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史案迷踪：尼姑庵法师透出一女子策反我军区司令员大案线索

一、广西省人民政府收到35封落款蹊跷信件

1950 年冬季的南宁显得特别的寒冷。北回归线以南的温润气候被南下寒流打破，天空变得灰蒙蒙的，乌云压得很低，邕江对岸的青秀山在灰蒙蒙的天色中模糊不清。

我行我素的寒风似乎起得很早，它掠过邕江江面，裹挟着邕江特有的水汽和寒气满街飘荡；商贩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他们口中喷出的一团团白气，仿佛在努力地给这阴冷的天气升温加热……

上午九点多，专给广西省政府送信的邮递员老王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打着铃铛，将各类信件报纸送往广西省人民政府机要室。

在省政府机要室门前，老王甩腿下车，然后对收发室大声喊道：“老伙计，点收信件啰！”

“来了，来了——你都是这样准时。” 姜心亮闻声搓着双手，小跑过来。

“给省政府送信不准时哪行呐。抓紧时间点验吧——我还要赶回局里参加元旦演出排练呢。”

姜心亮从邮袋里捡出一沓信函，其中大约有三十多封是相同的竖式牛皮纸信封，右侧写着 “省政府”三个字，正中红色的长方形框内写着收信人的姓名，这些字笔势如行云流水，牵丝映带间尽显畅快淋漓。封信左侧下方的落款是红色魏碑体字“南槐堂缄”，这几个字是用印章印上去的。

姜心亮开始从信件中挑选出送交广西省军区司令部的信件。他拿起第一封信件，瞧了瞧，那个红色框框中写的是“李天佑先生敬收”。

李天佑时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当时他已经率领“广西剿匪前线指挥部”前往位于广西省中东部的大瑶山等地组织著名的“大瑶山会剿”去了。

当时李天佑兼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所以平时有些地方上寄给他的信函、资料等也会往省政府这边投递，广西省军区司令部每天都会派专人开着摩托车前来收取地方上给军区的信件及公文。

姜心亮在取出写给李天佑的这封信函后，又从落款为“南槐堂”的那些信件中取出写给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副政委邱会作及已调往北京空军总部任职的吴法宪等军方省政府委员的那几封，连同寄给军方的其他领导人的封信件归拢在一起。其余那十几封同样落款的信件，是分别写给省政府部分委员的，姜心亮就把这些信件分别分发到收信人的工作部门。

姜心亮刚把信件分拣好，军区的通讯员小李就来了，于是就把那些写给军区领导的信函交给了小李。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些写给广西省军区领导人及省人民政府委员的信件，却牵出一起惊天大案！

二、秘书蔡浩最先发现策反广西省军区司令部主要领导人的信件

位于葛麻岭的广西军区司令部机要室一片繁忙。墙上那座老式挂钟的铜摆，好像被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闹得失去了往日一丝不苟的耐心，有些“失态”了；一米金黄色的阳光将斑驳的灰墙照得发红，几名机要员伏案在钢板上刻着油印蜡纸，钢笔尖在钢板及蜡纸间沙沙作响，油墨的气味在密闭空间里发酵、散发着。

此时，机要秘书蔡浩正在埋头整理通讯员小李从省政府收发室那里拿回来的信函。他是负责处理领导普通信件的。为了提高信件处理时效，按照部队当时机要工作的规定，只要信件上不写 “亲启”字样的，他都可以开拆、阅读，然后根据内容分门别类处置。

蔡浩先用剪刀剪开写给李天佑的那封信的信封，熟练地抽出里面的信纸，习惯地将鼻梁上架的那副近视镜往上推了推，然后抖开看。倏地，他双眉紧锁，眼眸中透出惊恐的神情，差点叫出声来……

蔡浩警惕地环视四周，然后悄悄将那封信按在大腿上仔细地看了起来。

信的全文是——

致共党首脑：迷途应知返，悬崖宜勒马；弃暗而投明，升官又发财；升官晋三级，发财赏百金；党国重信义，言出行必践。

南槐堂主

然而，这些字都不是手写的，而是用模板印上去的。

看到这封写给广西军区司令员李天佑的信，蔡浩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得马上向领导报告！” 蔡浩把信件装回信封，同时把那十来封落款为“南槐堂缄”的可疑信件一股脑地抱在胸前，叫上通讯员小李，火急火燎地来到秘书处副处长蒋胜刚的办公室。

“敌特真狂妄，竟然把策反信寄给李司令！” 蔡浩把那十来封落款为“南槐堂缄”的信件放到副处长蒋胜刚的办公桌上。

蔡浩掏出手绢擦拭额头上的汗珠，接着说，“蒋副处长，您看看，这是刚从省政府机要室转过来的。”

蒋胜刚看了看写给李天佑司令的那封信，后又让蔡浩把其余那几封信全都拆开，结果，发现里面的内容同出一辙。

“他们也太猖狂了！” 蒋胜刚怒不可遏地用手指了指桌面上的那些信，“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敌特心理战——我们不能小觑！”

在一旁的通讯员小李好像想起什么，他说：“我在省政府机要室姜老头那里，好像还看到蛮多封落款为‘南槐堂缄’的信件——是写给非军方省政府委员的。”

“你马上打电话——不，你亲自跑一趟，让姜老头把可疑信件全都扣下审查。” 蒋胜刚对通讯员小李说。

“是！”通讯员小李一个急转身，急匆匆地走了。

接着，蒋胜刚急匆匆地抓起电话，向保卫处及广西省公安厅汇报此事。

通讯员小李一路小跑来到了省政府机要室，排闼而入。“姜老，出大事了——那些落款为‘南槐堂缄’是敌特的策反信！” 通讯员小李用袖口擦着脸上的汗珠，气喘吁吁地对机要室的姜心亮说。

听说从自己这里收到的信件中出现敌特的策反信，姜心亮心里咯噔一下，怔住了。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挠了挠头，急煎煎地对通讯员小李说：“那些寄给省政府其他委员的、落款有‘南槐堂缄’的信函已经分发到各相应部门了——这怎么办呐？”

通讯员小李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用电话将这里的情况向副处长蒋胜刚汇报。

历来办事果断的蒋胜刚，听完通讯员小李的回报后，立即将这情况通知省政府保卫处，让他们立即派员到省政府各部门，将当天收到的、落款有“南槐堂缄”的信件全部上交到保卫处。

不到两个时辰，保卫处的同志就把其余那些信函统统收了上来。这些信件没有一封开拆过。

就在此时，广西省委社会部部长兼省公安厅厅长、南宁市公安局局长覃应机，带着几位公安侦查员也赶到了保卫处。

覃应机，广西东兰人。1929年春参加革命，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中，他担任开路尖兵，是智闯娄山关和金沙江的英雄。

抗日战争期间，覃应机历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兼侦察队长，太行和太岳公安处副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安总局秘书主任，冀南公安局副局长，冀南公安总局副局长，局长，河北省公安厅厅长，社会部长。

1950年1月，广西解放，覃应机派陈广才带领工作组，正式进驻南宁警察局。1月29日，南宁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覃应机兼任局长。他是公安战线的老兵和专家，更是破案神探。

在南宁刚刚解放时，覃应机带领侦查员化装成商人，到中山路口一带进行调查摸底，了解社会民意和特务活动线索，为后续开展治安整顿和抓捕行动奠定了基础。并于1949年２月１４日，成功抓捕了潜入南宁市的“广西总队”司令施鼎昌、副司令严志仁、军需主任焦同安、特别总队司令陆建平等４名匪特；在端午节前，又破获了匪特“华中长官公署左右江反共别动军驻邕谍报组”，逮捕了主犯苏芬、杨化隆、周汉生等８人。

覃应机扼要地了解情况后，即让随去的侦查员将那十几封未拆封的信件当场封存，然后带回省公安厅。

覃应机回到公安厅，立即将省委社会部二处处长隋留宝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共同分析这起案件。

隋留宝1939年参加八路军，在战斗部队从战士一路干到连长。在反扫荡期间负伤，至今体内还留有三块弹片。他伤愈后，首长把他从作战部队调往敌工部，从此开始干起了情报、保卫工作。覃应机对他信任有加。

覃应机将省政府、广西军区司令部出现策反信的严重事件向隋留宝作了简单介绍，然后说：“从这些‘策反信’及当下形势分析，可以肯定这是敌方军队或特务机关企图策反、恐吓给我方军事指挥员、地方政府干部的行为。寄发此类函件的案子，虽然出现过，但是，像这样大规模地把 ‘策反信’寄发省人民政府每个委员、军事要员的情况，却从未发生过。”

隋留宝两道浓眉紧拧，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接着他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说：“案件的性质是严重的，是一起值得省委、省政府重视的案件。我建议必须立刻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汇报，同时我们也要拿出侦破此案的方案来。”

覃应机点点头，然后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说：“好，我们现在马上去找主持常务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副主席陈漫远同志汇报，听取他对此案件的指示。”

陈漫远听了覃应机他们的汇报后，也觉得问题严重，必须尽快侦破此案，打击敌特的嚣张气焰。同时有必要向省委书记汇报。

当时，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张云逸正在武汉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于是，陈漫远亲自拨通了张云逸的电话，汇报了此事。

张云逸听了汇报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用他那带浓重文昌口音的普通话简短地说了自己的意见：“对于此事件，我的意见是：第一，不必大惊小怪；第二，让公安方面组织力量严查，限期半个月破案；最后就是，需向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社会部和中央公安部、社会部报告。”

三、广西省委成立了由覃应机挂帅的“特一号案件”专案指挥部

根据张云逸的指示，广西省委立刻成立了由覃应机挂帅的“特一号案件”专案指挥部。专案指挥部成员由从南宁市公安局、广西省公安厅以及省委社会部抽调来的11名侦查员组成。具体工作由省委社会部二处处长隋留宝负责。

“特一号案件”专案指挥部成立的当天晚上，随即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玻璃窗蒙着一层薄雾，此刻墙上挂钟的时针指在8点的位置。

专案指挥部的同志神情整肃，围坐在那张长方形的会议旁，在听取覃应机讲话。

覃应机在介绍案情，传达省委主要领导的三点指示后，从座位站起来，用右手指点了几下桌面上的那封“策反信”，说：“这个案子我估计半个月内拿下来是没有问题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没问题！”众人异口同声回答道，语气铿锵有力。

隋留宝掐灭手上的香烟，凝重的神情中透着胸有成竹的把握，说道：“能抽调来参加专案的同志，都是我们公安及社会部系统中工作能力不凡的侦查员。

“我相信，在我们老前辈、老领导覃应机厅长的指挥下，我认为，半个月内拿下来这个案是没有问题的。

“下面，大家集思广益，先分析一下案情，提出破案的思路。”

