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地震的预言，有可能成真吗？

在7月5日日本将发生大地震的传言甚嚣尘上的当下，《大灾害时代：日本三大地震启示录》也许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日本大地震。

本书作者五百旗头真曾是多届日本内阁的首相智囊和政策顾问。他亲历了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以及2016年熊本地震，曾担任东日本大地震复兴构想会议议长，参与了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

在书中，作者梳理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对三次震灾的实际受灾情况、国家与社会的应对措施及当时的政治决策做了较为细致的对比研究。同时，他结合自身的地震受灾及参与制订复兴计划等经历，对日本的地震灾害治理做了较为客观的评述，也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灾害提供了防灾减灾建议。

《大灾害时代：日本三大地震启示录》，[日]五百旗头真著， [日]秋原雅人、杨晶、王怡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为何要居住在这般危险之地？

日本列岛的自然景观丰富秀丽，得天独厚。但与此同时，日本列岛在世界上也以自然灾害最多著称。而这两方面，是同一历史现实的产物。距今约2300万年前，亚洲大陆东边缘带断裂，开始了向附近海域的漂移之旅。这就是日本列岛的起源。不过，这个向附近海域的漂移被西进与北上的板块运动阻隔，于大约1500万年前，日本列岛几乎在当下位置折曲并停止了漂移。以每年8—10厘米高速前进的太平洋板块和以每年3—5厘米进度自南北上的菲律宾海板块，抑制了日本列岛南下，更向日本列岛之下俯冲，将列岛拱出托起，使它变成了山岳列岛。在两个板块下潜的持续挤压与逆冲作用下，日本列岛内部成了活断层的安栖之所，而且如南阿尔卑斯山的赤石岳，至今仍保持着每年隆起数毫米的造山运动。

海洋板块的沉潜不仅周期性生成沿日本海沟的东日本大地震型地震海啸，而且使日本列岛上的活断层频繁活动，接连产生直下型断层地震。另外，随着海洋板块潜入日本列岛之下裹挟大量海水，沉入地下与高温地热混成岩浆，沿日本的脊梁山脉生成火山带，火山喷发不止。

潜入西南日本地底的菲律宾海板块西端是相模海沟，它在持续向关东平原的俯冲运动中，引发了本书第一章所及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

也许有人会质疑：为何要居住在这般危险之地？但灾害是当人们把它忘记时不请自来的非常态事件。平时，日本列岛不仅山水灵秀，还有优良渔场，是物产丰盈之地。列岛居民逾2000年来积累了与自然共生、抗避灾害的秘籍。世界银行在其东日本大地震报告中，援引釜石的中小学生从地震发生后至海啸到达的30—40分钟内全体撤离到高地逃生的例子，指出若没有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东日本大地震的伤亡必将更为惨重！

明治后推行的现代化带来了技术进步，社会的灾害应变能力得到增强。本书针对的正是近现代时期，特别是1995年（平成七年）阪神淡路大地震后，日本列岛进入震灾频仍的地震活跃期。在悲惨中，日本社会前所未有地加大了防灾减灾力度。本书即该发展过程现在进行时的记录。

本书主要围绕近代日本的三大震灾展开论述。三大地震灾害，第一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它摧毁了日本中枢的首都圈，造成105385人遇难，人数之多创下日本历史之最。第二是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它直捣日本第二大的京阪神都会区，造成6434人（包括灾害相关死亡）遇难。第三是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这场震级为9.0级、日本史上有记载的最强烈地震，给日本东北地区太平洋沿岸带来大海啸，夺走了2.2万余人的性命。不仅如此，它同时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凶险事故，致使周边居民失去住所，给日本社会的未来投下阴影。

本书旨在对三大地震抽丝剥茧，分别做出全面阐释。灾害，无不具有独特性，同时又是多面性的，我将留意其多样性的不同侧面，同时呈现总体样貌。

首先让人关切的是灾害的肌理性方面。究竟是怎样的地壳运动机制在撼动大地，扰动海洋呢？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哪些灾害？是单一灾害，还是复合型灾害？

但我并非自然科学家，而是关怀人文与社会的历史学家。因此，我将更多关注人与社会方面的应对，而非灾害的肌理性一面。灾害并非大自然一厢情愿强加于人类社会的，而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这个观点出发，探讨社会如何防灾减灾，兹事体大。采取什么样的防范体制，其影响波及从危机管理中灾害突发时的应急，到恢复、重建的全过程。

灾害个个不同，本质上是一次性的，但从近代日本灾后社会应对及再生过程，可见其共性的模式。

以阪神淡路大地震这样的都市直下型内陆地震为例。第一阶段是以黄金72小时搜救行动为中心的紧急救援期。要在灾害中生存下来，首先以自助（自救）为原则。当丧失自助能力，例如被困在倒塌房屋下，则需要借助家人和社区之力，即互助。（阪神淡路大地震中，七八成幸存者得益于互助。）这些仍不够时，就需要等候警察、消防、自卫队等一线部队的公助了。对于地震引发的火灾的应对，则是第一时间行动的重要课题，不亚于人命救护。以上关于灾害突发后的紧急救援活动，可谓生死一线牵，基本给定了罹难者规模。

