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如果你觉得特朗普的行为不可理喻，那只是说明你没有跳出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和地缘格局去看待美国如今的困境。

而假如从历史唯物和政治经济学结合的角度去看，我们是不会对特朗普的行为有任何惊讶的。

因为早在近200年前，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伟人就已经把这个基础分析框架搬了出来。

在先烈们将这些理论中国化、本土化之后，一代代中国人也用自身的经验补充、完善和发展了这套理论。

所以如果我们能正视中国经验，那么当下美国的困境并不难理解，甚至我们可以为其指出解决之道。

当然，这是一个复杂而严肃的话题，且和撕掉“西方经济学”这个伪装成宗教的学科的圣经没什么区别，所以我打算通过一个系列的文章来认真聊一聊。

整个系列的逻辑链很长，建议同志们先收藏，再慢慢理解。

剩余价值才是关键：

让我们从最基础的单元开始，来理解当下美国真正面临的问题吧。

一个工厂里，工人通过出卖自身的劳动力来获取一份工资，然后他们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就归属于这个工厂的所有者，我们叫他厂长吧。

厂长拿到这些产品之后，去市场上卖掉。

在支付掉工人的工资后，再把原材料之类的费用结掉或者抵充掉，那么多出来的部分就是这个厂或者这个厂长的“利润”。

这是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纳入分析框架时我们的一般说法，目前似乎也还是主流说法。

在这个说法之下，似乎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的公平和平等。

然而马克思用令人嫉妒的天才，给出了一个不可辩驳的洞见。

那就是这些“利润”中，其实包含了工人们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

用大白话讲就是，厂长的利润里，是有比自己劳动要多得多的收益的。

这部分收益由工人们创造，但并未回到工人们手里，而是被厂长获取了。

工人给他创造了100块钱价格的产品，他回过头给工人10块钱的工资，剩下的90付掉材料之类的成本后，他口袋里多出来的50块钱，里面可能有45块，是工人们创造出来的价值。

当然，这里或许我们还需要稍微展开一下。

因为这里一定会有人说，厂子是厂长投资的，他承担了风险，那么他获得这些收益是理所应当的。

这是一种老生常谈的辩护了，但鉴于如今主流话语还是没能跳脱出这套玄幻小说一般的叙事，所以我们不得不稍微澄清一下这套说法的荒谬之处。

首先第一点，厂长用货币进行了投资，其中有风险这固然不错，但那些背井离乡的工人们难道就没有承担风险么？

他们能不能找到工作、这个工作他们能不能干得下去、工资能不能发够等等一系列问题难道不是风险么？他们甚至无法控制上了一天班累个半死之后被告知明天不用来了这样的风险。

麻烦的就是，这样的风险会被描述成“咎由自取”。

也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说找工作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找不到好工作是你自己的问题。

但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厂长为代表的老板们。

即，投资是你自己的事情，厂子倒闭了是你的问题，亏钱了是你“咎由自取”。

甚至一旦我们不双标，我们会进一步看到，工人要承担的风险其实远比厂长们要大得多。

因为厂子是厂长的，倒闭了还能清算，可工人们一旦面临工厂倒闭，就又要回到前面讲的，面临能不能找到工作等等一系列生存的风险。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双标呢？这是另一个问题了，马克思也给出了答案，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结合经济现象跟大家科普吧。

第二，在双方都承担风险，甚至工人风险更高时，工厂里的情况是“工人们承担风险，但决定都得听厂长的”。

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厂长决策失误，厂长固然为自己的失误买单，可工人们是必然连带着要一起承担风险的。

更有甚者，如果厂长决策失误了，风险他也未必会承担，因为他可以转嫁成本，比如解雇工人。

降本增效嘛，优化成本结构嘛。

所以这其实也更进一步说明了，工人们承担的风险远比厂长大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厂长带来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于工人而言是不可控的，也是不可转移的。