接着，与会的同志开始有条不紊地发言。他们详细地分析案件，并说了自己的观点。会议一直开到凌晨12点半。

覃应机很快就将大家的意见、观点归纳形成条理清晰观点。他说：“从大家的发言中，我归纳一下，基本有如下六点——

“第一，这35封 ‘策反信’出自敌对分子之手是不争的事实，毋容置疑了。

“第二，写信的不是专业特务所为。因为，从信件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特点分析，笔者目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策反，不过是一种宣传。再者，从信件的遣词造句来看，笔者的文化水平不怎么高，因为信中写的那内容充其量不过属于打油诗。所以，基本可以断定写信的应该不是从台湾派遣过来的、专门对我党干部开展心理战的专业特务。

“因为，根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之前内部通报的数起已侦破的心理战案件来看，执行心理作战任务的台湾派遣特务都具备较高文化水平，不仅通晓古汉语，英语也颇为精通。此外，若写信人受命于台湾，其 ‘对匪宣传内容’必然经过台湾特务机关心理作战专家的反复研讨后才会确定语句，不可能是这种打油诗。

“第三，‘策反信’的信笺、信封上的字，是先刻成模板，再用大红印泥印在信纸上的。可以推测这个‘南槐堂主’，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然而，信件的文字水平与制作印章的书法、镌刻所显示出的文化功底不一致。因此，可以得出这个‘南槐堂主’跟印模制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信封上那手写的毛笔字，从字体上看跟印章的风格迥然不同，这说明信封上写字的既不是‘南槐堂主’，也不是模板制作者。大家的分析是对的——‘南槐堂主’自己或者指使他人起草了该信件的内容，出于反侦查的目的，让另一人把内容刻制成版子，又让第三人书写了信封上写上收件人姓名及地址。

“第四，”覃应机顿了顿，端起桌上的茶缸，呷了一口，润了润有些嘶哑嗓子，继续说，“大家认为‘策反信’的信笺、信封最有调查价值。因为，信笺是中档质地的绵纸，信封系牛皮纸制作，信笺、信封应该出自某个商号或者会道门、文人墨客的书斋，或者某个武馆——这为我们调查提供了目标方向。

“第五，从‘策反信’的寄发对象判断，这个‘南槐堂主’对于省政府成员的信息还停留在1950年2月8日省政府成立时的时间段上。因为，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时，报纸、电台都公布了35名委员的名单，但其中雷经天副主席只当了半年左右，就于9月间调往武汉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吴法宪的省政府委员也只干到1950年7月，此后也奉调进京担任空军第一副政委了。寄来的35封‘策反信’中写着雷经天、吴法宪的名字，从这个情节可以推断，‘南槐堂主’对广西军政要员的变动情况并不了解。

“第六，35封‘策反信’上的邮戳及邮票这也是一条值得追查的线索——因为都是1949年11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的普通邮票。况且，从当今的经济情况和消费习惯看，邮票都是随用随买，不可能一下子买下整版邮票放在家里等着使用，因此，邮电局营业人员对一下买三十来张邮票的人，会留有较深印象的。”

覃应机的总结十分到位，条理清晰，明确了案件的调查思路和方法。

四、警方多线开展调查终无果，调查工作陷入“死胡同”

16日上午九时，冬日的晨雾还在大街小巷里徘徊，不久就被洒进来的阳光给挤走了，街道上青石板路在金色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泽，整个街道显得温暖而祥和。

专案指挥部的侦查员除了留下主持侦查工作的隋留宝留守指挥部。负责协调工作外，其余侦查员全体出动，在分局、派出所的配合下，调查工作全面展开。

在关东街邮电局，侦查员解中堂此刻正在这里了解情况。因为 “策反信”上的邮戳是关东街邮电局的。在这里，解中堂了解到，那些信函是从该邮局门口的那个邮箱里取出的，工作人员盖上邮戳后，连夜送往省政府所在地的邮电局。

“那么，这些信函所使用的邮票是不是你们这个邮电局营业窗口出售的呢？” 侦查员解中堂一面掏出笔记本，一面问营业厅负责老莫人。

“不能肯定，得查查。”

老莫就查看了三个营业窗口的明细账，回头对解中堂说没有发现异常。

解中堂不放心，又亲自找三个窗口的营业员了解情况，还亲自翻看了事发当天的邮票销售记录，但仍然没发现问题。

解中堂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抿着嘴唇，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问第一个窗口的营业员：“你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两个月内是否有过一次性出售超过35张四百元面值（旧币）邮票的情况？”

“每天结束营业后我们都把销售账簿交到会计室去，会计室按月装订后归档了。”营业员说，“要不我带您到财会室翻翻？”

在财会室，解中堂翻阅了10月、11月以及本月尚未装订的流水账，结果还是没发现情况。

此时，在专案指挥部留守的隋留宝也没闲着，他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调查工作必须获得工商部门的密切配合。因为，这次调查是以有模板制作技术及印制信封、信笺的商号为切入点，为迅速获得这些商号的详细情况，必须事先掌握他们的具体情况。

于是，虑无不周的隋留宝迅速抓起电话筒，急匆匆地摇了几下，他通知市工商局找一名熟悉南宁市各商号情况的工作人员，24小时守在电话机旁，随时解答警方的查询。

后期的调查工作证明，隋留宝此举对迅速、高效开展调查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负责调查南宁市各邮电局营业窗口和邮票代销点邮票出售情况的侦查员邹晃，正在了解各邮电局营业窗口和邮票代销点邮票出售情况。

当他得知，南宁全市4个区所有的邮电局营业窗口加上邮票代销点一共有37家的情况后，觉得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为不耽误破案时间，他急中生智，就在市邮电局给明德、江西、永宁、临江4个公安分局打了电话，让他们火速安排专人负责，与下辖的派出所民警一起前往辖区内的各个邮电营业窗口和邮票代销点开展调查。

邹晃向明德、江西、永宁、临江4个公安分局交代的都是同样一句话：“从现在起，你们将分秒必争地调查你们辖区内自国庆节以来到昨天为止，四百元面值邮票的出售情况，凡是有一次性售出35张以上的，即刻报告。”

侦查员们忙碌了一整夜，终于发现了一条线索。那是维新派出在查看辖区内一家邮电所的营业流水账时发现，12月3日曾有人一次性购买了四百元面值的普通邮票两版，共100张，发票显示购买者是“富德榨油厂”。

得知这一情况，邹晃一阵兴奋涌上心头，他立马给市工商局打去电话：“市工商局吗？你们马上帮查查富德榨油厂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邹晃的语气简短而急促。

此时，就显出之前隋留宝要求工商局落实一名熟悉南宁市各商号情况工作人员，24小时守在电话机旁，随时配合警方的查询之举的作用了。

工商局值班的同志，在邹晃话音刚落不到两分钟，就说出富德榨油厂的地址。

这个富德榨油厂在江西公安分局的辖区内。邹晃立刻拨通江西公安分局的电话：“请你们立刻派员前往富德榨油厂，调查该厂12月3日是否派人去购买过两版四百元面值邮票的情况，如果确有其事，要求弄清楚这些邮票的使用情况，特别是对已经用掉的那些邮票，一定查清具体使用在哪些信件上——要具体、要详细！”

大约四五小时后，邹晃跟前的电话响个不停。这些电话都是侦查员和派出所打来的，内容都是汇报调查邮票售卖情况。邹晃仔细地将汇报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

接着，邹晃将大家汇报的情况进行了汇总。结果显示，打10月1日至当天，购买面值为四百元邮票超过35张以上的，除富德榨油厂外，还有26对象，其中政府机关17个，私营工厂、商号9个。

邹晃守不自主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抬手看了看腕表，此刻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但为了争分夺秒地破案，他立刻拨通市工商局值班室的电话，向在值班待命的同志询问这些私营工厂、商号的地址。

之后，邹晃守又迅速向相应的公安分局、派出所下达了指令：对那些购买邮票的，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私营工厂、商号，都要连夜去调查、核实，并于次日上午将调查情况报到他这里汇总。

大家一直忙碌到次日清晨，才把购买特定邮票的对象一一查实——没有私人购买，而且购买方的邮票使用都有记录可查；没发现有疑点。

至此，警方设定的追踪特定邮票流向的计划落空了。

回过头说说对印章调查这条线的情况。“特一号案件”专案指挥部在先前的案件分析会上，确定了对南宁市的刻章店铺和掌握专业刻章技能的人进行调查的方案。

对印章的调查由侦查员王大培、陈百勇两人负责。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局规定所有刻制印章的经营者必须获得“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方可营业。据此，侦查员王大培、陈百勇先到市局治安科抄录了全市获准经营刻章的店铺、经营者的名单，并逐个走访，核实情况。

王大培、陈百勇他俩一直忙到晚上快12点，才完成摸排工作。然而，调查的结果是，全市登记在册的33家刻章店铺，没有一家给人刻制类似“策反信”上的那类印章。因此，这条线索似乎已捋到了尽头。

面对此结果，一身疲惫的王大培、陈百勇，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心情十分复杂……

与此同时，另一组调查信笺、信封来源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项工作由侦查员时根坚和小许负责。

鉴于信笺、信封都是由印刷厂（社）印制的，其时印刷行业与刻章行业一样，也是是列入特种行业管理的，时根坚他俩首先把调查目标锁定在全市的印刷厂（社）。

他们先到市公安局治安科抄录了全南宁市印刷厂（社）的名称、地址和负责人的姓名。据统计，全南宁市共有印刷厂（社）15家。于是时根坚以市公安局的名义给各公安分局、派出所打电话，向他们下达了调查指令。

对印刷行业运营业务比较了解的时根坚知道，印刷行业在为客户印制信笺、信封时，都先印好样品，并让客户在样品上签名确认，如交货时发生纠纷，就以此作为证据。这些样由品客户和厂家分别保存。

因此，时根坚在给各公安分局、派出所下达调查指令中，他特别提醒：“在调查中不能仅听对方的一面之词，必须让他们拿出保存的样品，把印制信笺、信封留下的样品一件件都拿出来过目——这个程序不能少！”

然而，侦查员们忙活了一整夜，结果也没有发现可疑线索。

五、公安厅长覃应机动用的手中的绝密情报员，发现蛛丝马迹

对“南槐堂”字号的调查，是整个案件调查工作的重点。于是省委社会部二处处长隋留宝亲自点将：祖郎、金志清负责此项工作。

祖郎那浓黑的眉毛下长者一对机灵的眼睛，让人一看上去，就知道他是个思维敏捷、聪慧之人。别看他只有26岁，可他已经是一名资深的侦查员了。祖郎在南宁解放不到十天，就随隋留宝来到南宁，从事社情秘密调查工作。

胆识过人的祖郎一到南宁，化装成乞丐、失业工人、乡下进城打短工的农民及卖柴的樵夫、邕江纤夫，甚至帮会马仔。他用三个多月的时间，调查了解解放初南宁的社情，为维护南宁的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南槐堂’字号的调查，你认为从何处着手好呢？”搭档金志清在一番苦苦思索后仍想不出方案，于是他向祖郎讨教。