至于海啸灾害，则是非本人自救而不能的，设法逃离海啸的自助，其重要性得以凸显。靠亲友的互助解救被海啸卷走的人几乎无望。海啸连父母怀里的婴儿也会不客气地掳走。那些以一己之力爬到树上或逃上房顶的人，要等待公共机构的直升机前来救援。这是海啸灾害中的“救生”意义所在。与震灾中通过公助或互助搜救被埋受困者不同，其实质是将依靠自己从海啸中逃生的人再转移到安全地点的“自助+公助”。

极其偶然的机会就决定了生死。这是大灾下的现实。而在极端情况下劫后余生的人们也有流不尽的泪水。佛教天台宗有“一念三千”的教义，意思是一念之中，蕴含从神佛到鬼魅、善恶不分的大千世界。在丧失秩序的极限状况下，这种哲理会成为现实。在关东大地震中身陷震害火灾涂炭的难民中，出现了杀害朝鲜人等外来族群的集体歇斯底里现象。此外，越是在极端环境下越是不畏强暴、见义勇为、可歌可泣的案例亦比比皆是。灾区是最丑陋和最光彩的世界并存不悖的地方。本书也将关注虽处悲惨的深渊却展现出熠熠闪光的人格的个案。

第二阶段是，对于失去安居之所的灾民，各级政府（日本是以基层政府为中心）提供避难场所，送水送粮以支撑当下生存。因震害而水、电、煤气等生命线设施中断的情况下，灾民有赖于未受灾的近邻以及全国、全世界提供的生活物资。两三个月之内，通信、道路、铁路、学校、电、气、水等社会基础设施都得以突击抢修，一排排临时板房拔地而起。在大约三个月内，灾害幸存者从无隐私可言的避难所，来到虽窄小但属于自己的临时板房，并找回家——若有幸存的家人——的感觉。

第三阶段是，对永久性家居和街道重建的期盼期，在临时板房内边维持生计，边渴望私宅重建或灾害公营住宅的建设等。在灾区或其他地方自行重建私宅，1—3年可见成效，然而若是街区本身要进行土地规划或转移到高地重建，则要5—10年了。

以上全部三大震灾，都存在着围绕复兴思想的对立。即“复旧”（单纯恢复到灾前面貌）和“创造性复兴”（以灾害为契机重新打造美好家园）之间的角逐。

例如，就关东大地震而言，内务大臣后藤新平提出了创造性复兴计划——把东京改造成堪与巴黎、柏林媲美的声名赫赫的帝都（被讽喻是“狮子大开口”），这一计划招致地主阶层以及财政稳健派的强烈反对。复兴预算被大幅削减，但好歹让东京旧貌换新颜成为现代城市。对于阪神淡路大地震，灾区所在兵库县知事贝原俊民提倡创造性复兴，中央政府却表示政府开支仅限于恢复重建，而对于个人住宅等私有财产，基于自我责任论，将不投入国家财政重建。兵库县毫不气馁，在贝原知事带领下推进了几个由县基金（借款）支持的创造性复兴项目。经过这样的对立，菅直人内阁在东日本大地震之时就以内阁决议确定了创造性复兴的方针。继而，他们通过新征复兴税保证财源，对海啸高发的三陆海岸实行升级改造，推动了应对海啸的安全街区项目的打造。

本书将关注涵盖上述复兴思想演变的社会意识嬗蜕，对三大震灾中的应变与复兴展开比较研究。

在本书日文版原著完稿在即的2016年4月，发生了熊本地震。我在任神户大学教授时经历了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我位于西宫市的家遭受了震级7级的强震的剧烈摇晃。就任防卫大学校长期间，我遭遇了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并参与了其复兴工作。而我到熊本县立大学走马上任伊始，又迎头赶上2016年的熊本地震。所以我被人戏称为“地震男”。

我68岁从防卫大学校长卸任退休后担任熊本县立大学理事长，是应熊本县知事蒲岛郁夫之邀，我们自1977年在哈佛大学邂逅，已有40余年的老交情。熊本地震主震的两天后，他打来电话要我拿出复兴计划。我们为此成立了委员会，一个月后提交报告书给出回复意见：不能只求恢复到震前旧貌，创造性地复兴、打造更完美的熊本是共同的课题。

相较阪神淡路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的遇难人数更多、受害程度更为严重，而此时，日本的财政每况愈下。尽管如此，国民对灾区有更强的共情，支持创造性复兴这一主张，因此国民接受了增设复兴税。由于反复无常的灾害，日本累积了大量教训和应对知识，它们在新的灾害中又派上用场，继而形成了某种传承链，即阪神淡路大地震及2004年袭击新潟县的中越地震亲历者驰援东日本大地震，而以东松岛市为首的东日本大地震的受灾者又来支援熊本地震。

我自己亲历近年的地震，也许对本书的基调产生了影响。关东大地震的记述，完全基于历史性研究。由于我本人是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受灾者，本书的记述融入个人体验，加之在复兴事业中，我又是震灾口述历史项目的实施负责人，所以运用了大量来自灾区和国家相关人员的一手资料。就东日本大地震而言，因出任复兴构想会议议长，我掌握了复兴计划出笼的经过，这在本书中得到了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