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前的今天，一个书生开始了他的文化抗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任国立暨南大学（最初由清政府1907年在南京办学，此后曾迁往上海、福建建阳等地，后停办，于1958年在广州重建）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也面临着他个人的“历史时刻”：走，还是不走？

自8月13日后，上海逐步沦陷，大部分地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只保留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块沦陷区中的“孤岛”。许多人选择向大后方内迁，而那些选择留下的被认为是贪图安逸的“伪民”“顺民”。对郑振铎而言，选择撤退显然不太现实。他家中上有年迈的祖母，下有刚出生的小儿子，其所任教的暨南大学也仍然坚持在上海办学。站在那个十字路口，他决定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抗战期间，以郑振铎为代表的身处沦陷区的平民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不见硝烟的“文化抗战”。他们将保全历史文献当作一场对敌的“暗斗”，“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然而包括这些藏书在内，有大量的民间私人藏书在战乱中流散，许多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居住在租界的人们远眺战场。郑振铎的一万数千册书籍被毁于这场战火中。

2009年冬天，当时正在日本东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吴真意外翻到一本《广东战后报告》，其中提到战时日军召请日本各大学的学者来到中国占领区整理“接收”的图书。当她询问日本导师这批书的下落时，对方表示并不乐观。自那之后，吴真便开始在业余时间辗转多地搜集资料，想弄明白这批书到底藏哪去了。在追查这些中国被劫图书的过程中，她无意中闯入了抗战时期另一个“沉默的战场”。多年以后，她将这些史料整理成书，以《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为名出版，让那片战场上的“暗斗”得以被更多人看见。

时隔88年后回看，在那片战场上，那群“以书为职业”的书生在乱世求生与民族气节的道德困境中反复挣扎。他们的处境也映射着抗战时期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存现状，他们在这里看不到西南联大那样的同仇敌忾，能感受到的只是“无底洞般的黑夜”，不知道黎明何时到来。一个人如何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存活，同时还能不背叛自己的初心？在那样的日子里，书籍究竟又意味着什么？更珍贵的是，身为女学者，吴真在进入这段历史时也看到了一部分的“她们”，她很想再走近些，再听得更清楚些，却被空白的书页挡在了时间的门外，“在这样的‘文献黑洞’中，感受到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寒意”。

今天，我们刊发这篇与吴真的对话。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已出版《勘破狐狸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孤本说唱词话〈云门传〉研究》等专著。

采写｜申璐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作者：吴真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7月

一部书也是一场战争的受害者

新京报：先聊聊这本书的缘起吧。这本书是透过作为书生的郑振铎的视角重新去看1937年—1945年这段抗日战争的历史。此前不论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史料梳理，还是关于郑振铎的学术评议都已有不少先例，但将二者结合去关注当中“文化抗战”的这一面较少被提及。你最初是如何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吴真：2009年冬天，我在日本东京偶然翻到一本《广东战后报告》，是一个日军随军记者的战时见闻。他在书中讲述了1938年底广州几间大学的图书馆如何在战争中被搞得一片狼藉。后来我在日本各机构访书的过程中，偶尔也会碰到盖着民国时期中国若干个大学图书章的图书，显然是侵华时期的劫掠残余。此后，我就利用博士后研究的“业余时间”慢慢搜集“中国被劫图书”资料。当时有一个写作计划，想逐一复盘中国各个机关的被劫图书从中国到日本的具体过程。我本人的研究方向是古代戏曲文献，可那段时间心里却始终有个困惑，它也许和学术研究无关，但我就是想知道这些书到底藏哪去了。

在这方面，日本学者已经开始了系列的论述，专书比如松本刚《略奪した文化—戰争と図書》和鞆谷纯一《日本軍接収図書—中国占領地で接収した図書の行方》。中国学者比如孟国祥、赵建民也有一些相关研究。但这些研究总体偏向于对这段历史的概括性论述与账目式排列，而我更关注的是山河破碎下的家国命运、个体命运与书籍命运在战争时代产生了怎样的共振。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生于浙江永嘉，原籍福建长乐，原名木官，字警民，中国现代文学家、考古学家、藏书家。著有《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等。

