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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57年夏天，青岛疗养院，毛岸青突然对父亲说：“我梦见妈妈了。”

毛泽东沉默几秒，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纸，那是一首词，他写给另一个女人的，却递给了儿子。

脑伤与沉默：毛岸青没哭，只是看着地板

毛岸青很安静，安静得不像个病人，整整三天，医生说他“状态稳定”，但没一个人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小时候被人打破了头盖骨。

1930年，杨开慧死了，国民党公开枪决，他跟着哥哥毛岸英，躲进弄堂，靠卖报和讨饭混日子，那年他不到7岁。

上海，北四川路，巡捕上来盘问，毛岸青不会讲太多话，只是手里拿着一张纸，他跟着人贴了几张“反蒋标语”，警棍砸在他头上，当场昏迷。

脑子坏了，有医生说“颅内出血压迫脑神经”，有人说“神智受损、记忆片段缺失”。

没人去查到底是哪一段记忆丢了，反正以后他不爱说话，他看到人笑，但自己不会跟着笑。

后来毛岸英死了，他彻底崩溃。

1950年，毛岸英在朝鲜战场被炸死，火焰烧到脸，毛岸青没哭，只是盯着地板看。

三天不吃饭，五天不说话，第六天开始咬指甲，直到见血。

有人说他疯了，毛泽东不信，说他只是“太伤心”，安排人把他送去疗养。

疗养的地方是青岛，靠海，医生每天给他写观察记录，标题是“情绪平稳”。

每一页都写一样的词：“低头时间过长”，“主动开口概率为零”，“抗拒陌生人接近”。

只有在一个人面前，他会讲几句话，毛泽东来了。

父子相见：你小时候，我根本没陪过你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抽烟，毛岸青站在窗边，不说话，他不看父亲，只看海。

毛泽东先开口：“这地方你还习惯吗？”毛岸青点头。

“吃得惯吗？”点头。

“晚上睡得着吗？”点头，然后忽然说：“昨天晚上，我梦见妈妈了。”

毛泽东的手一顿，烟灰掉在裤子上，他不拍，也不动，仿佛没听见。

几秒后，毛岸青又说：“她说，再也不能给你抄文章了，要我自己练字。”

毛泽东不说话，他把烟头掐了，站起来，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没有信封，也没有折叠整齐，边角皱着。

“这是我刚写的，你看看。”

毛岸青拿着纸，嘴唇动了几下，他看见第一行：“我失骄杨君失柳”。

他没念出来，眼泪已经掉下来。

毛泽东看着他，没劝，也没挡，只是低头点了一支烟，烟雾正好挡住他的眼神。

“这些年我一直没好好陪你。”毛泽东说，“你小时候，我根本没在你身边。”

毛岸青吸了一下鼻子，又看那张纸，“她真的不在了？”他问。

毛泽东点头，声音有点哑：“她是为革命死的，她不后悔。”

屋子一阵沉默，除了海浪的声音，没有别的了。

毛岸青把那张纸放在腿上，手指头一直在抖，毛泽东没有看他，他把烟抽到底，烟灰落了一地。

那首词里，埋了一个不敢提的名字

《蝶恋花·答李淑一》，毛泽东写得快，但不是给李淑一的，至少，不全是。

“我失骄杨君失柳”，头一句就把名字埋进去了。

骄杨是杨开慧。

李淑一给毛泽东写过信，说自己丈夫牺牲多年，梦里还会见到他，毛泽东回信里说，“我也梦见过”，梦见的是杨开慧。

词是1957年写的，那年毛岸青在青岛，毛泽东去看他，正是那个节骨眼。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这句像是写女人，其实是在写死别，杨开慧被处决那年才29岁。

她是毛泽东最亲的女人，也是唯一一个跟他做过学生的妻子。

他们恋爱时，毛泽东每天给她写信，一封封都藏着；她抄文稿、改稿子，累得咳血也不说。

1930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杨开慧被捕，她不肯写悔过书，不肯出卖丈夫，被国民党枪决。

三颗子弹，没留遗体，只有照片，枪决当天的照片现在还留在湖南档案馆里。

毛岸青没见过她死的样子。

他只记得母亲总是给他洗衣服，教他认字，她死后，他一直不敢提她的名字，哪怕是梦见了，也只说“妈妈”。

毛泽东那天没有念出那首词，他只是把纸交给了儿子，什么也没说。

毛岸青读完后，眼圈红了，嗓子也哑了，他没说词写得好，也没问是写给谁的。

他只说：“妈妈是不是一直知道，我会想她？”

