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中国可以快速崛起？英媒分析：离不开这三位“推动者”的贡献

一场由三位科学巨匠带领的逆袭之旅，让中国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走向今天的科技强国。

2025年10月，英国《自然》杂志发布了一份特别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科技创新指数中的排名已跃升至第二位，并在64个关键技术领域中的57个领先全球研究。

这一消息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许多人想知道，一个百年前经济总量连意大利都不如的国家，是如何实现如此迅猛的科技崛起？

答案藏在历史中。回望中国发展历程，三位科学巨匠——钱学森、袁隆平、于敏，以非凡智慧和坚定信念，为国家解决了吃饭、安全和科技自立三大难题。

曾经，中国被西方视为“山寨王国”，但如今情况已彻底改变。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中国在64个关键技术领域中的57个领先全球，而美国的领先领域已降至仅7个。

这一转变并非偶然。从DeepSeek以极低成本实现与OpenAI相当的模型性能，到中国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突破核聚变能源关键技术瓶颈，中国正从技术追随者转变为技术引领者。

中国AI初创公司DeepSeek的崛起甚至直接冲击了美国科技霸权，导致英伟达等美股科技巨头股价暴跌。

科技创新的“井喷式突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24年，中国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2.68%，国家创新指数全球排名升至第10位。

研发支出占GDP的2.6%，几乎是排名第二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土耳其的两倍。

1955年，一位中国科学家冲破重重阻挠，毅然踏上归国之路。美国军官曾直言：“钱学森一个人，能顶五个师！绝不能放他回中国！”但他们最终没能阻挡他回家的决心。

当时的中国，没有先进计算机，也没有像样的实验室，连研发导弹的零件都得自己凑。钱学森没有抱怨，而是带着一群年轻人钻进戈壁滩，白天顶着烈日画图纸，晚上围着算盘算数据。

最多的时候，几十个人围着几百个算盘一起计算，算错了就重来。正是这种“土办法”，在1960年让“东风一号”导弹飞上了天空，使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导弹，不再需要看别人脸色。

钱学森不仅懂技术，更懂组织。他琢磨出的 “系统工程”方法，把复杂的导弹研发拆分成2000多个小任务，分给不同团队，最后再汇总到一起，就像搭积木一样，每个部分都严丝合缝。

而这套方法让中国航天一路“开挂”：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炸响；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飞上太空。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使中国航天至少少走了十年弯路，为如今中国在全空间无人体系领域的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几乎与钱学森同时，在湖南安江农校的田埂上，另一位科学家正顶着烈日，一株一株地扒着稻穗仔细查看。他就是袁隆平，一个名字最终与世界粮食安全紧密相连的人。

当时，全世界的专家都认为“水稻不能杂交”，但袁隆平不信这个邪。他见过田里的稻穗，有的长得饱满，有的却干瘪，坚信如果能将好稻穗的基因结合起来，产量一定能提高。

为了找到理想的稻穗，他每天顶着40度的高温下田，脚泡得发白，皮肤晒得脱皮。经过两年努力，他从14万株稻穗中挑出了6株“雄性不育株”，为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

1970年，在海南的沼泽地里，袁隆平团队找到了一株野生的“败育稻”。这一发现直接促成了1973年“三系法”杂交水稻的成功，使水稻亩产从300公斤涨到了400公斤，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袁隆平曾有一个浪漫的梦想：“希望稻穗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一样长，颗粒像花生一样大，我能坐在稻穗下乘凉。”

而为了这个梦想，他80多岁仍坚持下田。他带领团队研发的超级稻，亩产最终达到了1100公斤,一亩地能养活5个人！

如今，杂交水稻已传播到全球80多个国家，养活了7000多万人。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当地农民种植杂交水稻后，亩产从原来的200公斤涨到了600公斤，彻底告别了饥饿。

而这另外一位还有于敏。

1961年，34岁的于敏接到一个改变他一生的秘密任务：研发氢弹。当时，他已经是国内有名的原子核专家，正处于科研黄金期。但一听说国家需要，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从那天起，他的名字从所有公开资料中消失了，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只知他“在外地工作”。这位天才科学家，就这样隐姓埋名，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秘密生涯。

研发氢弹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当时中国只有一台万次计算机，还要和其他项目抢着用，于敏团队只能分到5%的使用时间。

面对困境，他们开展了 “百日会战” ：几个人围在大桌子旁，手绘氢弹的理论设计图，用算盘和计算尺计算数据。一张纸写满了就叠起来，最后演算纸堆得比人还高。

经过100多天的艰苦攻关，1965年，于敏终于完成了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图。这一突破，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曾与于敏共事的同事回忆：“他就像一本活教材，随时可以解答任何问题。”然而，由于保密需要，他的贡献长期不为人知。

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首次解密。当被问他为何能坚持这么多年隐姓埋名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

而钱学森、袁隆平、于敏的故事，代表了中国科技崛起的三个关键维度：国防安全、粮食保障和科技自立。他们各自打造的“大国重器”，共同构筑了中国崛起的坚实基石。

正如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所言，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实现了从技术追随者到技术引领者的历史性跨越。

而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中国对科技创新规律深刻理解，创新不能单靠“孤独的天才”或“车库里的初创企业”，而是需要系统性的投入和制度保障。

今天的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已连续9年居世界首位。同时，国家通过系统部署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大规模产业化应用。

从数字经济到人工智能，从全空间无人体系到清洁能源，中国正打造一批新领域新赛道应用场景，为科技创新提供广阔的“试验场”。

一位西方学者曾感叹：“中国科技人员的毅力令人惊叹，他们可以数十年如一日专注于一个领域，直到做出成绩。”

从钱学森的导弹、袁隆平的稻穗到于敏的氢弹，这些科学家用一生证明了：核心技术买不来，求不到，只能靠自己钻出来。

他们留下的不仅是技术遗产，更是一种精神，在那片曾经贫瘠的土地上，他们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了今天中国的科技自信。

参考资料：

事关中国，英媒给出一组“惊人”数据！——环球时报

罗思义：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已改变——人大重阳网

父亲节 | 向这些中国“科学之父”们致敬——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