为什么要通过书籍的流散来看战争中个体与国家的命运？这个视角在今天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写作时，我时常会想起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这是当时西南联大全校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国文课”的必读篇目。西南联大为什么没有选那些大家相对更熟悉的李清照的词，而是选中了这篇文章？背后其实是很有深意的。这篇文章是李清照回忆当年金兵南下的战乱期间，她独自带着家眷、几十艘装满书和古物的船南下逃难，辗转漂泊多地，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昔日她与丈夫共同搜集的这些文物不断丧失。丈夫赵明诚在去世前曾嘱咐：“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这句话如今回看仍然是很沉痛的，侵略者往往通过毁灭被侵入地的历史与文化，来试图抹除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但赵明诚、李清照以及古代的读书人认准了一个道理：只要书籍不灭，文明就不灭，国家也就不会灭。

从这个角度来说，贯穿《暗斗》这本书的郑振铎有些像“抗战时期的李清照”。他也是为了抢救民族文献奋不顾身的义士，而且有意识地为战争中历劫的书籍留下大量文字记录。全面抗战八年间，郑振铎写有《失书记》《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求书日录》《烧书记》《售书记》《“废纸”劫》等十几篇文章，记有《长乐郑氏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等八部书目，还有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文献相关的工作报告及四百多通书信。他还有记录个人访书生活的五年日记，以及分散于各书叶上的数百则题跋书话。这些文字详细记录了战争对于书籍的伤害，具体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对于书籍的文化暴行。人注定会死，但书籍永存。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可以消灭记忆。

1941年10月底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所购书籍简表。表中未计入新购的张伯芹藏书。除纪录片画面等素材外，以下其他配图均来自《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新京报：的确，谈及战争，个体命运的沉浮往往更为直观。但正如你在书中所说，其实“一部书也是一场战争的受害者”。

吴真：是的，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有一个专题是围绕“书厄”（书籍在战争年代的流散）展开历史研究。兵火世难，必然也是书籍的修罗场。例如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各地的公立图书馆以及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各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在炮火以及敌人的掠夺中，大都沦亡。战前中国共有3744家图书馆，至1937年底，损失达2166所之多，损失图书接近九千万册 。而这只是图书馆系统的官方数据，不在统计范围的、遍布全国的民间私人藏书更是遭遇了灭顶之灾，其损失之巨，至今无法用数字加以统计。

到今天为止，大部分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公家机构层面的“书厄”，而那些数量更为庞大的“私家藏书”的命运又如何呢？一般人家在撤退时，携带金银细软，却未必会全部携带古籍藏书，因为太大量了，带不走。于是私家藏书在战乱中大多沦亡，而且它们是“消失的大多数”，因为个体家庭在经历战乱之后，很少留下书籍被害的记录。但这些无名的“私家藏书”其实相当于一个国家文化的“海绵”，或者说是一个体量大得多的“蓄水池”，每当战火兵燹，国家藏书凋零或散亡，在安定下来之后，政府都要向私家求书，寻求补给，这几乎形成一条历史规律。从这个角度来说，私家藏书保存典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接力式的文化传承，但是抗战时期，这一接力也被粗暴打断了。在这本书中，我想着重探讨的就是这部分民间私藏书籍的命运。

抗战时期的另一种“暗斗”

新京报：今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相较于这期间发生在正面战场或敌后战场的多次“明斗”，彼时知识分子在沦陷区所展开的围绕诸多古籍文献的保存工作构成了书中的另一种“暗斗”。这部分史实的还原会如何影响我们回看那段历史时期？

吴真：今天的我们在回看那段历史时，也许当时的“大后方”（例如西南联大）民众同仇敌忾的记忆是更熟悉的，但在以上海为代表的沦陷区内部，大部分民众所处的环境其实更复杂。在那片国家力量完全缺席的特殊地带，每个人想要活下去都只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拿不准你的朋友哪天会出卖你。在上海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郑振铎枕戈待旦，时刻警惕，处处提防，既要提防敌方投过来的长枪，也要提防自己人射过来的暗箭。