祖郎沉思片刻，然后对托腮沉思的金志清说： “你看‘南槐堂’是不是有些类似武馆、拳社、镖行的名号？”

“对！我看有这方面的意思！” 金志清说。

于是，祖郎、金志清立即到南宁市体育会筹备会，了解南宁市武林界的堂号情况。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体育筹备会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是武林中人，也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了。

但体育会筹备会有人提供了当地位较知名的武林拳师信息，说找他们可能会知道一些情况。

祖郎、金志清找到这3 位拳师。他们都五六十岁了，对南宁解放前及当下武林界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可是，他们都说没有听说过南宁乃至广西武林界有过哪家武馆、拳社、镖行叫“南槐堂”的。

祖郎、金志清根据调查情况分析，认为：“南槐堂”应该跟武林没有关系，应该调整调查思路，更正调查路径。

“该往哪个方面去查摸排呢？” 金志清又向他认为足智多谋的祖郎征询意见。

此刻，祖郎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泛起一种坚定和果敢的执着，说道：“商界和文化界！”

“理由？”

“你想想看，既然‘南槐堂’与武馆、拳社、镖行的名号无关，那‘南槐堂’这三个字也可以适用于商业店铺。” 祖郎抿着嘴，轻轻拍着金志清的肩膀，“据我了解，中药、古玩行业，都有把经营的店铺起名为某某堂的习惯——或说嗜好。”

“有道理。” 金志清赞同道，“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分别给工商局、市文化局打电话，询查档案中是否有‘南槐堂’这样一家店铺，包括已经申请歇业的。”

“行！”做事一向滴水不漏的祖郎补充道，“为了不留死角，拓宽调查视野，我们还应该去《南宁日报》、《广西日报》两家报社，向记者、编辑了解他们在报道中或发的广告中是否有 ‘南槐堂’商号出现过。”

祖郎、金志清商讨确定的调查思路及方案可谓十分缜密，遗憾的是，经过一番调查下来，仍然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调查工作陷入困境，这可把专案指挥部负责人隋留宝急煞了，他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这可是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张云逸亲自过问的案件——他下15天内要破案的命令呀，如今，调查工作毫无进展，这怎么向首长交差呢。

隋留宝觉得茫然失措之时，他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声……

“我是覃应机。”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覃厅长，我是隋留宝。”

“我转告你一个重要信息，关于‘南槐堂’前世今生之事，我给你们弄清楚了。”

隋留宝喜出望外，一阵窃喜，心想覃厅长不愧为我党情报战线的老兵和专家呀，我们十几号侦查员没弄清楚的问题，他一下就给解决了。

“您说老首长，我记录着。” 隋留宝摊开笔记本，把话筒夹在右腮旁，急不可待地说。

“‘南槐堂”’是清朝时南宁明德街上一家老字号中药铺的铺号，它早在民国前就停业，其店现在一分为二——一家眼镜店和一家竹器店。”覃应机厅长简要说明了情况。

“太好了——覃厅长正不愧为神探呀！” 隋留宝顿了顿，好奇地问道，“这消息来源……”

“请不必打探消息来源，这是纪律。你们就按这个线索去查——我等你们的消息。”

关于“南槐堂”消息来源此事，一直到案子侦破开庆功会时覃厅长也没透露。多年后，侦查员们才知道，这消息是覃厅长启用了绝密情报员获取的。这是后话。

根据覃厅长提供的信息，隋留宝立马指派侦查员祖郎、王大培前往明德街调查核实。

祖郎、王大培根据覃应机厅长说的，“南槐堂”已经一分为二，分别开了一家眼镜店和一家竹器店的信息判断，只要找到眼镜店与竹器店挨在一起的就是了。

很快，侦查员祖郎、王大培就找到了挨在一起的眼镜店和竹器店。正是他们的这次调查，在久远的历史信息中发现案件的端倪。

在问询中，眼镜店、竹器店的老板，都说不了解自己店铺前身的情况，因为他们都是从的父亲手里承接店铺的。

于是，祖郎、王大培决定到眼镜店、竹器店对面的百年老巷——必仁巷——找老人打听了情况。

一位耄耋老人举起颤巍巍的手，指着巷子对面的眼镜店、竹器店，对祖郎、王大培说：“眼镜店和竹器店的前身是中药店‘南槐堂’，在光绪末年就停业了。”

“那‘南槐堂’大概是什么时候开业经营的呢？您老了知道老板是谁吗？”

“具体开业时间我记不得了，反正打我记事起，‘南槐堂’就看到它存在了”

老人用手抹了抹嘴角溢出的唾沫，沉吟片刻，说：“老板嘛，我记得姓朱——是个瘦高个儿老头。”

“您知道这个朱老板后来的情况吗？”

“不知道了呢。”老人用浑浊的目光看看了看祖郎、王大培他俩，然后说，“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啦。”

在回局里的路上，祖郎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想法：找南宁市药材业公会。用现在的话说，“南宁市药材业公会”就相当于现在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

因为，祖郎在南宁刚解放伊始，他在化装为帮会马仔调查社情的过程中，了解到药材业公会自清道光年间就已经成立了，而且其平日里的活动经费都是由各中药店铺缴纳的。

“咱马上去药材业公会，也许能从那里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发现点什么。” 祖郎一把扯住王大培的袖子，直奔南宁市药材业公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天助自助者。在药材业公会留存的历史资料中，祖郎如愿以偿地查到“南槐堂”的详细情况——

南槐堂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开张，至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歇业，共存在85年，在清时的南宁城南槐堂曾是一家妇孺皆知的老字号。其创始人名叫朱志墨。

85年间，南槐堂共经历了4个掌柜，自创始人朱志墨之后，其余3位位掌柜都是朱志墨的儿子和孙子。最后一位掌柜是其孙子朱双承。

朱双承无嗣，其在49岁那年，身患肺痨，无奈只好于1908年关门歇业。后不到一年，朱双承病故。

朱双承有大小两个老婆，一个张氏，一个汪氏，她俩都没有生育。在朱双承病故后，张氏与汪氏闹分家。之后，大老婆张氏到城南翠姑庵出家，做了尼姑，约10来年后病亡；小老婆汪氏嫁给—个做香料生意的越南商人，去了越南，从此杳无音讯。

祖郎、王大培对南槐堂的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要从中提炼出与南槐堂信封有关的线索来。

“朱双承的两个老婆张氏与汪氏闹分家时，朱双承留下的“南槐堂”信笺、信封是不是她俩中某个人保留下来呢？” 祖郎提出这样的假设。

“根据和理由？” 王大培说。

祖郎解释道：“你看啊，印有‘南槐堂’字样的信笺、信封，估计留下的不会很多，‘南槐堂’老板娘会不会把信笺、信封留下，作为对老板或店铺的念想？毕竟南槐堂当时在南宁市是有影响的老字号呀。”

“嗯，有道理——人之常情。” 王大培点头说。

“如果能找到张氏与汪氏就有可能知道印有‘南槐堂’字样的信笺、信封的大致去向。” 祖郎说。

然而，事隔40多年，张氏、汪氏俩一个已去世，一个远嫁异国他乡，要想查清楚完全是一件碰运气的事。

祖郎他们不放过任何获取破案线索的机会，他们还是决定到翠姑庵调查找张氏的相关情况。

值得庆幸的是，当年的翠姑庵还在。60多岁的住持静洁法师接待了祖郎他们。

静洁法师告诉祖郎他们，她仍记得张氏。静洁法师说：“我先张氏3年到翠姑庵出家。当时的住持梦修法师给张氏剃度的，我也在场。他剃度后梦修法师赐她法名——静慧。”

接着静洁法师双手合十：“阿弥陀佛，静慧出家刚好10年，就圆寂了。”

祖郎试探道：“静洁法师，您知道或看见过张氏收藏、使用过印有‘南槐堂’字样的信笺、信封吗？”

静洁法师闭眼思忖了一会儿，缓缓道：“见过的。我有一次看见过静慧用过印有‘南槐堂’字样的信笺及信封。我记得是持之让她给‘兴德典当’写信，联系赎当之事。”

“您没记错吧？” 祖郎忍住内心的兴奋，小心翼翼地再次向静洁法师确认。

“我们出家人心静，不会记错的。那封信是我和静洁一起去邮局寄出——时间大约是在民国五六年吧。”

大喜过望的祖郎和王大培告辞了静洁法师，决定那家“兴德典当”撞运气，毕竟这是唯一能证实“南槐堂”信笺、信封来源的机会。

幸运的是“兴德典当”老字号仍在经营着，更让祖郎和王大培惊喜的是，这家典当行竟然还保存着几十年来跟客户的往来的信函！

六、顺藤摸瓜，犯罪嫌疑人露出马脚

处长隋留宝听了祖郎和王大培的汇报，看了他俩从“兴德典当”拿回的，那封由翠姑庵发出的，印有“南槐堂”的信函后，兴奋地从椅子站了起来，用力拍打祖郎和王大培的肩，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太好了、太好了！你们真棒！”

隋留宝片刻不误地召集专案指挥部的所有侦查员开会，把“兴德典当”的那份信函跟“策反信”比照。很快，大家发现了一个疑点：这两封信函所用的信笺、信封虽然从纸张和样式以及印刷字体看似乎相同，可是纸张的新旧程度明显不同——“兴德典当”提供的那封信函已经存在了四五十个年头了，纸张显得暗黄，闻上去有霉的气味，且稍微用力抖抖，就会裂开；而那封“策反信”纸张虽然也发黄，但其质地柔韧。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家抓耳挠腮，一时找不出答案。

隋留宝背手围着会议桌来回踱了两圈，然后说：“我看得找印刷行业的行家来帮鉴定了。”

“好，我去。” 祖郎自告奋勇道，“我熟悉印刷业公会的人。”

很快，祖郎就请来了印刷业公会副会长、“宣爽印刷社”老板徐宣爽，以及曾在上海从事了五十余年印刷，已回家养老的赵鸣三两位行家。

徐宣爽、赵鸣三这两位印刷界的行家里手，对两份信函进行一番细致的比对后，胸有成竹地下了这样的结论： “兴德典当”提供的那封信函至少已经有50年以上历史的老印刷品，印刷时使用的是石制模板，而“策反信”则是用约在六七年前生产的纸张，是木刻版印制。

“您俩位师傅判断这‘策反信’的印刷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祖郎恭敬地给徐宣爽、赵鸣三递上香烟，并分别给点上火。

“印刷时间估计最长也不会超过两个月。” 赵鸣三脱口而出。

隋留宝接着谦虚地问道：“依两位师傅看，这信封的模版制作出自咱南宁那位师傅之手？”

赵鸣三再次将老花镜架到鼻梁上，仔细地瞧了瞧“策反信”信封，看了好一会，摇摇头道：“这说不好。”