但工人们获得的，根本不可能跟厂长相提并论。

那么，说好的谁承担风险谁获得收益呢？工人们承担了比厂长更大的风险，他们凭什么不能获得比厂长更多的收益？

于是我们会注意到，那句辩护的重点，从风险，转到了投资上。

是的，真正让厂长能够获得收益的并不是因为他承担了风险，而是在那句辩护中被掩盖起来的部分，即，厂长进行了投资。

厂长进行了怎样的投资？

他花了一笔钱，去买断了其他人的劳动。这种买断，才成了他合理合法获得工人们剩余价值的根源。

这句话可能不好理解，我们展开一下。

比如他要建厂房，于是他花了一万块钱，找了一个包工头。包工头带着一个施工队把厂房建起来了。

这期间施工队可能拿到一点定金，然后建筑工人们预付了自己全部的劳动，把厂房建好了，最后厂长付完余下的钱。

这时候，由建筑工人们的劳动构建起来的厂房就随着这一笔钱的交割，从所有权上转移到了厂长手中。

这一个“转移”，才是厂长可以在后续获取工人们剩余价值的前提条件。

因为他通过付钱的方式，“拥有”了这一个厂房。

只不过这样的“转移”是通过买断的方式来进行，所以从现象上看，就像是厂长进行了投资一般。

于是才有了前面那句什么厂长承担了风险所以他应该获得收益的话。

这也很符合经济学的特点，毕竟它无法解释原理，但总能变着法子解释现象。

而如果我们稍微往前推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厂长做的事情，其实包工头也在做，他也在买断建筑工人的劳动。那些提供建材的工厂们，情况也一样，这些工厂的厂长们，也是通过一样的方式生产了建材，然后卖给这个施工队的。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交割”或者叫“转移”又或者叫“交易”，实质上都体现了一次剩余价值的提取。

从最初的土地开始，这样的“剩余价值没有回归剩余价值的产出者”的现象，一次又一次出现，发生在几乎所有社会分工的环节中。

最终这些剩余价值堆积起来，才有了我们所谓的财富，以及躺在这些财富上的所谓“士族”、“门阀”、“贵族”、“成功人士”、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在当下已经客观上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全世界，都遵循上述的客观规律。

剩余价值是一层层被提取，并一层层积累下来的。

但这其中，剩余如何被提取和被谁提取，以及提取之后如何被使用，就成了最根本的关键问题。

“经济基础”到底说的是什么？

让我们回到最初那个工厂里吧。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已经知道，厂长们会获得工人们的剩余价值。

而通过马克思，我们也进一步能理解，这些厂长一定是以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为目的的。

也就是说，任何不能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或者“生意”，他们都没有任何动力去做。

可人类社会中，很多生产活动未必会产生剩余价值，又或者如果让这些部分也产生剩余然后被提取到厂长们的手上，整个社会的生产都会受到巨大影响。

比如修路，比如保护环境。

对于厂子来说，或许修路还可以承受。

比如把路修到其他原料商或者自己的客户门口，然后宣称这个路是自己的，从而向他们收费。

这对厂长或许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但一想到后续如何防止那些没交费的人上路，以及如何确保每个上路的人都能交费，这期间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厂长恐怕也会打退堂鼓，因为这笔生意算不过来。

而保护环境，这就别扯了，自己花了大力气保护的环境，万一其它厂子根本不当回事，那自己的投入不就打水漂了么？而且还便宜了那些没有出钱出力保护环境的人，自己不单当不了MVP，还让别人当了一回躺赢狗，怎么算都不划算。

所以厂长们一定不会自动自觉去保护环境的。

这其实才是“公地悲剧”的根本原因。

在私有制下，公共资源如果不能变成私人收益，所有人都不会爱护它。

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要继续维持社会运转而不至于因为过多的“公地悲剧”导致整体性崩溃，就需要引入一个角色。

没错，政府就这样出现了。

政府通过税收制度，从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中获取一部分税收，相当于再次提取剩余，然后用于维持整体社会的运转。

到这里，我们又要回顾马克思的理论了，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当然，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其实是“经济的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是怎样的。

什么叫经济的基础呢？

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如今好像已经没什么人跟大家好好讨论了，那就是“生产关系”。

不同的生产关系自然会带来不同的经济。

我们如今总在说生产关系，可到底什么是生产关系呢？

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帮助大家理解吧。

有一群农民，他们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最后产出了各种各样的粮食、蔬菜，养出了各种鸡鸭猪鹅牛羊。

好了，这时候，谁能获取这些劳动成果，谁能决定这些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以及由谁来分配这些东西，其实代表的就是不同的生产关系。

在奴隶制时代，这些农民跟自己的劳动成果毫无关系，他们甚至是属于奴隶主的物品。

奴隶主将无偿获得全部的劳动果实，奴隶主来决定如何分配这些劳动成果，奴隶们甚至可能连一口自己种的粮食都吃不到。

在封建时代，农奴们只能获得非常少的劳动成果，他们和自己的劳动成果保持了微弱的联系。

贵族老爷们替代了奴隶主的位置，他们无偿获得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并决定如何分配它们。