毛泽东没回答，他靠着椅子，闭上眼睛，说：“她说过你最像她，安静，不争。”

那一瞬间，毛岸青的眼泪掉下来。

没人再说话，海风吹得窗帘乱飞。那张词稿，后来被毛岸青装进了一个木盒，一直留到他去世。

那首词之后，毛岸青变了

毛岸青开始练字，每天早晨，海边的风一吹，他就拿出一本破旧的练字本，在藤椅上蹲着，蘸着墨水，一笔一划地写。

他写的第一个字，是“杨”。

不是“爸爸”，不是“祖国”，也不是“胜利”，就是简单的，“杨”字。

他的手很抖，每个字都写得歪歪扭扭，像七岁小孩刚学拿笔。

医生看见了，记录在表上：“患者自主活动明显增加。”

毛泽东没有夸他，只给他拿来更多的练习本，还找了一个老教员教他描红。

有一次，教员随口问：“你以前不爱写字？”

毛岸青抬头，看了他一眼，回答：“没人在乎我写不写。”教员愣住了。

他没撒谎，从小到大，毛岸青经历的，不是关心，是逃难。

国民党追杀，巡捕殴打，孤儿院传染病，哥哥毛岸英拉着他跑，逃过一劫又一劫，谁还管一个小孩子会不会写字？

疗养院外，每天下午四点，海风最大。

毛岸青就坐在廊下写字，毛泽东有时候也来，但从不打扰他，只是在一旁抽烟，看海。

“爸爸，”毛岸青有一次抬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我什么时候能像哥哥一样？”

毛泽东没接话，他抖了抖烟灰，只说：“你不用像谁，你好好活着，就行。”

第一次，毛岸青听懂了，不再是要求，不是标准，只是活着。

走出阴影，是靠着一场婚姻

青岛疗养到1958年，毛岸青状态慢慢好转，医生建议换个环境，毛泽东也同意了。

换去哪？北京？太吵，上海？太乱，最后选了大连，不是随机，是毛泽东早就有打算。

大连，有人等着毛岸青。

邵华，刘思齐的妹妹，家世清白，性格开朗，从小受过训练，知书识礼。

更重要的她够稳，不会吓到毛岸青，也不会逼他做不想做的事。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大连疗养院的小礼堂。

毛岸青穿着深蓝色毛料中山装，扣子扣错了一粒，邵华穿着白衬衣，蓝裙子，扎两条麻花辫。

见面没寒暄，没人介绍，两个人站着，不说话，空气安静得能听见钟表声。

过了十几秒，邵华笑了一下，说：“你喜欢看海吗？”毛岸青点头。

邵华说：“我也喜欢。”就是这一句话，打破了毛岸青心里的结。

不是关心，不是怜悯，不是说教，只是一个简单的，“我也喜欢”。

那天之后，毛岸青每天都去礼堂找邵华，有时带一本旧书，有时什么也不带，他们坐在窗边，看海，看书，不讲话。

有一天，毛岸青突然问：“你怕吗？跟我这样的人。”

邵华笑了，反问：“怕什么？你又不吃人。”毛岸青低下头，耳根都红了。

1959年底，两人订婚，订婚那天，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祝贺，他声音里透着笑：“好，好，终于有人能陪你了。”

1960年，他们在大连结婚，简单到极致，没有铺张，也没有豪言。

婚礼那天，毛岸青穿着一双发白的黑皮鞋，邵华拎着一篮子桂花糖。

两人交换戒指时，毛岸青小声说：“谢谢你。”

邵华没让他重复，只是握紧了他的手，从此以后，毛岸青的日子真正改变了。

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进入中宣部俄文组，参与《列宁全集》的翻译工作。

别人加班到凌晨累得眼睛发红，毛岸青也坚持一字一句查资料，哪怕手抖得握不住笔。

有时，老同事开玩笑：“毛岸青，干嘛那么拼？又不是谁逼你。”

毛岸青淡淡地回答：“我欠的，自己补。”没人再敢开这种玩笑。

晚上回家，他不爱讲话，但每次一推门，邵华就笑着递给他一碗热汤。

毛岸青后来跟朋友说：“以前我一个人，风一吹就散了，现在，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