我们从郑振铎和友人的往来信件中就能窥见一二。他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潘博山、刘承幹等人都是赞扬的，但实际上这些人又屡次给他出难题。可他又不能和他们真的“撕破脸”，这相当于把他们完全推到了日伪方的阵营。但又该怎么去解释这种表述上的“错位”呢？这些“灰色”的地带是特殊年代一种自我保护的底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郑振铎在其中反而是那道“明亮色”。

郑振铎在“七七事变”之后藏书章——“西谛七七以后所得书”，这是中国藏书史上罕见的记录“书厄”的印章。

新京报：此前关于郑振铎的研究也有不少，从抗战时期沦陷区生活这个大背景再去看郑振铎，会对他有哪些不同的理解？

吴真：郑振铎交友广泛，他1958年因公殉职之后，友人们纪念他的大量文章被收入《郑振铎纪念集》《追念郑振铎》等书中。翻看这些纪念集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与他相交的朋友都评价说此人性格豪爽，是个文学圈的“组织者”。这点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已经被论证得很充分。在很多朋友眼中，他的性格似乎很“天真”、与人为善，尤其唐弢曾戏称，如果郑振铎说谁是“坏人”，那此人一定是个“坏人”，但如果他说那个人是个“好人”，这就需要再细想想。在朋友眼中，他是那个总是很乐天、没有什么心眼的“大孩子”（叶圣陶戏称）形象。

写完这本书后，我会觉得这个人反而是“粗中有细”的。我们都觉得他是“李逵”，事实上他是“宋江”。他在对待那些可能和自己存在利益冲突的朋友时是很讲策略的，非常了解个中的“俗情世态”，但又不会老于世故。他很能理解在当时抗战的八年间，身处不同位置上的个体的不容易。比如他曾卖给张叔平一批心爱的藏书，但张叔平在逃亡中就没有带走这批书，还把它们卖给了文海书店，后来兜兜转转，书店老板又把这批书送回到郑振铎那里，其中还有一套《长乐郑氏汇印传奇》是郑振铎手写了两页赠语的亲赠本。这好比你送给好朋友一本心爱的书，结果有天你在“孔夫子网”上看到，只能自己又买回来。虽然这样他“颇不痛快”，但好像也可以理解，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颇有‘卖空买空’之处。可怜，惟有‘书’堪卖耳。”郑振铎猜测张叔平仓促逃难的境遇也不容易，只有书籍可抵卖一些钱。从这些细节能看出来，他对于与书籍打交道的同行，还是有种悲悯在心中。

新京报：的确，当时参与到这场文献古籍抢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书中也提到不少当时与郑振铎往来密切的人士。但郑振铎无疑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从历史的后见之明看，究竟为什么是他走到了这场“暗斗”的中心？

吴真：客观上说，当时的上海文化中心有两个主要的关系网络：一个是学者、作家与出版界；另一个是收藏家与古旧书业、图书馆界。郑振铎正是这两个关系网络的中心人物之一。全面抗战八年，郑振铎有能力与敌伪争夺文献，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关系网络的情义支持。

不得不提的是，郑振铎也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他来往密切的朋友，像是胡愈之、于伶、冯宾符、胡咏骐、张宗麟、黄定慧、陈巳生、韦悫，都是中共党员。郑振铎每周参加的秘密聚会即“星二会”，可谓上海“孤岛”时期进步人士的“神仙会”或者说“长老会”，也是以中共党员为主。“孤岛”时期，郑振铎实际负责着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日常工作，该会在中共江苏文委的领导下，通过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利用该校校舍开办了三期的“社会科学讲习所”。这是一个夜校式的短期干部训练班，开设的课程有理论课和文史哲专业课，也讲游击战一类军事课，学生主要是各救亡协会成员和进步的学生，一期多达九百人。讲习所成为一所特殊形式的抗日干部学校，为上海郊区的游击队和新四军培养、输送干部，被誉为“上海的抗大”。1938年2月—1939年6月，郑振铎每周到讲习所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整个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横跨了15年，其间辗转于中日两国，不仅包括大量档案、日记、书信等一手材料，甚至还提到不少书店账单和汇款单等资料。这些史料的“破译解码”工作想必也并不容易。日记和书信这些私人文献有很多记录者的个人色彩，且由于“劫中有所讳”也隐藏了诸多历史细节，有很多“禁忌”或“失语”。你在写作过程中具体是如何处理这部分材料的？以及可否进一步谈谈这类“无意史料”的发现对抗战时期的相关研究有怎样的意义？