毕竟，赵鸣三打14岁起就去上海做学徒一直到去年才回乡，他对南宁印刷界业内人士不太熟悉，这是情理之中之事。

但这对徐宣爽来说不是难事。他从小在南宁人长大，50年来一直还没离开过南宁，而且他还是南宁印刷业公会的副会长，比较熟悉业内人士。

徐宣爽接过“策反信”信封，拧眉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说：“木版印刷是二三十年前在南宁使用的，后来新式印刷机引进后，木版技术逐渐被淘汰，这门技术现在不用了，木版技术几乎失传。据我所知，南宁好像没有人能刻出这等质量的版子。”

“烦劳徐师傅您再想想看。” 隋留宝端上一杯茶，双手递过去，“喝口茶，提提神，再回忆回忆。”

徐宣爽呷了一口茶，然后自言自语道：“难道是屠木匠？”

“是谁？”隋留宝立马挨过去问。

徐宣爽回忆道：“南宁地面上的印刷行业中，制作木版最好的工匠应是金康顺、屠润生。金康顺已60多岁了，也就在家闲居养老，不接活儿了。而当时屠润生不过40余岁，木版子活儿没了，他就改行做起了家具雕花匠。

“家具雕花属于木匠行业里技术含量最高也是最难做的活儿。由于他技术高超，不久就名扬南宁城。后来人们就忘记了他是制版出身的啦，都叫他‘屠木匠’。”

徐宣爽又呷了一口茶，然后指着 “策反信”信的信笺及信封，用肯定的语气说：“对，这版子的活儿，在整个南宁应该只有屠木匠才拿得下！”

“您知道‘屠木匠’的住址吗？” 隋留宝追问道。

“真遗憾——不知道啦，多年没联系了。”

送走徐宣爽、赵鸣三两位师傅，隋留宝又让祖郎去家具业公会调查。结果很快就查到屠木匠的名字叫屠润生，也了解到了其住所和基本情况——

屠润生，70余岁，已经歇手数年了，他居住在屠家湾。去年中秋节突然患中风，目前在家休养。虽患中风，但他脑子还算清醒，记忆力没什么衰减，每天还能向街坊说上一两个小时的《说岳全传》《隋唐演义》。

于是，隋留宝派时根坚、陈百勇两位侦查员前往屠家湾找屠润生。

屠润生住在屠家湾东头，那是一间岁月底色浓厚的老屋，褪色的门窗、斑驳的砖墙、青苔覆盖的瓦片——尽显老宅的沧桑。

此刻屠润生正坐在门前那块不大的口空地上，慵懒地晒着太阳。

他儿子把侦查员领到他跟前，说：“爸，这两位是公安局的同志，想找您打听一些情况。”

“我们是公安局的，想了解一些情况。” 时根坚递上工作证。

奇怪的是，屠润生那颤颤巍巍右手刚举起，马上又放下。然后鼻腔发出“嗯”的一声，往下看都不看侦查员一眼。

接下来，不管侦查员怎么问，他都用不屑一顾的语气，哼哼哈哈的应付着，再问他就干脆闭上眼睛，沉默不语。

半个时辰过去了，时根坚、陈百勇问不出什么来，只好地起身告辞，悻悻地离开了。

隋留宝听了时根坚、陈百勇他们的汇报，然后严肃地指出：“在我看来，这老爷子多半是对你们那副做派看不惯。

“你俩想想看，这老爷子早在民国初年，也就是在他30来岁时，就已成为南宁制作印刷木版的高手。之后又成为雕花行业的‘榜首’，吃香的喝辣的，受惯了尊重，自负、自大心态可想而知。这次估计他不能忍受你们公事公办生的硬态度，就不配合了——你们说是吗？”

时根坚、陈百勇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隋留宝从上衣兜掏出几个钱，递给祖郎，说：“你去备一份礼品。等会儿小牛和我一起再次登门拜访屠老先生。”

隋留宝的分析是对的。他和小牛执礼登门拜访屠润生，态度甚恭。这一次，屠润生对他俩颇为好感，表示愿意提供他所知道的情况。

当屠润生接过“策反信”的信封，看了看上面所印的字，然后把握十足地说：“这应该出自我师弟韦玉林之手。”

“您老方便介绍一下韦玉林的基本情况吗？” 隋留宝谦恭地问道。

屠润生清了清嗓子，挽起袖子，摆出向街坊说《说岳全传》《隋唐演义》那架势，打开了话匣——

“韦玉林比我小16 岁，他学艺晚，但进步很快。说实在的，韦玉林手艺不在我之下，其伶俐劲儿是我所不及的——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栽就栽在过于聪明伶俐上。

“在民国时期，制版手艺再精也发不了财，因为业务量有限。因此，他就干起了第二职业，与人合伙从越南进口香料，拿到江南地区倒卖。后来，木版制作被机印代替，他也退出了印刷行业。加之，当时化学香料兴起，且价廉物美，天然香料市场萎缩，他的香料生意江河日下。我找到他，劝他也做家具雕花。他比较刁钻，脑子比我活，他雕花是做了，但他只靠自己的名声揽活发包给其他雕花匠，从中营利。

“大概是1939年11月，日军第一次侵占南宁，韦玉林错估形势，以为日后就可以靠日本人发财了，于是他用上好的红木雕了一块“武运长久”的匾额送往日军司令部，日本鬼子很高兴，当即封了他当维持会副会长。韦玉林颇为得意，开始作威作福。连我他都不放在眼里。

“不料次年夏天，日军撤离了南宁。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下令惩办汉奸，韦玉林被判了他七年刑。谁知道，他牢还没坐完，1944年11月，日军又一次占领南宁，韦玉林被从监狱里放出来。他对日本人感恩戴德，他又制作了两块匾额，一块还是刻上“武运长久”，另一块刻的是“救命恩公”。他把这两块匾额送给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又封其为维持会副会长。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韦玉林第二次被国民党政府判刑。他的家人通过他那当法官的亲戚，使钱打点政府官员，结果只判了三年六个月，两年后提前出狱。这时的韦玉林已年过五旬，健康状况差了，无法重操旧业，加上官司把他积蓄话得精光。为糊口，韦玉林只好摆小摊，出售香烟、火柴、零食聊以度日……”

屠润生用一个小时，一口气讲完了他所知道的关于韦玉林的前世今生。

隋留宝对此很是感激，拱手连声道谢。

回到专案指挥部，隋留宝马上命令侦查员陈百勇、时根坚去韦玉林居住地的派出所——德岭派出所，请派出所出面传唤韦玉林过来接受调查。

背负汉奸罪的韦玉林哪敢怠慢、隐瞒，在派出所里他毫不隐瞒地承认了一个多月前，他在收取了五万元工钱后，替人制作“南槐堂”信笺、信封的木版的事。

画面回到11月初——

这天上午，一个二十七八岁、城里人打扮的女子来到韦玉林的杂货铺前，左看右顾了一番后，径直问韦玉林道：“请问，您是不是以前那位有名的雕版子的韦师傅？”

“正是。您要买些什么？”韦玉林略略弯腰，恭敬地回答。

“是这样的，我家开了个商铺，为方便业务来往，打算印一些信封、信笺。我找了几家印刷社，他们都说起印数得一千以上才接活。”女子略带祈求，“有人给出了个主意说让找您韦师傅帮忙。目前店铺刚开张，就想印100个，以后生意扩大了再加印——行吗？”

“您出多少加工费呢？”韦玉林说。

“您开个价吧？”

韦玉林眼睛骨碌转了转，捻了捻下巴的胡子，沉吟了一会儿，说：“5万怎么样？”

女子也没讨价还价，爽快地说：“成交！”

女子拿出两张上面用手工画的图样交给韦玉林。韦玉林瞧了瞧，说：“好，5天后来取。”

5天后，女人如约取走了刻好的木版，给了韦玉林五万元钞票。

女子接过木板后，又递给韦玉林两条“大前门”香烟，接着神秘地对韦玉林说：“请收下——因为小店生意刚起步，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请韦师傅不要对别人说起这事。”

韦玉林双手捧着那两条“大前门”香烟连声说：“放心，放心。谢谢，谢谢。”

画面转回德岭派出所。

“你记得那女子的摸样吗？”侦查员陈百勇盯着韦玉林问。

“记不清楚了。”

“你再说一下交货时的一些细节，尽量详细、不要遗漏——我们不怕啰嗦。”

韦玉林习惯地用薅着下巴那几根稀疏的胡子，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

“我想起了一个细节。”

“你说。”

“我记得，那个女子第一次来找我时，我正忙于卖零食给几个小学生，她在旁边等候，这时走过来一个女子跟她打了声招呼，两人说过几句话。”韦玉林说。

侦查员陈百勇听后，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他急促地问道：“那女子的摸样？”

“看上去大约30来岁的样子。我记得当时她牵着个小女孩，女孩背着一个黑布缝制的书包。” 韦玉林说。

“还想起什么吗？” 侦查员陈百勇问道。

“没有了。我想起的都跟你们说了。”

“好，就先到这。你回去后想起什么来，及时通知我们。”

韦玉林走后，陈百勇思忖了一会儿，转身对时根坚说：“我分析，那个女子是送孩子上学的，如果是这样，这个小女孩的学校就应该在无语了店铺的附近——绝对不会很远。”

“明白，你的意思是通过学校查找这女子。” 时根坚豁然开朗，“好，我们马上打电话向隋留宝处长汇报，建议增派力量，连夜寻找那个女子。”

隋留宝处长听了侦查员陈百勇的电话汇报后，二话不说，立刻下令专案指挥部的11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加上派出所的10来名民警，连夜到附近的“求进”小学进行摸排。

根据那个小女孩的年龄特征，侦查员把调查范围锁定在一、二年级的女学生。

很快，就从一至二年级的4个班级中确定了13名有疑似特征女生。于是隋留宝把这些学生按照家庭住址分类，让老师带着侦查员分头登门探访。

由于该校的学生都是就近入学。所以，侦查员不费多长时间，就找到了那个学生家长。

这个小女孩的母亲是一家油漆店的老板娘，二十七八岁模样，姓陆，小名叫阿珠。

当侦查员问阿珠一个月前是否在一家杂货店前与一女子打过招呼。

“时间久了，记不起来啦。” 阿珠说。

“就是你在韦玉林的店前那次呀。” 侦查员陈百勇提醒道。

阿珠拧眉回忆了好一会儿，说：“嗯，经你这么一提醒，我记起来了。”

接着他告诉侦查员陈百勇，那个女人是舅舅家的邻居，以前住在苏州路，姓啥不知道，只知道人们都叫她“三女子”。

“方便说说你们是怎样认识的以及她现在的情况吗？” 侦查员陈百勇态度和蔼地问。

“幼时我常去舅舅家，就结识了她。” 阿珠捋捋发辫，“后来，‘三女子’她家迁去了南国街。有一次我路过那里，在街上遇到了她妹妹，她告诉说她家现在住在‘五峰糖行’楼上。关于她的其他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根据阿珠提供的信息，侦查员找到了“三女子”的娘家地址，找到了“三女子”。她姓陶，名小蕊。

