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上海知青16岁下乡东北，漂泊27年后终返故乡

27年！上海知青的万里归乡路，太好哭了

家人们，今天我要给大伙唠唠一个上海知青的故事。这人叫李悦，16岁的时候，本是在父母跟前撒娇的年纪，可那时候正赶上上山下乡，李悦就响应政策，跑去了老远的东北。谁能想到，这一去，就是27年的漂泊生活 ，这日子，可太不容易了。

眼瞅同学回城，自己却被困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李悦和好多年轻人一样，懵懵懂懂、满怀憧憬地踏上了东北那片黑土地。刚去那几年还挺好，可没多会儿，命运就开始“折腾”人了。大学开始招生，工厂也招工了，村里那些下乡、回乡的年轻人，有的考上大学，有的进城里成了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同一时间，上海针对知青的政策也慢慢有了变化，病退、子女顶替父母工作、支援三线建设能让子女回城这些政策，一个接一个地出台。

眼瞅着身边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离开，李悦心里那叫一个着急，就像有小猫在抓挠一样。可她自己一盘算，好家伙，哪条回城的路都走不通。父母早就退休了，不符合子女顶替工作的条件；家里有姐姐照顾父母，不符合身边无子女可以回城的条件；自己身体棒得很，不符合病退；还是个近视眼，当不了兵；而且在她离开农村之前，都没有上海知青被招工的先例，更别说有乡下亲戚能投靠了。那时候的她，心里全是绝望，还和小高同学约定好，如果走不出农村，就不嫁人，俩人在那盖个小土房，互相照应着过一辈子。现在回头想想，那时候绝望中做的约定，带着点年轻时候的天真，可更多的是无奈和心酸。

归心似箭，首次回家太难了

1972年末，大多数同学都回上海探亲去了，李悦因为要给社员分红，再加上组织上正考察她，准备发展她入党，就留在了青年点。可快过年的时候，一封“父亲病危”的电报，一下子把她的计划全打乱了。在亲情面前，啥“进步”都顾不上了，李悦心急如焚，赶紧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一路，那叫一个艰难。先是坐马车到松树沟，然后转客车到黑河。老队长蒋维新是个热心肠，为了让她能快点坐上火车，打电话给自己在黑河粮店工作的亲戚，安排李悦在亲戚家落脚，还托亲戚帮忙找车去北安。粮店的大婶可热情了，给她烙饼、炒土豆丝，让李悦心里暖乎乎的。晚上，她就睡在大婶闺女的房间。半夜，大婶把她叫醒，送上了一辆去北安拉货的卡车。

东北的雪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李悦坐在颠簸的驾驶室里，心里直发慌。司机不认识，她也不敢搭话，那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半路上，又上来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男孩，虽说驾驶室里多了个人，可还是没人说话。车窗外，天和地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车顺着车辙艰难地往前开，耳边只有轰隆隆的马达声和车轮压在雪地上的嘎嘎声。半道上，不知道到了啥地方，离公路不远处有一处房子着火了，那熊熊大火把夜空都照亮了，也照亮了李悦焦急的脸。

第二天一大早，车到了北安货运处。李悦着急忙慌跳下车，连水壶都落下了，还好师傅人好，把水壶扔给了她。到了火车站，她想让一起的男孩帮忙看行李或者去买票，那男孩直摇头，防备心可强了。李悦又好气又好笑，只能背着行李一起排队买票。当天上了火车，六七个小时后到了哈尔滨。哈尔滨火车站候车室里全是人，她只能缩在行李上睡觉，身体歪来歪去，困得不行还老是被打断。第二天一大早去排队签58次直快列车的票，结果只剩站票了。

从哈尔滨到上海的火车上挤得满满当当，大部分都是回家的知青。李悦站在过道里，累得受不了了就坐在用棉大衣卷成的行李上歇一会儿。后半夜的时候，有个大叔看她一个人怪可怜的，就说：“我到锦西就下车了，座位给你。”这可把旁边一帮上海知青给惹恼了，他们质问大叔：“我们先来的，为啥不让给我们？”大叔说：“你们好几个人，有好几个座位能轮流着坐，她一个人都站了一晚上了！”其中有个女孩嘴巴可不干净了，一直在骂人。李悦气得不行，可又不敢惹他们，为了保住座位，三天两夜都尽量不上厕所、少喝水，整个人都肿了。