吴真：这里面的确涉及“视角”上的问题。由于“劫中有所讳”，郑振铎在个人记录中会隐藏不少关键信息，而且经常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件事的表述差别也很大。就算是同一个人的文字，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历史语境去具体分析。比如在洽购稀世珍品《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过程中起到“中间人”作用的陈乃乾这个人物上，郑振铎对与他交往的记录是存在重大分歧的。以往论者在研究这次洽购时，或是以1939年发表的《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为主，或是以1945年在《大公报》上连载的《求书日录》为主，很少有人发现1945年9月抗战一胜利，陈乃乾就在郑振铎的笔下“消失”了。这就需要结合当时“围观”这次洽购的多人的日记（《王伯祥日记》）和书信（叶圣陶和“开明文人圈”的渝沪通信），来补全郑、陈这两个利益相关方之外的“他者”或者说“吃瓜群众”的相对客观的视角。

每一个事件的利益相关方都会采用有利于自己的说法，对同一件事，甲和乙的叙述可能完全不一样的，个人的日记、文章，以及回忆录，均属于此类“有意史料”。由于每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立场及利益均有不同的差异，又或者是为了规避某种风险（比如郑振铎为了避免日记落入日伪特务手中），各人均采用了“利己”叙事或者片面叙事，蓄意存留某一部分事实，同时又遮蔽某一部分事实，这就导致不同主体的“有意史料”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缝，也影响了今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解与判断。怎么跳出“有意史料”视野，发掘更多的“无意史料”，这是我在资料搜检时尤其关注的问题。

郑振铎写在《乐府先春》扉页上的题跋，其中提到中国书店和郭石麒。

我想特别提的是书籍史的一些材料比如“题跋”和“赠语”，可以拓展“抗战史料”的阐释空间。郑振铎常常会在得到一本书时在扉页上记录一段话，讲这本书是如何得来的，又或者在赠书给朋友的时候写一段话，说明二人当时的关系以及与书的连接。这样一种个人信息就附着在具体的一本书上，赋予了这本书特定的故事、特定的历史时刻。这种书籍收藏、流转、阅读的记录往往比当事人的事后陈述更为真实，因为它们是某一历史时刻由人与人的交流碰撞而留下的时间痕迹，而且通常随后不会修改（日记是可能被后期修改的），有点像“火山喷发后凝固下来的岩浆”，能够基本保留关于“火山”喷发的历史信息。这点在郑振铎相关研究中尤其明显，因为他的日常习惯就是如此。这些在被写下的当时可能是一种“有意史料”，为一种有意为之的“纪念”；但隔了一段时间后，它反而构成了某种“无意史料”，它没有经过修改加工。我在《暗斗》一书中，比较留意搜集最近几年流散于各大拍卖会的一些抗战书籍，探讨集结于书籍上的人际交往痕迹，以此呈现郑振铎在抗战时期日常生活的另一个侧面。

古书追索：“一鲸落，万物生”

新京报：你在书中曾以“鲸落”形容郑振铎在抗战期间的书籍文献存续工作的意义。可否总体介绍一下郑振铎在这八年期间究竟保全了多少文献，其中较为珍贵的有哪些？以及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批文献又有怎样的特殊价值？

吴真：以“文献保存同志会”为主，1939年到1941年之间，他们抢救下来的书籍有六万册左右。1941年夏秋，约有三万册运到了香港，剩下的还有一半留在了上海，这里面有不少是珍品。1942年之后，来自重庆中央图书馆的经费已经中断了，但是郑振铎个人并没有停止抢救文献，主要在搜集一些明代史料和清代文集。以往的藏书界大多不太重视近代文献，但他抱着为了未来研究者保存学术史料的目的，去博访广收这些相对冷门的晚近文献。还好，这些东西在书市中倒不是很贵，他就用自己比较拮据的经济力量搜集了八百多种清人文集，还有其他一千多种明清文献。

