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有关海外投行对中国市场的影响再次引发广泛讨论，而在众多争议声中，高盛这个名字频频出现。

有观点认为，高盛在中国的部分业务手段值得关注，也有人提到所谓的“内鬼”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究竟高盛与中国金融市场之间存在怎样的交集？所谓“渗透”真的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影响吗？

一、高盛布局

纵观高盛在全球的策略，我们可以发现它具有一套较为成熟的经营逻辑。

一方面，高盛擅长使用复杂的金融工具，与多层面的合作伙伴建立交互关系；另一方面，它在某些重点行业又会选择深度介入，以股权合作、投资并购等方式稳步渗透。

在中国市场，部分研究者指出，高盛曾经通过各类衍生工具、债务重组与杠杆操作等手段，为企业提供了快速发展或融资的渠道。

但由于这些操作常常面临“结构性信息差”，即高盛掌握更多宏观与行业信息，而企业或金融部门在专业分析、风险管控等方面尚存在短板，因此投行擅长运用的复杂工具就可能在利益交割中导致某种隐患。

“中航油事件”是早年被屡次提及的案例，虽然年代略远，但可以为我们提供金融工具风控上的警示。

高盛并不局限于金融层面的操作，粮食、能源、科技等关键领域，同样出现在其全球业务的投资侧重点之中。

有学者曾分析，高盛可能通过入股某些粮油巨头或科技领域企业，进一步掌控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

这一模式本身并无绝对的对错，但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倘若企业层面的布局与金融工具形成整体交互，也就可能构筑起对市场更广范围的影响力。

二、内鬼是利益输送还是监管缺失？

在部分舆论声中，“内鬼”指的就是那些明知或不知为外资投行提供“特别帮助”或者“特别通道”的人。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这些人的行为可能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类。

第一类是所谓的主动型“内鬼”。

如果真的出现有人通过离岸公司或暗中交易，为海外投行提供内部审计数据、商业机密等，从而获得跨国股权分红或个人利益。

这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讲，都是需要依法严格查处与防范的风险点。

但相关案例在实际中往往并不易发现，原因就在于部分操作可能支离破碎，牵涉多家境内外主体，监管部门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才能获得证据链。

第二类是更具隐蔽性的被动型“内鬼”。

在某些情况下，金融或企业从业者有可能因为业务考核压力、市场竞争环境等原因，而被迫接受高风险投资策略，或在监管缺失场合下成为某些资本操作的“工具人”。

他们可能并未主观地希望配合外资投行，但在现实工作流程中，形势所迫或意识不足就会使其不断协同对方的操作。

这类现象反映出整个金融体系内部对于自我保护和审慎合规的建设仍有待加强。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提出“内鬼”的存在还源自法律与制度的灰色地带。

以现行的《证券法》为例，对于跨境数据或信息泄露的执法尚需配套细化。

另外，跨境审计与跨境数据管辖权容易受国际司法差异的掣肘，外资投行可能会充分利用这些规则差异来规避某些调查。

三、日本泡沫与中国的当下启示

许多人喜欢提及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认为海外大型投行善于利用“金融自由化”这一契机，推动日本大型企业大规模加杠杆，进而在日本经济泡沫加剧时获利离场。

日本后来的“失去的几十年”虽是多重因素叠加，但海外资本的一部分操作在其中也不可忽视。

放眼当下的中国市场，无论是地方债风险还是房地产行业的波动，确实有人担忧会不会出现部分类似当年日本经济泡沫的一面。

诚然，中国金融体系和宏观政策调控与日本并不完全相同，但若我们能够从日本的教训中吸取警示，持续关注外资投行在我国的高杠杆业务、做空机制等，就能更好地完善风险防控，避免重蹈覆辙。

四、如何在对外开放中觅得平衡？

中国经济十数年来对外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在金融领域，我们也逐步引入更多国际化合作。

如何在开放与安全之间找平衡，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监管体系、法律武器与行业自律都不可或缺。

先前有专家呼吁，应当建立覆盖外资机构“全生命周期”的审查过程，从准入时的资质甄别，到运营过程中的实时动态监察，再到退出机制的审计和责任认定。

一旦发现严重风险或违规行为，必须及时进入“黑名单”或设立严格的风控限制，从源头遏制潜在风险。

随着国民经济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据垄断”与“大数据杀熟”等潜在风险开始受到更多关注。

借鉴欧美的经验，适度将“数据垄断”纳入《反垄断法》规制范围，并加强对跨境数据违规的惩罚，也能在更大层面上增强防范意识。

参照欧盟GDPR等标准严控外资投行对关键数据的访问权限，同样是对国家安全与公民数据隐私的保护。

在企业和金融机构层面，设置独立“合规官”问责制已成为部分头部机构的共识，但如何将这种制度向更多层级和更多行业铺开，值得进一步探索。

此外，在日常舆论与教育领域，增加面向行业人士与普通民众的“金融安全教育”宣传，使大家对高杠杆、衍生品、跨境交易等敏感领域保持一定程度的风险警惕。

唯有金融机构和普通公众都有了足够的安全意识，才能精准地识别和防范可能的“内鬼”操作。

结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开放与跨境投资原本并非坏事，很多企业依靠外资投行的专业能力实现了长足发展，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也带来了先进经验与资本流动的红利。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而当事国的监管与法律如果不够完善，就容易成为风险滋长的土壤。

如何看待外资投行在华的运行轨迹？从鼓励优质资本进入到完善监管体系，再到健全法律法规与道德准则，我们需要的既不是一味排斥，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在不断规范和补齐制度短板的前提下，平衡好经济增长与安全稳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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