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岚县】光绪二十年甲午科，岚县四人中举

作者：易南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纸乡试捷报传到吕梁山，震动了岚河两岸。

1894年10月9日的《申报》刊登了这一届《甲午科山西乡试题名全录》，山西共91人上榜，其中岚县4人中举，分别是张宪文、陈运丙、曹佐武和王化隆。

■ 图为1894年10月9日《申报》

别的县出一个举人，都能刻碑立传，而1894年的岚县，一下子就出了四个！这是什么概念？

清朝末年，山西行政区划包括9府、10直隶州和6散州，共辖约85个县，岚县属太原府管辖。整个山西共91人中举，而小小岚县就占了4个名额。

岚县用0.5%的人口占比创造了4.4%的中举奇迹，足见当时岚县文风之鼎盛。

■图为光绪甲午科山西乡试同年齿录

明清两代的乡试，源于唐、宋时的府试、州试，是科举考试过程中竞争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级考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由生员（秀才）参加，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朝廷庆典加科称为恩科，因考期固定在八月，故又称“秋试”“秋闱”。考中者获“举人”功名，可于次年赴京参加会试，继续走科举进阶之路。

光绪二十年（1894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为庆贺太后寿诞，故将本是正科的会试和殿试改称为甲午恩科。

这一届山西乡试，监临官为头品顶戴、山西巡抚张煦，大主考是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高希喆。

■图为光绪二十年甲午科山西乡试同年齿录

考试共分三场，每场考三天，共九天。第一场考察《四书》文三篇及试帖诗一首；第二场考察《五经》论文四篇；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侧重经史与实际政务。

都说“穷秀才，富举人”，如果说秀才仅仅只是一个“上大学”资格的话，那么举人就是通过了公务员考试的“准国家干部”。举人的身份本身就是“含金量”的象征，是普通百姓和特权阶层的分水岭。

秀才穿长衫，免徭役、见官不跪，却仍是寒毡坐透、无权无势的穷苦读书人。而一旦中举，便是名副其实的改天换命，田产投献、门生拜帖、官府礼遇纷至沓来。朝廷明例：举人全家免徭役，田地免赋税，可任知县、教谕，妥妥的准公务员，稳稳的乡绅阶层。

过去常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举人即便不当官（不是所有举人最终都能当官），仅靠土地挂靠（很多人将自家名下的土地和人口挂靠在举人的户籍之下，以此逃避徭役和赋税，举人则坐享抽成），就能实现阶层跃迁，躺着啥也不干，就能把钱给赚了。

《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前是个连米都买不起的穷酸秀才，岳父胡屠户骂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中举后，乡绅连夜送钱送房送田产丫鬟，胡屠户立刻改口称他是“文曲星下凡”，也是够荒诞的！

古代中举有多难？就拿范进来说，考了二十余回，五十多岁才中举，高兴得都疯了！为啥？因为确实难啊，多少人点灯熬油几十载，写破多少张纸，用坏多少枝笔，到死都未能如愿！

李时珍14岁中秀才，此后余生却未能更进一步；

蒲松龄19岁县、府、道三试第一，但是此后七战七败，始终未能中举；

吴承恩三次未中，发出感叹“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仕”；

黄巢五次落榜，揭竿而起前写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名句；

洪秀全四次乡试未中，一怒之下创立太平天国；

袁世凯更狠，两度乡试落榜，1905年联合张之洞上奏，直接终结了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

1894年的甲午科，恰逢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社会巨变，满清朝廷风雨飘摇。

这也导致，这届举人虽在乡试里脱颖而出，却很难在腐朽的朝廷中施展抱负。在上述四位举人中，张宪文第二年联捷考中进士。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1300余名举人发起“公车上书”事件，其中61名山西举人参与，曹佐武、张宪文等人亦参与其中。

岚县虽地瘠民贫，却素有“耕读传家”之风。史志载，同治年间大灾，乡民宁可典当棉衣，也要凑钱修葺县学宫。光绪初年丁戊奇荒，饿殍遍野，岚县竟有不少人家典尽家产供子读书。

即便是现在，岚县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减。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许多家长早早便带着孩子前往忻州、怀仁、太原等地求学，这份用心与坚持，颇有几分“孟母三迁”的意味。

只是，遥想当年岚县“一榜四举”的荣耀盛况，对比当下岚县的教育现状，着实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