1940年初，时重庆教育部批准中央图书馆以“文献保存同志会”名义在上海收书。

新京报：郑振铎一生“爱书如命”的书痴形象是早已深入人心的。但“替国家买书”和私人藏书还是有很大区别，在这方面郑振铎有哪些考量？可否举例谈谈，这些选书方面的考量具体又是如何影响他在战时的判断与行动的？

吴真：这方面确实体现出了郑振铎超越传统藏书家的一种现代学术眼光。在1931年郑振铎开始向学者转型时，研究的起点就是他自己的藏书，鲁迅评价郑振铎的治学特点是“往往恃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 。那时郑振铎藏书的兴趣几乎完全按照个人的研究偏好，比如戏曲说唱、版画和美术。但这些都是公共图书馆较为忽视的偏僻文献。到1939年底，他确定要在上海帮中央图书馆搜购时，“以放大眼光广搜群籍为宜”，尽可能扩大访购面，用同样的经费购入更多的书籍。郑振铎迥异于传统藏书家的地方，恰恰就是在这里。他认为替国家买书，乃是为了建造一座比较完备的图书馆，而不是恢复一座古代的藏书楼，他说：“我辈收书，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饰架壮观，惟以实用及保存文化为主。”

在这一思路下，“文献保存同志会”所收集的古籍门类齐整，实用书、史料书最为精善，而且又包括了玉海堂、群碧楼、嘉业堂、适园等江南藏书家的精品。书贾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是分散销售；而学者希望古籍完整地被保存在公家图书馆，得以借阅，这样才能实现古籍文献作为天下之公器。为了这一事业，那段时间郑振铎也暂时放下了自己的学术工作，他说：“为国家建立一比较完备之图书馆，则于后来之学者至为有利；其功能与劳绩似有过于自行著书立说也。”

“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搜书，注重于“史部”和“集部”。郑振铎抱着“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的爱国激情，注重抢救史部书籍，就是为了避免敌人载之东归，“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而集部文献主要是清代文人的个人文集，这部分也是以往国家馆藏中被忽视的。

新京报：这期间最为激烈紧张的一次是围绕浙江南浔嘉业堂藏书的多方对决。其中不仅多方势力都对此虎视眈眈，还经历了多轮反复。郑振铎所代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秘密购下了其中的菁华部分。怎么评价这部分抢救工作的历史意义？

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主楼。

吴真：嘉业堂藏书恰恰在“史部”上是最完备的。其主人刘承幹热衷藏书和刻书，斥重金在家乡南浔建嘉业堂，鼎盛时期号称藏书六十万卷，其中多以明清史料和地方志为主。在郑振铎看来，其中价值最高的并非是那些“宋元版”古籍，而是这些明清史部书。这也被认为是当时“文献保存同志会”搜书的最高峰，相当于一次性把一栋国家藏书馆的史部都“补全”了。由于很受重视，1941年6月先运送的也是嘉业堂这批书，它们后来被“完整地”运到了香港，又不幸地被日军全部劫运到了日本。

富于历史吊诡的是，最强大的敌人往往也是那个最理解你的人。当时被称为“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的长泽规矩也同样一眼相中了这部分书籍。在这批书被劫到日本之后，长泽最先整理的也是其中的史部书，甚至在1944年8月，东京遭受盟军日夜空袭的紧张局势下，帝国图书馆还是举办了一场面向东洋史研究者的非公开“明代史料展览会”，当时参观展览的学者通过观摩这些古籍，看到了明史新研究的可能性。可以说，郑振铎此前所担心的“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已经在日本实实在在发生了。抗战胜利后，这批书在郑振铎、陈君葆、张凤举等人的努力下，完整地追索回来了，作为最先一批归国的被劫文献，先被运回南京，后又被运至台湾。

孤岛之上，平民知识分子的“沉默”抵抗

“我在打算着该怎样尽力于这个大的生死存亡的民族战；有过种种的打算，计划，并没有想到躲、逃、撤退，和从战区里搬出什么的事。”

