。

省会兰州的表现同样不尽如人意，四年间仅增长7.7万，增长率1.8%，流入人口多为省内其他地区的迁移人口。

从实际情况来看，兰州对本地优质人才的吸引力不足，不少有能力的兰州人更倾向于前往西安等发展更好的城市，不是非要留在本地。

庆阳、天水、平凉、陇南等城市的人口流失更为突出，天水流失9.3万人，流失率3.1%。

平凉流失7.6万人，流失率4.1%。

值得注意的是，庆阳人甚至更愿意前往西安逛街消费，作为不属于省会的兰州，这一现象背后，是兰州核心辐射力不足的现实。

此外，大量甘肃人口选择前往新疆发展，成为新疆汉族同胞中占比最高的省份来源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甘肃本地就业机会与发展空间的不足。

陕川甘三省的人口变动并非偶然，背后是核心城市实力与区域经济基础的双重作用，这一逻辑也与中部、东北、民族地区的人口变化规律相呼应。

四川与陕西的人口稳定，核心在于拥有经济实力强劲的核心城市。

成都作为西部经济强市，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就业机会和优质的公共服务，成为人口流入的“磁石”。

在吸纳了省内劳动力的同时，还吸引了省外人口，形成了核心吸附效应，即便有部分人口流出，也能通过核心城市的吸引力实现动态平衡。

西安的情况与之类似，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科技、军工、教育等优势产业为人口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支撑。

西咸一体化的推进进一步扩大了人口承载空间。

这种“核心城市带动区域”的模式，让两省在全国人口流动大潮中保持了相对稳定，也印证了有强核心则人口稳的发展规律。

甘肃的人口持续流出，根源在于缺乏强核心城市与坚实的经济基础。

省会兰州的经济实力有限，产业结构单一，对人口的吸附能力不足，无法留住本地优质人才，也难以吸引省外人口流入。

全省除兰州、嘉峪关外，其他地市经济发展普遍滞后，就业机会匮乏，人均收入水平较低，难以满足劳动力的发展需求。

这种无强核心加经济薄弱的格局，让甘肃成为人口流出的重灾区。

与山东“两超多强”、广东“四大核心引领”的发展模式不同，甘肃的区域均衡是“普遍薄弱”的均衡，不是“共同富裕”的均衡。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省会城市也难以承担起人口集聚的重任，最终导致人口持续外流，这与吉林、黑龙江、江西等省份的人口流动规律高度契合。

三省的人口流动格局，反映了区域发展的差异，也为当地居民的发展选择提供了现实参考。

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基于自身条件与区域现实，形成了差异化的流动路径。

对于四川和陕西的居民而言，区域内的核心城市成为首要选择。

四川居民前往成都、陕西居民前往西安，既能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又能兼顾家庭与生活成本，这种省内流动的模式已成为多数劳动力的理性选择。

这两个核心城市的发展潜力，也吸引了大量外省人口流入，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区域的吸引力。

对于顶尖人才而言，北上广深等全国经济高地仍是更优选择。

成都、西安虽发展良好，但在高端产业、薪资水平、发展空间等方面与一线城市仍有差距。

因此，有能力的顶尖人才选择前往一线城市发展，形成了省内核心与全国高地的双重流动格局。

这种选择完全符合个体发展需求，也顺应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

对于甘肃居民而言，由于省内缺乏强核心城市，跨越省会、向外流”成为更理性的选择。

兰州的发展现状难以满足优质人才的发展需求，因此，有能力的甘肃人更倾向于直接前往西安、成都等周边强核心城市，或北上广深等全国经济高地。

对于普通劳动力而言，前往新疆发展成为重要路径。

新疆与甘肃地域相邻，拥有较多的就业机会与发展空间，成为甘肃劳动力的重要流入地。

这种不恋省会、直奔强市的流动模式，是甘肃居民基于区域现实的理性决策，也反映出弱核心地区人口流动的特殊规律。

陕川甘三省的人口变动轨迹，清晰展现了核心城市引力与区域经济基础对人口流动的决定性作用。

四川与陕西凭借强核心城市的辐射力，在人口流动中保持了稳定。

甘肃因缺乏强核心与坚实经济基础，陷入人口持续流出的困境。

这一现象不仅是西部区域发展的缩影，更揭示了人口流动与区域发展的双向互动关系。

强区域吸引人口集聚，人口集聚又进一步助推区域发展，弱区域难以留住人口，人口流失则加剧区域发展困境。

对于区域发展而言，培育强核心城市、夯实经济基础是留住人口的关键。

四川、陕西需继续强化成都、西安的核心辐射作用，同时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形成“核心引领、多点支撑”的发展格局。

甘肃则需加快产业升级，提升兰州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挖掘各地比较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根本上增强人口吸引力。

对于个体而言，基于区域发展现实做出理性选择，是对自身发展的负责，也是人口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过程。

人口的合理流动，最终将推动区域发展更加均衡、更加高效。

陕川甘三省的人口流动故事，还在继续，背后的发展逻辑可能会为更多区域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