当晚九时许，侦查员将陶小蕊带到了市公安局进行讯问。

陶小蕊承认了她到韦玉林那里刻制“南槐堂”的信笺、信封木板的事。但侦查员再往下问，她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言语了。

这可把累了一天，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的侦查员气坏了，他们拿来手铐，“咔嚓”把她给铐上。这下陶小蕊慌了神，颤抖不止，接着她交代出一个令侦查员振奋的线索：她受表哥指派，拿着35个印有“南槐堂”的信封和一张名单，去邮局门口，托代人写书信的老先生写上了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

“你的表哥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住在哪？” 陈百勇厉声问道。

“他叫叶高玉，在‘逸君茶叶店’做账房先生。” 陶小蕊答道。

陈百勇立刻用电话将这条重要线索向隋留宝处长汇报，隋留宝处长当机立断，下达了抓捕叶高玉的命令。

七、到案的嫌疑人从派出所逃脱，蹊跷陈尸水井，线索中断

叶高玉，南宁人，30岁，地主家庭出身。师范毕业后做了一名小学教师。不久因教学能力出众，被提拔为校长。1944年11月南宁被日军第二次占领时，小学关闭，从此就失业了。为谋生，叶高玉在“逸君茶叶店”谋得了一份账房先生的差事。

侦查员接到逮捕叶高玉的命令后，很快就在“逸君茶叶店”的账房里抓住了他。

抓住叶高玉后，隋留宝看了一直忙到午夜的侦查员个个饥肠辘辘，于是决定，先把叶高玉押到相距不过五六百米的派出所，关押在派出所有一间临时羁押人犯的屋里。让同志们先吃些东西，然后再打电话给市局开辆吉普过来，把叶高玉押解到市公安局看守所讯问。

于是隋留宝掏出钱，让派出所所长去隔壁巷子里的面馆，给每人买一碗肉丝面，让伙计送过来。从头天中午一直忙到次日午夜，饿得前胸贴后胸的侦查员听说处长请吃肉丝面，垂涎三尺，高兴地挤在派出所大厅里等候伙计把肉丝面送来。

也许是喜而忘惕的缘故，隋留宝没有安排专人看守叶高玉。

此刻，叶高玉看到侦查员都汇集到大厅吃夜餐，关押他的屋子又没人看守，于是他就孤注一掷，把窗上的铁栅栏硬生生地扳弯，钻了出去，在夜色的掩护下，沿着派出所后面那条小巷逃跑了。

侦查员吃罢夜宵后，才发现叶高玉撬窗逃脱了。顿时大家方寸大乱，捶胸顿足。

隋留宝立马布置追捕，并打电话向公安厅厅长覃应机报告的报告。

“你怎么搞的？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了，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电话那头的公安厅长覃应机闻讯气得突突直冒火，口气异常严厉。

“都是我的错。我愿接受任何处分。” 隋留宝十分懊悔和自责。

“处分你就能抓回逃犯？” 公安厅长覃应机说，“现在追逃才是第一要务——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隋留宝抬头看了一眼派出所墙上的挂钟，时针正好指在凌晨3点的位置，于是说道：“覃厅长，请放心，我马上动员南宁市公安局的全体同志及各派出所的警力，立即开展全城大搜查。就是挖地三尺也要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

不到半个小时，南宁市公安局各分局、派出所民警都出动了。然而，大家忙到天亮，竟然没有发现叶高玉的踪迹。

就在隋留宝伏案思考新的搜查方案之时，他收到辖区派出所报告，说在五井巷，也就是叶高玉家所在地的巷口的水井里，发现了叶高玉的尸体。

蹲守在咏春街五井巷巷口旧货店里的侦查员时根坚第一个赶到现场，他查看一番后，就让派出所的两个民警保护现场，自己打电话向隋留宝报告具体情况。

隋留宝接到报告后，迅速赶到了现场。他看到现场被破坏得乱糟糟的，厉声斥责负责看守的那两位民警。

“怎么搞的，你们连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 隋留宝指点着水井边那乱糟糟的现场说，“你们看看，现场都乱成这样了，怎么勘查寻找痕迹？”

那两位民警中那位高个儿民警低着头说：“处长，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只顾着让人从水井里打捞尸体，而没注意保护现场——这是我们的责任。”

从现场寻找痕迹的可能已无可能了。于是，隋留宝当即吩咐侦查员邹晃、解中堂、王大培前往叶高玉的住所搜查，希望从那里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遗憾的是，经过一番仔细搜查，邹晃、解中堂、王大培在叶高玉的住所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与此同时，尸检工作正在进行。经过尸检法医给出这样的结论：死者死亡时间在凌晨一时半至二时半之间，未发现他杀的迹象，初步认定是投井自尽。

至此，案件调查及追查犯罪嫌疑人的行动陷入了死胡同。

为集思广益，午后，隋留宝把各路侦查员召集到市公安局开案情分析会，大伙儿刚到齐，厅长覃应机也来了。

隋留宝要请覃应机厅长先作指示。覃应机摆摆手，说：“还是不说了。这个案子省委规定15日内要破案，我们必须争分夺秒。我说话会耽误大家研究案情的时间。请同志们抓紧时间发言吧。”

大家首先对叶高玉的死因进行了分析——

第一，法医认定为自杀，大家到难以接受。理由是，叶高玉冒这么大的风险，费了老大的劲才得以脱逃，难道就是为了寻死？既然要寻死，那何不在派出所那间屋里自杀？当时没人看守，他若要自杀，解下裤袋就可以上吊了，干嘛还要脱逃？

第二，如果推翻法医的结论，将叶高玉的死因定为他杀的话，也是缺乏依据的。因为，从医解剖时叶高玉的肺脏看，具有典型的溺亡特征；叶高玉的身上没有发现明显的外力致死的痕迹。

然而，这只是分析，无法确定这两种可能中那种意见正确。对此，大家意见又发生了分歧，开始出现争论的现象了。

为了尽快统一意见，厅长覃应机用目光瞟瞥了一下一直沉默不语的隋留宝，此时隋留宝明白，这是厅长让他拿意见了。

隋留宝用手轻轻解开领口的风纪扣，然后，搓了搓几天都没时间刮的胡子，一字一顿地说：“不管叶高玉是自杀还是他杀——我们可以抛开这个问题暂时不去深究它。但我们必须抓住这一个关键点：‘策反信’的信笺、信封是他指使其表妹找韦玉林雕木版印制的。因此他是案件的核心人物——也是案件的重点。

“大家可能要问，嫌疑人都死了，如何确定线索？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循着叶高玉生前的活动轨迹进行过细且缜密的调查。因为叶高玉生在南宁，长在南宁，他的家如今也还在南宁。我们应以他生前的生活轨迹作为接下来调查的重点——我相信，方向选对了，调查工作做得扎实、过细，一定能够在省委规定的破案时间内侦破此案件的。”

隋留宝的发言简短，但句句切中要害。大家都认为隋处长说得有理、有据，纷纷表示赞同。

厅长覃应机也频频点头，然后说：“隋处长说的意见很好，我表示赞同。我看往下的工作就是，围绕隋处长提出的侦破工作思路，作一下具体分工。”

隋留宝说：“为了使侦破方向更为精准，以便制定出切实可靠的调查方案，我认为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叶高玉生前的一些情况。

厅长覃应机微微点头，伸出右手，做了个请的动作，说：“好的，请吧。”

隋留宝说：“案发后，我曾向蓝老板了解过叶高玉一些生前的情况。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叶高玉的生活简单且有规律。他白天在茶叶店当班，但早、晚他都要出去——雷打不动。出去不是回家，而是到距‘逸君茶叶店’三四百米的东升街上的那家名叫‘致韵茶馆’。

“他到‘致韵茶馆’干什么呢？据我了解得知，‘致韵茶馆’的老板陈致韵跟叶高玉任职的‘逸君茶叶店’老板蓝金水是故交。一直以来，‘致韵茶馆’所需的茶叶都是向‘逸君茶叶店’购买的。三年前，茶馆的账房先生病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陈致韵就找‘逸君茶叶店’老板蓝金水商量，请账房叶高玉帮一阵子忙。

“蓝老板跟叶高玉说，他满口答应下来。于是就在早晚茶叶店非营业时间去茶馆帮陈老板做账。陈老板对叶高玉的为人及能力十分满意，想让他长期兼职下去。于是，就征求‘逸君茶叶店’老板蓝金水及叶高玉的意见，最后蓝金水、叶高玉都应允了。

“然而，让‘致韵茶馆’陈老板纳闷的是，叶高玉之前临时帮忙时，茶馆方面每月给他一些辛苦费，他收了。而现在长期兼职，他反倒说一分辛苦费也不要了。陈老板问叶高玉，是不是嫌给的薪水少，叶高玉否认。

“‘致韵茶馆’陈老板于是就问叶高玉是否有另外的要求，叶高玉对陈老板说，可能的话，请陈老板把茶馆后院的那间小屋收拾一下给他做专门的账房，他说后院清静，住着安逸。陈老板立刻作了安排。于是，茶馆后院就成了叶高玉的另一个活动地点。因此，叶高玉平时涉足的地方，基本上也就是茶叶店、茶馆和在五井巷的家这三处。

听完隋留宝的介绍，会议很快就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围绕叶高玉的活动轨迹，即茶叶店、茶馆和五井巷他的家这三处展开调查。第二，茶叶店、茶馆和五井巷每个调查点安排两个侦查员进行调查。具体分工是——邹晃、时根坚两人负责到五井巷调查；解中堂、祖郎负责到 “逸君茶叶店”调查；王大培、陈百勇负责到“致韵茶馆”调查。

会议决定行动方案后，侦查员们片刻不误地立即按分工展开行动。

第二天中午，侦查员集中汇报调查情况。但各组的调查结果仍令人失望：除王大培、陈百勇这组侦查员在“致韵茶馆”叶高玉那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除发现一台美国制造收音机，后经鉴定非发报机外，其他两组侦查员均未发现新的线索。

八、调整侦破方向，仍未奏效，调查几乎陷入绝境

办公室内烟雾弥漫，烟灰缸里的烟蒂快堆成了小山。隋留宝一边抽着香烟，一边来回翻动办公桌上的日历，满脸惆怅。

他在想：从12月15日案发至今已经第5天了，离省委规定破案的最后期限只有10天了，然而，一直到现在案情调查无实质性进展。案件调查如果再无进展，就无法向省委、向覃厅长交代了呀……

隋留宝澄思寂虑：“犯罪嫌疑人用已歇业将近半个世纪的老字号中药店‘南槐堂’的信笺、信封写 ‘策反信’，如果说这是为了达到反侦查的目的，还不如用白纸做信笺、用白纸糊信封更隐蔽？为何非要冒着暴露的风险去找人刻制模版，请人代写写信封？这不可思议。