——郑振铎《八月十三夜》

新京报：在一定程度上，郑振铎也代表了当时一批留守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从书中的不少私人笔记中，我们经常能够读出某种思想层面的挣扎和焦虑，郑振铎也在《求书日录》中自陈自己“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另一方面，他们的选择在当时又面临很多争议，甚至昔日的好友也曾写信责怪，或是对其所做之事不以为然。今天的我们如何理解当年这批“孤岛上的文化人”的处境？

吴真：这批文化人也要分几块来看，其中一部分是像郑振铎一样在当地的学校、出版社、报馆等机构有工作的，他们当时选择留在上海有很大的原因是出于生计，所在的机构没有撤出上海。1937到1941年底，这批人主要面临的处境是，一方面要维持正常的工作，另一方面还要秘密地推动各个民间组织的地下工作。其中也有不少人抵挡不了汪伪的诱惑，可能今天两个人还坐在一起同仇敌忾，第二天有一方就“过桥”变节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情形更加恶化。很多机构撤离上海，没有撤退的知识分子就成了“失业人”。以往我们对他们1942年之后生存状态的观察是不够的。以郑振铎为例，如果说前四年他还是“进击的郑振铎”，到了后四年几乎就进入了一种蛰居的停摆状态，这部分的史料也相对比较少。但这段时间他们处境其实更加极端严峻，弥漫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是相当可怕的，在这样的时候如何活下来？如何在各种躲藏中还能不变节？那段时间，郑振铎曾与妻子高君箴沉溺于打麻将，当时很多人也开始相信神道、星相和命运，热衷于委身待运。这段时间对他们而言，是真正意义上的“至暗时刻”，而且完全失去了组织上的支援，只能进行“一个人的抗战”。

在那四年里，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抵抗。当时日本当局在上海推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不少文人参加了相关的活动并签名加入，但像是郑振铎、李健吾、柯灵、杨绛这些人形成了另外一个“不签字”的圈子。对后者来说，生存是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和当时大后方的西南联大生活境遇上的“苦”相比，在沦陷区上海是另外一种“苦”，前者至少还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凝聚心力，但在后者的上空，可能更像是一种漫长的、无底洞般的“黑夜”，不知道黎明什么时候到来。

纪录片《西南联大》（2018）画面。

新京报：民国时期的古旧书业存在诸多“潜规则”。作为一介书生的郑振铎在这套规则里有没有过一些“不适”的时刻？他在和这些古籍的“旧家”以及诸多“外儒内商”的中间人交锋时，他“书生”的一面体现在哪里？

吴真：从一般的操作流程来说，郑振铎在确定购书前需要获得作为“第三方”的张元济和张寿镛的同意，以防有人从中“抽水”。在鉴定版本价格方面，郑振铎和张元济经常存在一些矛盾。比如清人文集、铅印本、清道光以后人之著述、非初印本等，张元济认为价值不大、可不收，但郑认为这些“近代史料”，如果当下不收，后来搜集更难，而且价目不大，不妨广收。再比如，郑振铎在来青阁跟店主议价几个小时，最终用“甚廉”的五十八元买下《雪窦寺志略》《寓山志》两种方志，送到张元济处鉴阅，张只愿意出价“三十元”，这下就让郑振铎很为难了，遂写信跟张寿镛力争，主张既然与敌争夺文献，“如还价过于峻刻，必将漏失许多重要文物”。

好在“同志会”内部，两个核心成员张寿镛和何炳松都非常支持郑振铎。1940年12月，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的徐森玉来到上海帮忙，郑、徐两人在学术眼光上相当一致，这相当于四个人中，郑振铎是有三票的。

不过话说回来，郑振铎这个人其实本身“书生气”就不是很重，很少会被刺激到“意气用事”，一直能够和社会地位相对低的书商和书店伙计打成一片。即便是和张元济偶有争执，他也很少在情绪上受影响，会倾向于认为这只是学术眼光上的不同。同时他还难得的很有耐心，其实那两年搜购大部分工作是“事务性的”，几乎隔一两周就要写一份“工作报告”，向重庆方面申请拨款，还要反复论证这个项目的“合理性”——这些书为什么值得买，甚至买完还需要一一复盘解释具体是怎么做的。这些工作，一般的文人是不愿意做的，这可能和他相较于同时代诸多文人而言“出身贫寒”有关。他十岁丧父，靠母亲做针线微薄的收入和亲友的接济过活。自23岁后，郑振铎担任《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这些文学刊物的主编，需要接触大量的人，从中周旋平衡多方利益，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拼出一个最好的“盘面”。他是这项每天需要对上、对下的文献搜购工作的“天选之才”，换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不如他这么适合。