折腾了六天，火车终于到了北火车站。姐姐上班没来，母亲亲自来接她。李悦一看到母亲，一下子就扑进了母亲怀里。母亲看着她疲惫不堪的样子，心疼得眼泪都出来了。更让人惊喜的是，病重躺在床上的父亲居然坐起来了，一家人历经波折后团聚，心里那滋味，啥都说不出来。

江西之行，是机会还是无奈？

春节过后，在江西德安军工厂工作的二姐探亲结束要回去了，就邀请李悦去江西看看，还说想办法把她调到江西。李悦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父母也主动拿出路费，让她去散散心。

到了江西，李悦发现这儿和东北完全不一样。工厂在大山里头，公路在狭窄的山沟里弯弯曲曲的，一边是山，一边是沟渠和水田。山脚下，高大的樟树遮挡着瘦瘦高高的农舍，农舍的门洞黑黢黢的，窗户小小的，开得还特别高，连玻璃都没有，屋顶也没有烟囱，青烟就从瓦片缝里冒出来，慢悠悠地在天空中散开。二月的江西，还有点冷，稻田里全是开着粉色小花的红花草，四周全是山，一抬头只能看到窄窄的一条天空。

军工厂的单身宿舍不让外人住，姐姐的小姐妹就把自己准备当婚房的房子借给她们。这是那种干打垒墙的平房，门窗和地面都是杉木做的，还散发着一股特别的香味。厨房里的柴灶是自己砌的，小小的，跟上海农村的大灶头很像。姐姐请同事吃饭，姐夫一大早坐着通勤车去县城买了好多菜。吃饭的时候，姐姐特意介绍了一个从上海某某学校大专毕业的男生，李悦这才明白父母的心思，原来是想让她来相亲。可她压根没把这事儿放心上，从进大山的那一刻起，她就不想来江西了，哪怕来这儿能拿到特别想要的“工作证”。

在姐姐那儿住了一段时间，李悦准备回上海。姐姐和姐夫又请了假陪她去庐山玩。他们从德安坐车到庐山的后山脚下，花了四个小时，爬了十多里山路才登上庐山顶。在山上住了一晚，第二天去游览花径、仙人洞，还去拜谒了五老峰。因为要赶当天的轮船回上海，吃完午饭就赶紧下山。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话真没错，下山的时候李悦的小腿肚子痛得都不敢沾地，只能一瘸一拐地踮着脚尖走路。

回到上海，母亲小心翼翼地问她以后打算咋办，她嘴上逞强说：“东北当地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儿，他们能活，我也能活。”可心里的无奈只有自己清楚。原来，父母看着邻居家的孩子陆陆续续都回城了，天天为她发愁，一边叮嘱她别在乡下找对象，一边偷偷和二姐商量让她来江西相亲的事儿。

高考来了，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

1973年，这一年在共和国历史上很重要。邓小平同志在被隔离、看管了5年之后复出了，开始协助周恩来总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也就是在这一年，大专院校的招生方式从推选改成了考试。这个消息一出来，就像一道光照进了李悦黑暗的生活。她一下子来了精神，下定决心要抓住这个改变命运的好机会。

从被批准报考到考试，就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李悦只学完了小学课程，要在这几个月里把中学的数理化课程都补上，这简直难如登天。但她没放弃，和一起报考的年轻人到处从村里回乡青年那儿借课本，开始了艰苦的自学。

白天得去干活挣工分，只能晚上复习。可没几天她就坚持不住了，一拿起书本就打瞌睡。生产队里有两个六七届初中毕业的回乡女青年也报名考试了，几个人一合计，就硬着头皮向队长请假，躲到其中一个人的家里复习。后来通知说考试改成开卷了，大家的复习方法也变了，就看定理、记要点，想着到时候知道在哪本书哪一章能找到就行。

8月的时候，考生们接到通知，得自己带着行李铺盖到黑河去报到。那时候黑河的中小学生都放假了，教室就成了考生们临时的宿舍和考场。不记得考场在黑河哪个学校了，就记得考试那天，学校前面的大街上，全是一张张又瘦又充满希望的年轻面孔。考试前一天，招生办的老师给每个考生发了一份报考志愿书，黑板上还公布了这次招考的各个大专院校的名字和专业。老师讲解完怎么填志愿书后，考生们就开始认真填写。