在我们国家的农耕时代，农民们根据不同的土地占有情况付出不同的地租，不同朝代的不同周期里，地租有所不同。

但总的来说，农民跟自己的劳动成果直接联系，只不过地主、士族、朝廷通过各种上层建筑，保证了自己总能获得一部分劳动成果，并决定它们的分配。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和自己劳动成果的关系需要通过货币来建立。

当然，绝大部分的人其实跟自己的劳动成果也没什么联系了，一份工资就把你产出的所有都给拿走了。

这种形式看上去比奴隶制和封建制好得多，毕竟自由和平等了嘛。

但又由于资本时代，人与自身劳动成果的关系需要通过货币来构建，因此资本和资本家们可以通过货币的游戏，以及货币作为社会权力对政治权力等上层建筑的影响，让整个经济体系把绝大部分人做成新型的奴隶，比如，房奴、车奴、卡奴，等等。

而假如，这群农民种出这些粮食、养出这些家禽、牲畜，这些全部的劳动成果将完全由他们自己去获得，他们能够决定这些劳动成果将如何分配。

这些参与劳动的人将这些成果按劳分配之后，可以商量剩余的部分怎么分配。

比如说这一部分的粮食、牛奶和鸡蛋拿去给孩子们吃，因为他们需要长身体，这些精肉和菜拿去给老人吃，因为他们牙口不好。

这些多出来的粮食可以拿去给村头弹三弦儿的冯师傅，因为他在大家劳动的时候唱小曲儿给大家听，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劳作。

甚至由于冯师傅年事已高，大家还愿意拿出一部分粮食去给帮冯师傅提三弦儿的王秘书，如此种种。

总而言之，所有的成果被真正劳动和产出这些劳动成果的人完全享有，且他们可以决定这些劳动成果的分配，这其中不会有奴隶主，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只有劳动人民自己，那么，这是什么生产关系呢？

其实这就是让西方吓得尿飙的共产。

谁来生产和劳动，这些劳动成果由谁来获取，由谁来分配，这就是经济的基础。

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才能说经济，然后才能去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奴隶制自然就会带来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当然就是只能出现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如今的资本时代，上层建筑自然就是为资本服务的。

好了，到这里，我们理解了剩余的提取是个怎样的过程，理解了经济的基础是如何决定上层建筑的，那么现在来看看美国。

美国已经是“铁屋子”了：

它的经济基础是怎样的？

它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全球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人能出其右。

那么它的上层建筑，包括了政府部门和法律，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

是不是被一群资本家，经过两百多年的时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成功，一点点地构建和修正到了如今的程度的？

那么这些上层建筑，是为谁服务的？

毫无疑问，它是为构建出这些上层建筑的那一群人服务的。

或者说，资本家们正在通过政府，某种程度可以理解为资本家自身或者他们所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来为自己服务，这就是美国最根本的“体制”。

更简洁一些，就是国家在为资本服务。

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政府的职能，是从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再次提取部分剩余，用来维护整体社会的运转，特别是公共品的供应，比如修路搭桥、建设水电网气等等。

那么，美国的政府，也就是资本家自身或他们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会从哪里去再次提取剩余呢？

难道是从资本家身上么？

客观讲，美国历史上确实也有明白人看清楚了这个制度会带来的毁灭性问题。

所以他们尝试跟这样的系统进行对抗，尝试想改变这个系统。

但无一例外，他们都失败了。

明面上美国确实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法律，这点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是值得学习的。

但在执行的过程中，真正掌握了美国的那些资本们，总能让自己抽身而出。

以至于有钱人要交的税，至少在缴纳的税额与自身所占财富的比例上，永远比中产，甚至比穷人，还要少。

这点是我们必须警惕和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杜绝的。

而这个现象体现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只懂得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是不可能从自己身上割肉的。

唯一能让他们割肉的原因，就是割完肉之后他们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于是美国的政府，这个公共部门，化身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司，无数的资本在和它做着生意，以至于几乎所有的公共品实质上都成了商品经济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美国的资本不单单在生产和经济中像前文的厂长一样，占有了美国劳动人民的剩余，还会通过和政府的交易，或者叫“合作”，进一步把政府从美国人民身上收上来的税，再次划拉到自己的口袋里，主打一个吃干抹净、绝不浪费。

这才有了中美人民对账时，那些涵盖了人民生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等领域的让中国人民不可理解的事情。

这不过是一个公共部门公司化之后，又处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出现的现象罢了。

讲到这里，我想同志们应该很清楚中国和美国根本性的差异了吧。

当然，这一点我会在后面的文章给大家做更进一步的理论和实际情况的讲解，今天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美国身上。