新京报：在当年的收购工作中，郑振铎所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作为大后方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其中的搜购流程既提供了某种支持，也有不少弊端，郑振铎当时具体是如何和“同一阵营”的他们打交道的？他所处的位置又会如何影响他的一些决策？以及考虑到书籍运输过程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重大的贻误是不是远非一己之力所能左右的？

吴真：确实是这样的，在当时具体的谈判过程中，经常是多次反复。以嘉业堂为例，当时半年内就经历了前后七次的反复。为了卖出理想价钱，藏书家有意促成买家的竞购，先让较有古籍鉴定能力的买家拟一份欲购书目和报价，结果这份单子可能转手就会被卖家拿给其他买家出价，那个做书目的买家就成了“冤大头”。这种旧书买卖的叵测经常让郑振铎一边拟着报价单，一边警惕着其他对手的出现。在具体的交易过程中，郑振铎频频写信、发电报催促重庆方面尽早汇款，最好是能“一面付款、一面取货”，让卖方来不及“价比三家”。但根据《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搜购过程的每个环节都需要两人以上合议盖章，凡五十元以上的古籍，必须全体委员签字通过，这经常使得郑振铎处于“被动”局面。

所有上海“同志会”抢运至香港的古籍，卷首盖“希古右文”朱文方印，卷末盖“不薄今人爱古人”白文长方印。

后来这批约三万册的古籍偷偷运到香港，也是一波三折。1940年9月，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军事同盟，日本军舰已经包围了“孤岛”上海，“同志会”需要尽快将抢救的古籍运离险地。但我通过一些汇款明细和书信发现，当时的渝、港、沪多方相关人士都在“踢皮球”。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和香港庚款会反复讨论运港方案，但迟迟没有决定行动方案。当时这些机构在香港都设有专门的办事处，但如郑振铎所言，“都不肯负这责任，不肯收受”。无奈之下，郑振铎只能自己想办法，而且是用“先斩后奏”的方式，运到了香港大学再向上报告。这种决断力的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有像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上海中国书店的杨金华这些朋友在帮他托底。重庆方面后来得知此事其实是非常生气的，甚至写信批评他，但是郑振铎还安抚参与此事的人“不用管他们，再过半个月我们就全都运完了”。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1942年1月，日军宪兵队在这里劫走暂存的三万四千九百七十册古籍。

沉默背后：“她”的尖叫如何能被听见

新京报：这本书的第七章“难中相守的战时情缘”与其他章节的气质都很不同，可能是和“书”最远的部分，却是和“郑振铎”这个人最近的部分。其中包括很多他和徐微的往来细节。郑振铎在书信和日记中对这段交往的大量提及与徐微那里的“空白”形成鲜明对照，你在这章的结尾处谈到这种对照“折射着20世纪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一个侧面”。也许考虑到本书的主旨，这部分未在书中作过多展开，但在其中能读出许多“言外之余味”。可否展开谈谈这个判断？以及为什么想把这章看似与“书战”关系不大的内容放进来？

吴真：我的理解是，在那样人生至暗时刻里，郑振铎也许期望有一个人“点亮”他，可能来自一个年轻异性的仰慕和相守。徐微是郑振铎在暨南大学指导过的学生，两人1943年在上海重逢，在后来的往来中关系渐深，这期间徐微也在协助他整理书籍。但的确，在两人长达15年的往来中，郑振铎在日记中反复记下他对徐微的“情深意长”，但今天的我们找不到女方的个人记录文字，连患难中受赠的两册郑振铎手迹本，她也早早散出了。对于这段关系，徐微又是怎么看的，因为史料的缺乏我们实在无从得知。

