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陕西只有兵马俑和西安城，真正能“震惊世界”的，是黄土高原上一个沉睡了四千年的古城——石峁。

这地儿可不只是“出土几块砖”的事儿，考古学家掘出的是中国北方史前最大城址，还顺带“唤醒”了古人类的DNA！而这背后，藏着中华文明起源的一把钥匙——不远不近，刚好在我们脚下。

比兵马俑还庞大

1958年冬，陕西省文物普查队第一次将“石峁”二字写入档案。地点在神木市高家堡公社附近，地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交汇。

地形特殊，气候干旱，几乎没人认为这里会有高等级古文明遗迹。普查人员建议保护现场，但因资料有限，这一建议没引起足够重视。

1976年1月，戴应新带队重返现场。那年冬天，黄河风起，碎石杂玉暴露山梁。调查显示，这片遗址范围广阔，碎玉累累。

9月，复查正式启动，戴应新团队通过实地走访、征集文物，认定此地为一处重要的龙山文化遗址。最关键是出土文物中有数量可观的“玉器”和“陶器”，这不是平民手工艺，是高等级统治者的象征。

2010年起，国家文物局批准对石峁遗址进行系统发掘。最先揭开面纱的是石峁外城的东门址。

调查人员惊讶地发现，在石墙的结构中，大量玉器被嵌入墙体，有些藏于墙心，有些暴露外缘，均非随意堆砌，而是有序布局。根据出土玉器形制和埋藏方式推断，这是典型的“以玉示神”，用于辟邪、镇灾、祭天。

现场结构呈现高度规划布局。城址分内城、皇城台、外城三重结构，总面积超400万平方米。考古数据显示，东门址地基筑造时间在公元前21世纪前后，正处于中原地区迈向国家形态的核心节点期。

同类建筑材料和技术可比的是后来的商代都城，但石峁的规模超出商代任何一座已知城址。东门玉墙的出现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稳定统治集团和复杂神权体系，并且技术水平、宗教意识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呈现并行而非次序演进关系。

考古资料还揭示，东门玉墙所使用的玉器，有不少经过反复打磨并非日常生产器具，而是“二次加工后作为建筑材料使用”，这背后隐含的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物资控制能力与精神价值崇拜体系。

从发现到确认，仅用了52年。石峁不再是“地方性遗存”，而是4000年前的北方都邑，中华文明复杂性的重要物证。玉器入墙，表明政治与信仰高度合流，这不是村落，是政教合一的城市。

石峁，是北方不是边疆，是黄土不是荒原，是文明的核心，而不是边角料。

DNA不会撒谎

2022年6月8日，《遗传学前沿》刊登一项重磅研究。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复旦大学等科研机构共同完成。

研究对象为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出土的人骨样本，以及山西陶寺遗址人骨。样本总计172份古人类线粒体全基因组，时间跨度从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约距今4836—3253年。

研究结果指出，石峁人群在遗传结构上呈现出“连续性”，也就是说，4300年前石峁居民主要是本地原生人群的延续，不是由其他地区迁徙而来。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部分学界关于“外来移民建城”的推测。

基因数据进一步显示，石峁人群与黄河流域的其他古代人群存在联系，但联系最紧密的，并非最早的仰韶文化，而是处于同一时期的龙山文化人群。其中，石峁与晋南陶寺之间的母系遗传联系清晰明确，表明两个地区之间存在长期人群互动。

研究团队指出，石峁与陶寺虽隔黄河，但在文化器物、居址结构等方面表现出高度同质性。此前考古实物层面早已揭示两地陶器风格接近、玉器制式相似，本次基因结果从遗传角度进一步印证这一关系。

研究员强调：“石峁人群与龙山时期中下游人群存在更紧密的遗传关系。” 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明确的：石峁并非“单独发展的小群体”，而是融入了一个更广泛的区域性人群交流网络。

这项研究不仅重建了古人群迁徙路线，也在无声中提供了一条通往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科学路径。

基因不能表演，数据不会造假。石峁人群的本地连续性，直接证明黄土高原并非文化“接收端”，而是输出地。

黄河之上不是空白

石峁遗址所在的地带不只是“地理分界”，也是文明互动的“历史通道”。从地理上说，这里正处于400毫米降水线分界处，属半干旱与半湿润交界，是农耕与游牧并存地带。这里不适合懒惰，但很适合碰撞。文明需要挑战，这里具备挑战的一切条件。

秃尾河流经石峁东侧，最终汇入黄河。石峁正位于黄河东岸支流洞川沟南岸山梁。从位置来看，这是一处能控制水源、俯瞰河谷的天然高地，也是天然的防御点。

这种地势注定不能小看它。考古揭示，石峁的城墙使用大量石料，内城墙厚度达5米，外城设有复杂台阶与缓冲带。从建设方式来看，显然不是临时建筑，而是长年统治下的规划产物。

在城市构造方面，石峁内有居住区、作坊区、宫殿区等分区布局，尤以皇城台最具象征意义。皇城台地势最高，为古代统治者居住、祭祀之所。出土玉器大多集中于此，这并非偶然，而是政治权力空间与精神权力空间的重叠。

2010年后发掘还发现，许多建筑中嵌入了彩绘陶器、金属制品，显示出高等级统治者对物质资源拥有绝对调配权。特别是“彩绘陶”多为祭祀用品，标志着宫殿活动并非日常生活，而是权力行为的展现舞台。

这套遗址体系的复杂程度，不亚于后来的商代都城。考古专家指出，石峁的功能性与宗教性融合，极可能代表一种“早期国家雏形”。

2016年后，国家文物局将石峁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研究对象。研究结论确认其为“最接近早期国家形态的北方遗址”。

不是一块玉器，不是几堵墙，而是一座城市。这座城市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对中华文明起源“单中心”的理解。它不是中原文化的外围枝节，而是自成体系的文化重镇。它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章节。

从高家堡到黄河东岸，从东门玉墙到线粒体基因，从出土陶器到统治体系，石峁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发出同一个信号：中国北方，在四千年前已经写下了“国家”二字的草稿。

参考资料

四千年前晋陕高原石峁都邑的发现与解读-光明日报-2024/06/27

古DNA“开口”讲述石峁人群的母系遗传史-科技日报-2022-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