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民本思想的历史内涵和价值

周代的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传统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强调民众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主张统治者要重民爱民。周代的民本思想深植于辉煌璀璨的文明土壤之中，对后世王朝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敬天保民”理念

早在西周时期，先贤就已经明确意识到人民的重要性。《尚书》是前人政治经验的总结，保存了许多周人对“天”“民”关系的反思。周人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取代殷人，敷有天下，是由于他们拥有天命。《尚书·召诰》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上天哀怜四方百姓，眷顾百姓，因此更改殷命。可见，上天更改天命的原因正是商王残暴地对待百姓。周人普遍信仰“天”，却并不像商人那样迷信于“天”的眷顾，而是创造性地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

周人认识中的“天”是会眷顾、护翼百姓的。《国语·周语》引《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就是说上天体恤百姓，百姓的意愿上天必定依从。因而治民、保民即是顺服天意，也是完成上天降予的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尚书·洪范》中讲：“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做臣民的父母，因此才做天下的君王。天子的合法性正体现在民众的身上。

周人也认识到天命浩渺难寻，因此要因民而知天。《尚书·康诰》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天威难料，只有民情才是可见可知的。《尚书·大诰》记周王之言：“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周王认为他还没有引导百姓过上安乐的生活，怎么能说自己推究认知了天命呢！《尚书·皋陶谟》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这是说天之所听、所视、所明、所畏，皆与民同。这个记载与《孟子·万章上》所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异曲同工之妙。《国语·周语》引《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既然天与民同，那么人民想要的，上天就会满足。可见，周人信仰天，却不盲从天，而是在虚无缥缈的“天”的背后树立起可以察知的“民”，因民而知天。上天的意志会因民心的向背而变化，统治者要保有政权，就必须施行仁政、获取民心，才不会失去天命。“因民”的重要举措在于倾听民意，《尚书·酒诰》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民心民情才是统治者最好的镜子。当然“保民”并非对百姓听之任之，对百姓的错误行为放纵而不加以控制，而是要化民成俗，以正确的方式训诫、引导民众。《尚书·召诰》：“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这就是说不要让老百姓肆行非法之事。西周时人通过总结与反思历史，为天命寻得了可靠的依据。他们的认识洋溢着最初的人文精神，是对人民价值的肯定，这也意味着中国古人开始在人类精神觉醒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

从民为神主到利民养民

东周以降，王室衰微，社会动荡加剧，但人们对“民”的认识比西周时期更深刻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为神主：国家兴盛的根本在于民。《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神在莘地六个月，虢公派祝应、宗区、史嚚负责祭祀神，并请求神赐给虢国土地。对此，史嚚认为，虢国就要灭亡了。因为他听说，国家要兴盛，就要听于民；国家要灭亡，就去听于神。神灵聪明、正直，并依据人民的意愿行事。史官嚚阐述了国家、人民与神灵三者之间的关系。神与民同的理念不仅与西周时期天与民同是一致的，更直接把国家兴盛归之于民。民的重要性已超越神，在国家兴亡中居于主导地位。

《左传》桓公六年记载了楚人伐随时随国名臣季梁劝谏国君的一段名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大意是说，民才是神的主体，圣王都是先致力于民事，再致力于神事。只有把民众治理好，百姓安居乐业，君主和国家才会得到神灵庇佑。季梁提出的“夫民，神之主”在后世备受称赞，它为民超越神提供了理论依据。

2.立君的目的：利民与养民。《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邾文公占卜迁都之事，占卜结果显示迁都对民有利而对国君不利。大臣劝说可以不迁都，但邾文公认为上天为人民树立国君，目的就是为了利民。邾文公“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的表述与清华简《厚父》所记相似。清华简《厚父》当是西周时期的篇章，其文记“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大意是说，从前上天降下民众，建立万国，设置君王，建立军队，是为了协助上帝治理好民众。西周时人已经认识到国君的使命就是把民众治理好，这实际上就是利民的体现。春秋时期邾文公对君民关系的认识并不止于此，他指出，国君生命的意义在于养民。只要有利于民众的，即使牺牲君主利益也要去做。这显然是把人民利益摆在了君主利益之上。邾文公的认识得到当时君子们“知命”的高度评价。

邾文公的利民、养民思想对人民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是最接近“人民至上”理念的一种认识，意义重大。

富民与贵民

从春秋到战国，战争更加频繁和残酷，社会变迁更为剧烈，郡县制得到推广，新君权逐渐崛起，君权至上的观念日益强烈。即便如此，无论是现实的战争需要，还是招徕移民发展生产的要求，战国时期人们对“民众”依然是高度重视。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逢滑语陈怀公所云：“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国家的兴衰存亡正是取决于君主对待百姓的态度，“民众”在统治者眼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管子·牧民第一》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宙合第十一》记：“万民心怨，此其必亡也。”东周时人认识到民心的向背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同时书中也提出“富民”观念，《管子·治国第四十八》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些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此外，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贵民”思想。《孟子·尽心章句下》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直接把人民拔高到国家和君主之上，被视为民本思想的典型代表。战国晚期《荀子·王制》所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直接反映出民心的向背决定了统治者的命运，深刻揭示了人民对于君主的重要意义。

可见，春秋战国时期，“重民”思想得到进一步提升，内涵远比西周时期更深刻和丰富，最终凝结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民惟邦本”出自伪古文《尚书》中的《五子之歌》，但它仍不失为研究东晋时期思想观念的重要材料。“民惟邦本”实际上也是把民的重要性置于国家之上，它和《孟子》的“民为贵”类似。从西周时期的“重民”思想，到战国的“民本”思想，再到“民为邦本”理念，这个过程中又衍化出爱民、利民、养民、富民等思想，它们共同构成古代民本思想的丰富内涵，是我国古代政治理论的精华，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断丰富并得以施行，很多民本理念延续至今。这些诞生于早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着珍贵的历史价值，为今天“人民至上”的思想理论提供了丰厚的历史底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22VMZ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兰台青年学者）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4月28日第3123期

• 作者：黄国辉

来源：北京号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