“假设，是为了制造假象或有意用那些具有江湖味的字号，南宁地面上类似‘南槐堂’字号有的是，随便拿一个来用不就得了？”

想到这，隋留宝又觉得不对，他想：应该是写信者为了扩大影响，制造声势，没用现在还在经营的商铺字号，而是用已经歇业的老字号的名称。

隋留宝经过一番思考、分析，嫌疑人的基本特征在他心中成型——读过书，但学历不高，古汉语水平有限；平时可能喜欢阅读武侠小说，对江湖上那一套颇有了解；年龄不会超过35岁；可能出身于商人家庭，有接触过原“南槐堂”信笺、信封的机会。

于是，隋留宝决定对“兴德典当”和翠姑庵再次进行深度调查。

时根坚、祖郎受命调查“兴德典当”， 调查重点是这家典当行还有谁能接触或可能接触 “南槐堂”的信笺、信封。

“兴德典当”的老掌柜名叫翟虚民，国五年时病故，其子翟怀鑫如今已是古稀老翁。十多年前翟怀鑫将典当行交给其子翟若阳经营，翟若阳时年50岁上下。

侦查员时根坚、祖郎向老板翟若阳表明来意，说还是调查关于那封信的事，要向他核对一些细节。

“要了解更具体详情，还得问我老爸，过去的事我实在不清楚。” 翟若阳说。随后他就把其父翟怀鑫请出了出来。

翟怀鑫对侦查员说，开典当行的，避免不了可能误收赃物，或者被人栽赃。所以“兴德典当”自咸丰年间创始以来，他们的店铺一直严格遵循高祖翟泊舟定下的店规，即：所有对外业务交往都要有记录，以便随时可以作为凭证，这是头条店规。因此，每笔交易、每封来往信函，我们都有一个既定的处理方式——收到的信函保存原件，发出的信函要手抄一份保存。自“兴德典当”创始以来这些信函都完好无缺地保存着。为了保持这条店规的连续性，每年的正月初五，在家里举行迎接财神爷的仪式上，都得由老板亲自誊抄一遍，向全体店员宣读，并悬挂于店堂内。

翟怀鑫指了指二楼，说：“这些档案都存放于二楼库房那个小房间里，以前一直都是由老板亲自掌管，到了翟若阳这代，因为忙不过来，正好出嫁的孙女翟谷贤丈夫病故，被婆家赶回娘家，后才由她负责记录、保管。”

这样一来，有机会接触“南槐堂”的信笺、信封的人又增加翟谷贤，侦查员当然要把她列入调查范围了。

于是，侦查员用聊天的方式，问了一些关于翟谷贤的一些情况。

翟谷贤今年27岁，师范学校毕业，师范毕业后在一家小学当老师。22岁那年出嫁。丈夫许以诚，是“信宁药厂”的会计，比她大5岁，夫家是南宁有名的大户。

三年前，翟谷贤丈夫因车祸身亡，接着其幼子又患脑膜炎夭折。夫家笃信命理，认定是翟谷贤“灾星”，给许家带来的厄运。

许老爷子旧时在曾在李宗仁部队当过少将旅长，退伍还乡还当上了帮会头目。他对命理似信非信，但在家人的多次要求下，他请来当时南宁赫赫有名的卜卦先生——江湖上号称“一卦定终生”的张鼓翼给翟谷贤算了一卦。结论是：此女有三克：克夫、克子、克己。

闻之，许家家人惊愕不已。因此主张将翟谷贤逐回娘家，以避灾祸。但许老爷子不同意，说她已经把该克的——我的儿子、孙子都克了，接下来是她克自己了，如赶她出门，会坏我名声的。于是翟谷贤就留了下来。

祸出不测。哪知，许老爷子这句话说了不到7天，便猝然归西。许家连丧事也没让翟谷贤参加就把她赶回娘家了。于是，祖父翟怀鑫就让翟谷贤负责记录账目及保管来往信函的活儿。

为了多维度了解翟谷贤的情况，侦查员时根坚、祖郎离开“兴德典当”后，又到居委会那里向居委会主任和治保干事打听翟谷贤的情况。

居委会主任对翟谷贤印象比较好，也同情她的遭遇。居委会主任说，翟谷贤从小就一直获邻居们的好评。她在丧夫失子后被婆家赶回，是一名受封建礼教毒害较深的妇女；她心地善良，常瞒着家里偷偷拿钱拿衣服及食物周济乞丐、穷人，一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翟谷贤师范毕业学历，在我们这里算是“大知识分子， 所以居委会、区妇联经常找她帮忙搞个黑板报、策划晚会什么的，她都毫不推辞。

当侦查员问及翟谷贤的政治立场时，治保干事说，翟谷贤政治立场端正，上半年她还在菜场后门抓住一个张贴反动标语的地痞呢。

居委会主任插话说：“区妇联领导曾有意把她作为积极分子培养。但她说，她家庭出为资本家，家公又是反动军官、帮会头目，因此她婉言拒绝了。”

侦查员时根坚、祖郎分析后认为，翟谷贤应该没有作案嫌疑，于是把调查到的情况向隋留宝作了汇报，对“兴德典当”的调查也就到此为止了。

另一路侦查员邹晃、王大培，对翠姑庵的调查也在同时进行中。

翠姑庵香烟缭绕，香客络绎不绝。邹晃、王大培来到翠姑庵，找到了上次接待他们的住持静洁法师。

未等邹晃、王大培开口，住持静洁法师就猜得出他们是为调查“南槐堂”信笺、信封之事而来。于是先开口：“上次公安来调查‘南槐堂’信笺、信封的事之后，我又回忆起了与此事相关的一些事情来。”

“具体说说是哪些事？” 邹晃说。

静洁法师说：“我们曾5次使用过静慧——张氏——带来的‘南槐堂’信笺和信封发信。分别是——鱼行街‘吴记香烛店’，内容是与该店结算返销香烛钱款；葛塘巷的“修善斋”，是核对、结算素斋席的账款；五象西二街 ‘金大善人’，去信是催促他向翠姑庵支付三年的账款；石埠街‘大缘米行’，这是向新老板致贺及询问账款之事。最后一家是水街的‘天福堂国药店’，去信的目的是对该店向翠姑庵无偿施药表示谢意。”

“寄出的这5件信函的大体时间您还记得吗？”侦查员王大培问。

“记得，时间应该是在民国十年前后至民国十九年之间。”

“现在庵里还存有‘南槐堂’的信笺、信封吗？” 王大培接着问。

“静慧是在民国十九年去世的，按照她生前的遗嘱，我们将她出家时带来的全部物品一件不留地焚烧掉了。”

侦查员邹晃、王大培听了住持静洁法师这番话后，认为极有可能从这5家商号中发现线索。于是，他们将调查情况和分析意见向隋留宝处长汇报。

隋留宝处长同意了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并于12月20日，下令分5个调查小组，启动了对上述5家商号的全面调查。

——隋留宝处长带着侦查员小沈与派出所一名民警对鱼行街“吴记香烛店”进行摸排。

“吴记香烛店”是当时南宁一家老字号，是在一座废弃的庙堂上建起来的。香烛店开业后，坊间纷纷传说该店出售的香烛供奉菩萨很灵验，众人便想起店址原是庙堂，于是更笃信这个香烛店了，“吴记”的牌子就这样打出来了。

那么，翠姑庵跟“吴记”又是什么关系呢？在调查中隋留宝得知，翠姑庵经常接待一些达官贵人，这些人慷慨大方，购买大量上等香烛交给翠姑庵，委托庵方代供奉，为此他们也会给翠姑庵代供奉费。然而，庵里尼姑并不真会替他们供奉，往往把那些香烛放到库房里。这种香烛，后来一般都卖给香客了，但有时太多了卖不掉，便打折返销给香烛店，翠姑庵的定点返销店就是“吴记”。静洁法师所说的那封信函就是为结算香烛返销款而发的。

隋留宝为核实情况，找到了“吴记香烛店”的吴老板。这个吴老板是个体态瘦小的50来岁的老头。

当隋留宝问及是否与翠姑庵有信函来往之事时，他稍稍回忆片刻，然后撇着典型的柳州腔说道：“有——我记得是民国十三年的事。信是写给我父亲的。父亲让我和账房王先生核对一下账目，后来就让王先生把款子送往尼姑庵了。”

“信还在吗？”

“时间久远，已经忘记怎么处理啦。” 吴老板拍了拍脑门，像是想起什么，说，“我们的信函是由账房先生保存的，问问账房先生看看吧。”

隋留宝让吴老板叫来账房王先生。当问起那封信函，账房王先生说确有其事。他说还记得，那次去翠姑庵送钱款时，尼姑还请他吃了一碗斋面。

“那封信留存了吗？” 隋留宝问。

“应该有的，从我们这店开张那天起，对往来的信函都按年份扎成扎保存着。”

“麻烦您帮查查那封信——麻烦了。” 隋留宝和蔼地说。

王先生把侦查员领到账台前，从柜子里找到民国十三年那扎信函，这扎信函共有20来封，但打开后并无“南槐堂”那封。隋留宝怀疑他是把时间记错了，于是让查看前后三年的信函，结果还是没有。隋留宝说，索性把所有存档的信函全部查看一遍吧，结果还是没有那封信。

隋留宝顿时警觉起来，觉得情况有些可疑。便问王先生这些旧信除了他之外还有谁动过。王先生说吴老板也有钥匙，但是去年底已经交由他的儿子嘉玮保管了。这几天市工商联举办期会计业务培训班，嘉玮去学习了。

隋留宝离开“吴记香烛店”时，将嘴唇抿得紧紧的，心头泛起一股股疑团……

——侦查员邹晃、王大培负责对“修善斋”进行调查。调查围绕这家斋馆与翠姑庵的关系这个主题进行。

“修善斋”是一家在南宁城有些名气的素菜馆子。由于该馆子有几道顾客喜欢的素菜怎么烧也比不过翠姑庵的缘故，“修善斋”两代老板均为此数次躬身到翠姑庵向住持求教。因涉及到秘制技艺，翠姑庵住持婉言回绝了。

为此，“修善斋”老板又提出了一个建议：由他们派出厨师到翠姑庵门外空场上搭起席棚作为临时馆子，请翠姑庵安排师傅在庵内烧菜，烧好后送出来摆桌，“修善斋”向翠姑庵支付一定的费用。

翠姑庵同意了。于是，一到节日，翠姑庵前就像赶集一样会热闹非凡，各处素食爱好者纷纷前来品尝“修善斋”和翠姑庵联手烹饪的素肴。这样的合作一直延续到1939年11月，日军第一次侵占南宁才结束。