与此相似，那个时代不少所谓的“佳话”，后来的读者大多是从男方的私人日记中窥见“被恋者”的身影。比如在顾颉刚和谭惕吾的关系中，读者通过顾氏日记看到的是长达五十年的“单相思”，但谭惕吾一生从未接受过顾颉刚的追求，她又会怎么看待这种情感的“攻势”？在许多曾经令人唏嘘的“绝恋”中，我们大多只能看到的是一个男性的“深情”和一个女性的“沉默”。沉默本身是不是一种“无力”或“抵抗”？因为实在没能寻见这部分文献记载，作为一个学者，我也不能再做更多的论述；同时作为一名女性，我从这样的“文献黑洞”中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寒意。

郑振铎与妻子高君箴。

新京报：是的，在看这部分内容时，我时常会忍不住想，郑振铎的妻子高君箴是怎么看待丈夫笔下的这种“照亮”的？

吴真：我其实想过，如果能够找到高君箴的日记，透过她的眼睛看看全面抗战的这八年，我相信那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即便抛开这段“知己佳话”不谈，她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为了家国，天天不着家，并且把薪水全用来买书甚至借钱买书的丈夫？去年陈朗在悼念她丈夫的《请君重作醉歌行》文章里说，“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们杰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内心最痛苦地尖叫着”。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女性承受的苦难大概更甚于男性，大部分的女性都是在“痛苦地尖叫着”的，可惜，我们现在听不见。

上海剧艺社在1939年8月上演了于伶创作的四幕话剧《夜上海》，通过开明绅士梅春岭一家从沦陷区家乡逃难到上海后的种种遭遇，刻画了“深夜”中的上海生活的悲鸣。剧中的男性面临回去家乡做顺民、留在上海“熬”、上山打游击的三种选择，女性则无奈为了家庭，“下海”当舞女、神女。此年年底，剧中人物与“孤岛”的现实生活产生了共振：上海剧艺社有位特约女演员，原来在学校念书，后来忽然不来剧社了，过了些时候才知道她为了不使父亲去当汉奸，毅然挑起一家的生活重担，咬咬牙“下海”伴舞去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抗战时期的女性所做的牺牲可能是更多的，却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污名”。

幸好，还有书籍

新京报：最后，你在后记中提到写作这本书时自己也渐入中年，对郑振铎抗战时期刻章上的“狂胪文献耗中年”“不薄今人爱古人”感触渐深。这段研究经历具体对你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吴真：也许是因为人到中年，有段时间越发觉得身体和心理都处于低谷期。在写作这本书期间，我常常在想，当面对外部世界深感无力时，怎样能给自己找到前行的动力。的确从郑振铎这里，我找到了一种“共感”，就像是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动荡，总有一件事能够让你沉入其中。当时的郑振铎一方面因为没有撤退“内地”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另一方面他又在为国家抢救文献中找到了一条自洽之路。

为什么他会心甘情愿做这件事？其实他真的在这些书里找到了某种价值，用他的话说，就像是每本书都在向他“诉说”着自己的遭遇，他会去“聆听”这些“劫中书籍”的遭遇，这个过程就像是一下子接通了历史——古代的时空与现在的时空折叠相遇。这种愉悦对他而言肯定是从心底升起的，他真的把每一本书都当成了一个人，每抢救一本书，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抢救了一个人。

此外，郑振铎在抗战时期的文字中经常出现“斗室”“孤灯”下，一个人在读书的意象。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他会反复写到“大地黑暗，圭月孤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处何地，均姑不闻问矣”这样的话，可以想见的是，1942年起，上海实行“灯火管制”，在这样的沦陷区的夜晚，你什么事都做不了，只有灯下读书，身心才能稍稍平静。作为“乱世微光”的书籍，不仅仅是郑振铎的，也是特殊时期很多人的避难所。

新京报：想起前段时间加沙的一则新闻，有民众自发在战乱的街边摆书摊，很多路过的人都会驻足翻翻这些书。

吴真：这可能就是书籍对每个具体的人真正的意义吧。当你无处可逃的时候，至少还可以逃向书籍，它构成了动荡日常生活的一个锚点。即便外部世界再不可控，但至少通过书籍，你的思想还是会有片刻属于你的。

注：除纪录片画面等素材外，文中其他图片均来自《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采写/申璐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