由于美国的公共部门无法有效地从资本身上提取剩余，同时一般民众能提供的税收又非常有限，那么为了维持社会运转和统治，从内部的视角来看，美国政府举债发展，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特朗普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客观的内部情况，他所掌控的政府，是一个无法有效从内部提取剩余，甚至还要到处借钱去输送给资本们的政府。

而假若他想改变这一切，他就需要足够的力量去进行改革。

这个改革想要推进，由于美国政府的公共部门实质上已经公司化，于是他就需要足够的钱来推动各方面的博弈，以最终完成自己的改革。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内部的剩余提取，或者我们可以叫做对内的财政收入，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后，基本上到顶了。

再加上此前特朗普赎买式的给富人减税，虽然换取了他一定的政治筹码，但这个口子一开，想再收紧恐怕连特朗普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

毕竟在总统这个身份之前，特朗普还有一个更底层的身份，那就是资本家。

那么特朗普恐怕很难找到短期就能见效的改善财政收入的方法。

起码当下特朗普是不可能通过常规手段，比如优化经济状况来获得更多收入。

换句话说，他没有什么常规手段来搞钱了。

当然，我知道这里有同志要提特朗普一家子都发虚拟币割韭菜的事情了，但不用着急，往后的文章我们依旧会通过马克思的理论来讲清楚这个事情的。

还是先回到今天的主题上吧。

前述提到的那些钱，如果是在过去，特朗普是可以通过举债来为政府筹集到的。

现在麻烦的就是，美债已经突破了36万亿。

这个数额不单单是让特朗普完全没有新的举债空间，它更像是一个在特朗普座位底下的炸药桶，而且是已经边缘开裂、随时爆炸的炸药桶，轻易是不能再增加的了。

如今美债依旧要高歌猛进地增长，其内生动力已经不是特朗普或者任何一个政客想不想的问题。

而是美债到了这个规模后，这个体系自身以及依附于这个体系的各方面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下，不得不让其继续高歌猛进。

这时候哪怕任何一个人再怎么希望美债规模停滞，都已经不再可能。

美国点燃了引线，但已经无法熄灭这根燃烧着的引线了。

所以特朗普所剩的选择寥寥无几。

在极其有限的选择中，马斯克的国家效率部或许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

毕竟，在收入已经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像工厂优化成本结构一样，把人力资源给优化出去，降低成本，自己可支配的钱不就多起来了么。

而那些被解雇的雇员，谁叫他们不像特朗普和马斯克一样“承担了风险”呢。

可特朗普哪怕能省出这部分的财政收入，又能投入到哪里呢？

他面临的是一个政府需要跟各路资本合作，才能顺利推动政府事务的体系。他省出来的钱不管怎么用，其实无非也就是回到这些资本手上而已。

所以单单从内部去看，特朗普根本没有任何的机会去改变任何事情，他所处的是一个令人窒息的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

他连基础事务都难以推动，更不用说去承兑“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选举口号了。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内部的破局之机呢？

历史其实已经给出过很多次答案了。

当内部矛盾无法通过赎买和调和来压下去时，帝国主义国家，唯有将内部矛盾向外输出，甚至不惜以战争的方式去输出，才可能缓解内部矛盾。

如果矛盾可以缓解，那么不管是找点破局的机会，还是顺利撑过自己的任期，都才有所可能。

于是乎，将目光看向外部成了特朗普没有选择的选择。

其实不管是不是特朗普，不管换成是谁，所要做的事情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到后来不管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都一定要把中国树立成所谓的“对手”的根本逻辑。

一方面中国切实发展起来了，一方面是中国的发展经验成了“照妖镜”，另一方面，就是帝国主义必须要有一个输出矛盾的对象，不是中国，就是俄罗斯，不是伊朗，就是欧洲，总得有一个。

这是美国这样的经济基础和其构建出来的上层建筑共同组成的系统对美国的必然要求，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可当特朗普将目光放到外部时，他将直面一个更为棘手的、贯穿美国内外的问题。

两百年前，马克思的预言如晨钟暮鼓，激荡两个世纪后，如今终于在美利坚的裂痕中回响。

而当下，特里芬的难题如幽灵高悬，霸权与信用的悖论如达摩克利斯之剑被其握在手中，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誓言沉入资本的沼泽。

当霸权的逻辑撞上历史唯物论的锋芒，答案或许早已写在资本的墓碑之上。

这一切，就让我们在下一期《马克思早已看穿特朗普（中）：特里芬之困，帝国主义无解法》里边，再一一为同志们细细道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