因此，翠姑庵每年年底都要按契约跟“修善斋”结算一次代加工费用。静洁住持所说的那封用“南槐堂”信笺、信封写给“修善斋”的信函，就是催促“修善斋”支付代加工费用的。

侦查员邹晃、王大培立即前往 “修善斋”核实。可是，“修善斋”崔贵老板一番话让他们泄了气：崔老板说，跟翠姑庵合作那是他父辈那代的事，过去所有往来信件、账目，在1941年店铺失火中化为了灰烬。

——对“金大善人”的调查，由侦查员陈百勇、小牛及派出所副所长老刘负责。

“金大善人”名叫金钟懿，朝鲜族，当时已经70来岁了。据说其祖父参加了太平天国军，是太平军的随军医生。天京快要失陷前，其祖父卷了许多金银珠宝化装逃到南宁，在一个偏僻的乡间寺庙里躲了整整10个年头才重新露面。

之后，他以南京带回的那些金银珠宝作为本钱，经商、置地，几年后就成为南宁有名的商人。老爷子晚年笃信佛教，心存善念，乐善好施，对穷人慷慨解囊,故坊间称其为“金大善人”。从此，“金大善人”之名也就传承到其子孙。

到了金钟懿这代，由于生意不景气，经常拖欠翠姑庵做法事的费用。那封信函就是催促“金大善人”支付已经拖欠了三年的法事的费用。

陈百勇、小牛他们登门时， “金大善人”已经因病卧床，但记忆力尚好。问起那封信函的事，他说还记得。但他说收到那封信后没几天，他就带上那信函去翠姑庵付钱了，付过钱后翠姑庵出具了一张收据，他就把那封信留在那里了。

陈百勇、小牛他们终究没在“金大善人”那里查到那封信函。

——对“大缘米行”的调查由侦查员解中堂、祖郎负责。调查也是围绕这家米行与翠姑庵的关系这个主题进行。

这家米行有4间门面，在南宁城里算得上比较有规模的米店了。老板姓包，娶了两个老婆，时年60来岁了。南宁解放后，米行的生意已经交给他的儿子包盼得经营。时年包盼得二十四五岁。

包盼得听闻侦查员来意后，显得十分的热情，他对侦查员说“此事我不清楚，我把老父亲请出来，你们问问他吧。”不一会儿，包老爷子拄着拐杖，颤巍巍地从卧室走了出来。他刻意把冷冷的神情挂在脸上，沉声问道：“啥事呀？”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 祖郎向他示出工作证，然后谦恭地说，“我们有事打扰您老一下——可以吗？”

包老爷子见侦查员语气和蔼，点点头道：“说吧。”

“听说贵店在民国十年至民国十九年之间，与翠姑庵有过一次信函来往——您老记得此事吗？” 祖郎问。

包老爷子习惯地捻了捻下巴上那撮 “山羊胡”，说：“有这么一回事。”

“那信函还保存有吗？” 祖郎急切地问。

“这就忘了。” 包老爷子顿了顿，补充道，“肯定是没有了。这类结算米款的信函，米行收到的多了，谁去保留它？”

解中堂、祖郎对“大缘米行”的调查也是无果而终。

——对“天福堂国药店”的调查则由侦查员时根坚、金志清及派出所户籍民警小杨负责。

当侦查员时根坚向“天福堂国药店” 张老板问及翠姑庵那封信函时，张老板说：“我记得有此事。”

张老板又说：“我与翠姑庵的联系主要缘于老母亲的病。那时老母亲久病不起，我就让内人前往翠姑庵烧香拜佛，并向翠姑庵的法师许愿，如老母亲病愈，我‘天福堂’就出资，礼请10名郎中以翠姑庵名义对民众开展义诊，所开的药由‘天福堂’”免费提供。这对于翠姑庵来说，当然是一桩扬名的好事儿，她们答应了。

“果不其然，数月后，如愿以偿，老母亲病情减轻了许多，我遂践诺还愿。是年年底，翠姑庵就致函‘天福堂’表示谢意。”

12月20日下午，五路侦查员调查工作基本完成，于是，隋留宝决定当晚召开会议，综合、分析各组调查情况，并制定下一步行动方案。

通过对各组调查情况的分析，大家基本统一了看法，即：“吴记香烛店”那封信丢失得蹊跷，疑点较多外，其他4个被调查对象可以排查嫌疑。

于是，会议决定对“吴记香烛店”开展外围调查。于是，侦查员找了派出所和居委会了解情况。派出所和居委会反映，“吴记”父子平时一贯胆小怕事，且能守法，无任何劣迹及前科。

至此，所有线索全部中断，侦破工作几乎陷入绝境。

九、踏破铁鞋无觅处，壁报文字牵出犯罪嫌疑人

“特一号案件”专案指挥部墙上的日历翻到了12月24日。这是案发的第10天，离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规定的破案期限只剩下5天。

此刻的专案指挥部里悄悄的，只有墙上挂钟的钟摆不理解主人的心情，仍在一丝不苟地摆着，发出烦人的“滴答滴答”声音……

隋留宝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皱着眉头，嘴唇微微抿着，牙齿轻咬着下唇，眼睛死死地盯着墙上那本日历……他陷入了苦思冥想的漩涡之中。

隋留宝心急如焚，这位在情报战线工作多年的“老保卫”此刻有了江郎才尽的感觉。

“不行，得马上向覃厅长汇报，寻求帮助。” 隋留宝抓起电话筒，向公安厅长覃应机汇报调查报情况及遇到的难题。

听了隋留宝的汇报后，覃应机沉吟了一会儿，说：“你们的调查工作虽然遇到了瓶颈，看似走进了死胡同，但在我看来，你们前期调查所获得的大量信息里肯定有‘料’，只要我们再认真对其加以筛选，去伪存真，就一定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厅长您看下一步我们怎样办？给我们指点迷津呀” 隋留宝道。

“我看这样，下午我亲自主持你们专案指挥部召开一次案件分析会，集思广益——我相信一定有办法的。”覃应机说。

下午四点，由厅长覃应机主持的案情分析会准时召开。

覃应机简单扼要的作了开场发言：“同志们，大家辛苦了。我们今天召开案情分析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集思广益，找出突破案件的路径来。

“我建议，这个分析会，由大家发言，共同回顾一下10天来案件调查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我们的调查方向是否存在偏差——我就说这些，下面抓紧时间发言。”

按照覃厅长的要求，大家畅所欲言。会议从下午4点一直开到晚上10点半。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兴德典当”很有必要继续调查。理由是：在调查的6家商号中，这家典当行保存着最原始的“南槐堂”信笺、信封，保存时间相对较长，且接触“南槐堂”信笺、信封的人相对比较多，能从这里找出案件“线头”。

“好，明天我亲自带人在去‘兴德典当’深入调查，一定要找出蛛丝马迹来！” 隋留宝决定亲自披挂上阵。

25日上午，隋留宝带着侦查员解中堂、王大培、陈百勇，先到 “兴德典当”所在的中兴派出所了解该商号情况。

派出所的同志一番介绍下来后，让隋留宝感到心里发凉：不论是“兴德典当”还是翟家成员，都没有涉案疑点。

隋留宝认为，必须扩大调查范围，于是他让派出所的同志带他们到居委会，与居委会的同志和居民聊聊。

于是隋留宝分工，自己负责向居委会同志了解情况，解中堂、王大培、陈百勇分散到街坊找群众了解“兴德典当”及翟家成员的情况。

在居委会，隋留宝与居委会的六七个同志聊到中午时分，仍无任何收获。

这时，解中堂、王大培、陈百勇也结束了查访工作回到居委会。解中堂摊开双手，用南宁白话对隋留宝说：“冇名堂。”

“下午我们接着干。现在先吃饭再说吧，大家累了一上午了。” 隋留宝看了看手表，然后说，“我私人请大家吧。”

于是，派出所民警老汪就领隋留宝他们朝巷口那家小饭馆走去。

也许是天意，隋留宝无意间瞥了一眼巷口壁报墙上用粉笔书写的标语，于是他随口念道：“黑暗与光明，就在一念间，坦白且检举，免罪又立功。”

刚念完，他心头“咯噔”一下，心想：这两句话的风格不是跟 “策反信”的用语十分相像吗？

隋留宝立刻转身问跟在后面的居委会主任：“这标语是谁写的？”

“哦，这是‘兴德典当’老板的女儿翟谷贤写的——她是负责居委会的壁报工作的。”居委会主任说，“那天出壁报时，版面空的太多了，翟谷贤就说，画个图上去吗，费时太久，不如写几句标语填补吧。”

“你没记错吧？” 隋留宝似乎在确认。

居委会主任说：“没记错的。我记得，她站上凳子，也不打草稿，一会就写出来了——在场的居民都夸她是个才女。”

隋留宝暗喜，心想：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分析会上大家对“兴德典当”怀疑果然没错，这个小寡妇翟谷贤身上疑点重重！

于是隋留宝果断决定：吃罢饭，下午对翟谷贤进行重点调查！

隋留宝并没有将这个发现和决定在吃饭桌上告诉大家。待吃罢饭，他才把派出所的老汪及解中堂、王大培、陈百勇聚拢过来，说：“有重大发现，我们到派出所去说。”

到派出所后，隋留宝把壁报上那几句标语的事儿说了。并把那几句标语内容一字不落地背了出来。

大家一听，顿觉豁然开朗，说标语的用语风格的确跟“策反信”的语言风格十分相似，可以说是同出一辙。大家再把“兴德典当”的那封“南槐堂”信函联系起来，觉得翟谷贤的疑点陡然上升。因为，翟谷贤是负责保管“兴德典当”的档案，而“兴德典当”的档案中就有“南槐堂”的信纸和信封。翟谷贤有机会接触到它。

为了不打草惊蛇，隋留宝当即设了一计：他让派出所出面，以查办珠宝被盗案，向全市各典当行进行调查为由，把“兴德典当”的店员一个个叫来所里个别谈话，了解翟谷贤的情况。

于是，老汪把所长荣光正请来，隋留宝跟其耳语一番，一个秘密调查计划开始实施了——

荣所长带民警老汪前往“兴德典当”，对老板翟若阳说，最近有人家被盗金银首饰、皮衣、古玩字画、钟表。市公安局要求对全市各典当行、首饰店、古玩铺子及钟表店铺进行调查，看看各典当行最近是否看到有人拿金银首饰、皮衣、古玩字画、钟表这四种物件来典当，如有，则需通知市局专家前往鉴别；如无，则要留意，一旦发现有人持上述物件前来压当，先扣后报。

荣所长最后对翟老板说：“这是个大案。估计一会儿市公安局的调查人员就要到所里了，如果他们提出让你家铺子的店员去了解情况，你得让他们积极配合。”

翟老板听说是大案，不敢怠慢，点头连声应诺。

不一会，“兴德典当”接到派出所通知，让账房顾先生到派出所接受询问。

隋留宝请顾先生回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翟谷贤是否有跟平时不一样的反常行为。

顾先生用手把眼镜往上推了推，侧头想了一会儿，说：“要说异常也没什么异常的，只有一点我觉得她与往常不一样。

“那就是在国庆节后她忽然练起了书法，还买了好几本帖子回来临摹。两天后，她又来找我，请求我给她写一些字供其临摹用。我问她写些什么？她说你就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秋季不宜露宿’及‘打倒反革命首脑’这些吧。”

思维敏捷的隋留宝听后，稍加思索，顿时兴奋起来：这些字中不是每条都含有“策反信”里的字吗？ “策反信”版子的字莫非是翟谷贤从顾先生的所写的字中挑选出来的？

隋留宝握住顾先生的手，激动地说：“顾先生，您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请你随我去一趟市公安局——有事需您协助。”

听说要到市公安局，顾先生双脚顿时不自主的抖个不停，语无伦次地说道：“为、为什么？我犯法了？”

“放心，你没问题的。只想让你帮我们鉴别一件东西。” 隋留宝安慰道。

到了市公安局，隋留宝生倒上一杯热水，端到顾先生跟前，口气温和地说：“请喝水。没事的，放心。”

顾先生躬身道：“谢谢。这就好，这就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说。”

隋留宝从案卷里拿出一封“策反信”，让顾先生看上面的字。顾先生带上老花镜，定神一看，突然“啊！”的一声，差点瘫坐在地上。

“这怎么是我的字体呀？！” 顾先生双手紧紧抓住桌子，尽力控制自己摇摇晃晃的身躯。

“这字是你的笔形，但我们相信不是你亲手写的——你放心。” 隋留宝说。

接下来，隋留宝对顾先生说，我念几个字，你用信中的笔形及相同字体写下来。

于是，隋留宝念了共、宜、国、金、赏、迷、返、马、暗及明等10个字。

顾先生很快就把这10个字写下来了。隋留宝一看，连声说道：“就是她了，就是她了。”

隋留宝当即去找覃应机厅长汇报，覃厅长看了顾先生所写的字，说这字与“策反信”的笔迹十分吻合。

为慎重起见，覃厅长马上通知文化厅请来南宁市书法界有名的3个书法专家帮鉴定——因为当年省公安厅还没配备有鉴定笔迹的技术员。

经鉴定，书法专家一致认定顾先生的笔迹与“策反信”完全一致。

覃应机看了笔迹鉴定报告，果断下令：“立刻抓捕翟谷贤！”

十、犯罪嫌疑被捕，“策反信”真相大白天下

负责抓捕翟谷贤的侦查员调查得知，这天，翟谷贤与其母去亲戚家串门了。侦查员担心走漏风声，导致其潜逃，立刻化装赶赴其亲戚家。

侦查员到其亲戚家后，只看到其母一人在家，侦查员向其打听翟谷贤的去向，其母说与邻家阿妹去逛公园了。侦查员在公园找到了翟谷贤，并立刻将她带回市公安局讯问。

在审讯室里，翟谷贤佯装无辜及可怜相，大呼“冤枉”。不一会儿，又一言不发；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在资深公安隋留宝的面前，翟谷贤的这些伎俩算得上什么？几个回合下来，翟谷贤彻底交代了她策划并实施“特一号案件”的全过程。

“这事是我和叶高玉合谋干的。” 翟谷贤抬起戴着手铐的双手，抹了抹遮挡在额头前的垂发，略略沉思一会儿，说，“整个事情要先从我与叶高玉的同学关系说起。”

“你说吧。” 隋留宝给她递过去一杯水，“只要与案有关的人或事你都可以说。”

翟谷贤点点头，打开了话匣：“我和叶高玉是南宁市第二师范学校的同学，他比我长3岁，先我两年考入市第二师范学校。我入学时时，学校指派他及几个高年级同学负责迎接新生工作。我们从此就有了一面之交。我入学之后与他没有什么往来，偶尔在学校里碰上，也只是点头而过。

“我与叶高玉正式交往，是在学校举行的一次校友联谊会上。当是我邀请叶高玉跳舞，他说不会跳舞。我正要离开时，忽然他认出我是他当初迎进学校的新生。于是我们就坐在一起聊天，从此我们有了交往。

“大概是1950年春节后，叶高玉邀请我前往他在‘致韵茶馆’后院的账房聊天——孤男寡女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你们是懂得的。从此，我一周中总有四五天晚上到他那里。叶高玉为方便我进出，给我配了一把后门钥匙。”

说到这，翟谷贤把话停了下来，像在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

与此同时，隋留宝完全明白了，叶高玉为什么在‘致韵茶馆’兼职做账房先生时，不要工钱，而只要求老板给他用“致韵茶馆”后院那间小房的原因。

翟谷贤整理了一下情绪，继续说：“叶高玉有一台美国进口的17管交流收音机，我俩时常欣赏收音机播放的音乐。不久，我们就由收听外国音乐转而收听‘美国之音’‘BBC’以及台湾、西贡、香港等敌台。听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就萌发了投奔‘自由世界’的念头——我所犯的事也就源于此。

“起初，我们只是说说而已，没有什么行动。然而，在8月初，我俩在收听台湾电台时，听到了这样一则消息：电台称台湾的‘大陆工作委员会’在中国广西省防城与越南交界处的越南境内设置了一个秘密的 ‘大陆同胞水陆接待站’，该接待站不分昼夜派出武装力量在陆地边境和海面上策应大陆投奔自由世界的同胞， 只要大陆同胞抵达边境线或者海上，就会得到接应，平安转赴香港、台湾。电台还说，如果出境后不想去台湾，可以选择区其它目的地，并保证提供经费。

“我俩听后怦然心动，开始商量起越境投奔台湾的具体事了。叶高玉对我说，投奔过去，要有投名状呀，我们因该做出一件让对方满意的事。

“我从小就是一个武侠迷，10来岁就对武侠小说爱不释手。武侠小说中的那些投奔者，都有投名状。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俩曾计划过要制造一场针对政府领导人的暗杀活动，也想过对军火库或者部队营房、党政机关进行爆破。”

翟谷贤说到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继续道：“这都是空想，我们根本没有这种行动能力和能量。但要投奔过去，总得有份见面礼呀。于是我们又想起搞‘文攻’—— 张贴反对共产党的标语。但思来想去，仍觉不妥，容易被人发觉，得不偿失。

“还是叶高玉脑子灵光，他提出给广西全体军政要员寄发‘策反信’，制造恐慌情绪。

“于是，我提出写‘策反信’就要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起一个堂号。起初叶高玉表示反对，认为用堂号，无实际意义，且容易暴露。我说，不但要起个堂号，还得印制专门的信笺、信封。在我的坚持下，叶高玉同意了我的想法。”

隋留宝插话问道：“你是怎样想起用‘南槐堂’这个在清朝就歇业了的堂号？”

翟谷贤此时眸中露出自嘲的神情，苦笑道：“那是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当铺整理那些信函档案时，无意间看见了翠姑庵用‘南槐堂’的信笺、信封寄给当铺的那封信函。我灵光一闪，觉得这个堂号倒不错——含蓄又雅致，尽显武林气派。于是我问爷爷，这些老字号是否还存在，爷爷说‘南槐堂’早在清朝末期就已关门了。这样，我就将‘策反信’的落款定为‘南槐堂’。

“接下来就是制作信封、信笺了。我知道，旧时当铺有刻仿古印章的传统，目的是把物品的年代往前推，以便卖出高价，我家的当铺也做过此事。当时为刻仿古印章，父亲先是请木版匠刻制版子，当铺朝奉——朝奉就是对当铺的店小二的称呼——就用木版匠刻制的版子在库房印制仿古标签。当时我经常去凑合，有时还动手制作。

“我认为只要有了版子，就可以用当铺库房里的仿古旧纸印出信笺、信封来。因此我想，应该去请谁刻版子呢？于是，我想到了以前经常给我家当铺刻版的名匠韦玉林。办这事我还是比较谨慎的，为隐蔽身份——因为韦玉林认识我。于是，我让叶高玉出面。叶高玉也很谨慎，他并亲自出面，而是让表妹去找的韦玉林。

“这样一来，假冒‘南槐堂’的信笺、信封之事就算办妥了，接下来就是那信的内容了。我亲自执笔，用打油诗的形式写了那封信。但信中的内容不能亲手写——以防暴露。

“我对叶高玉说，我看了那个韦玉林师傅刻的板子，好像也没啥难度。于是我决定自己‘操刀’——自己刻。但是我写的字不好看，而所刻的字必须有样子，因为这版子要作为投名状带出境——它是我们立功的凭证。为此，我想了个法子——从字帖里找字拼凑。我去书店买下了许多字帖，结果未能凑满‘策反信’内容的字。

“于是，我又生一计：以练习书法为幌子，请账房顾先生写了一些字，如标语、常用句子。我对顾先生谎称我要临摹他的字体。我让他写的那些标语、常用句子里都含有‘策反信’内容的字。

“之后，我从顾先生写的那些字中，挑选出信中所需要的字，再用复写纸描到木板上，然后开始雕刻——这样印制信的内容问题也解决了。”

隋留宝问：“寄信的邮票是一次性购买的还是分散购买的？”

翟谷贤说：“邮票是叶高玉负责购买。我听他说，他分别到各邮局和代销店，采取凑零为整的办法，买回了35张400元面值的邮票。”

隋留宝追问：“那35个信封上收信人的字是又谁写的？”

翟谷贤用带着手铐的手，抹了一把脸，吐了一口气：“是叶高玉让其表妹去请代人写书信的老先生写的。”

隋留宝换了个讯问话题：“你详细说说叶高玉是怎么死的。”

翟谷贤一听到叶高玉的名字，顿时眼睛里渗出几滴泪珠。她愣呆呆地盯着手上那副闪着寒光的手铐，啜泣起来：“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他是为保护我而死的。”

翟谷贤仰头盯着天花板，然后又把头埋在胸前，说：“你们通过追查他表妹陶小蕊，抓了叶高玉。他侥幸逃离派出所后，就回到了‘致韵茶馆’后院的那间账房。

“在那间留下我俩多次温馨相聚身影的屋里，他给我写了一封绝命书，告知我事已暴露。他在绝命书中说，为保全我，他决定自尽，用他的死换取我的安全；他决定去自己家门口的五井巷投井。

“之后，叶高玉就把绝命函投进了路边的邮箱。这封信当时没贴邮票，是以 ‘收信人付费’形式送到‘兴德典当’的，顾先生付了400元后，把信转到我手上。”

至此，“特一号案件”真相大白。

“你认真看看，如果没有问题，你就签字吧。”隋留宝把讯问记录拿到翟谷贤跟前。

此时的时间是1950年12月26日凌晨1时22分，离张云逸书记指定的破案最后期限还有4天。

1951年2月4日——除夕前一天，翟谷贤被执行死刑。陶小蕊、韦玉林均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