工作调动一波三折，回家的决心从未变

在东北工作了好些年后，母亲年纪越来越大，儿子也还小，李悦对上海的思念一天比一天深，回家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

有一天，单位来了个杭州某新建化纤厂的总经理，说是来学习考察，其实是来挖人的。这个企业虽然规模不大，生产规模还比不上李悦他们单位的一个车间，可它在杭州市里啊，离上海近多了。

李悦一看有希望，赶紧去找单位领导好好谈，希望领导能放她走。好不容易说服了领导，让她带着档案去杭州。到了杭州，总经理把他们安排在一个很不错的宾馆，每天好吃好喝地招待着，还安排他们去游西湖。一起去的同学甚至说：“能到杭州，哪怕以后在西湖边卖茶叶蛋都行啊！”

可谁能想到，事情突然有了变故。总经理在人事调动上遇到了麻烦，他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不同意把李悦他们调进来，理由是总经理从外地引进人员没经过他批准。年轻的总经理本来想让李悦他们带着档案到杭州，造成既成事实，逼着领导批准这次人才引进，可他还是太嫩了。虽然领导在这家新企业成立的时候，让他带着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下去当总经理，还说他有用人的权力，可国家用人制度不改革，他这权力就是个摆设。

这一下，李悦他们的美梦一下子就破灭了。他们满心期待地来到杭州，本想着能在这个号称“天堂”的城市落脚，离上海近点，离妈妈和儿子也能近些。可就因为这所谓的“权力之争”，李悦和这座城市失之交臂。他们只能垂头丧气地重新踏上回东北的火车。经过两天一夜的折腾，火车在晚上到了哈尔滨。出站的时候，看到原单位的赵总正满脸笑容地站在奔驰车旁边迎接他们。赵总轻声却坚定地说：“走！回家！”

虽然赵总亲自来接让李悦特别感动，可她回南方的想法一点都没动摇。因为在上海，有年迈的老母亲，还有年幼的儿子在日日夜夜盼着她回去。

幸运的是，机会又来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浦东开发建设的速度加快了，特别需要人才。李悦从纺织部举办的企业高管岗训班上得到一个消息，有一家注册在浦东的中外合资企业在招专业技术人才，基本条件是45岁以下、有中级职称以上。李悦和她先生正好都符合条件，她妹妹就开始为她的调动到处奔波。在妹妹的努力和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李悦和先生通过考核被这家企业录用了。当然，联系调动的事儿都是背着李悦的工作单位偷偷进行的。李悦和先生还是像平常一样上班，妹妹则在上海紧锣密鼓地为他们办手续。1995年1月初，他们终于拿到了上海市人事局的调令。这下终于能回上海了！母亲的心愿可以实现了，他们一家三口又能团聚了！

先生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原单位安排的去德国考察的机会。他们分别把工作交接好，以1.8万元的价格卖掉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收拾好行李包裹，跟公司建设初期就一起共事了二十多年的同学、同事挨个告别。从拿到调令到出发离开的那段时间，几乎每个晚上都在朋友们为他们举办的送别宴上度过，那一杯杯烈酒里，满满的都是化不开的情义！二十多天后，当所有的家当都装上了集装箱，李悦回到空荡荡的屋子里，把房间打扫了一遍，反锁上门，一个人站在洒满阳光、曾经温暖的屋子中央。看着屋子的每个角落，那里都有她生活过的痕迹，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不舍。于是，她忍不住放声大哭。

27年漂泊，终于回家

1995年春节，李悦和先生在先生的老家陪着公公吃了他们在东北的最后一顿年夜饭。年初一，回到哈尔滨，和这里的亲朋好友告别。初二晚上，带着一大堆行李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躺在车厢的卧铺上，听着车轮滚滚、铿锵有力的声音，李悦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们到了上海，上海站的大门大大敞开着，都没有人检票！

年初四凌晨四点多，58次列车稳稳地停在了上海站的月台边。亲人们早就等在那里了，儿子欢呼着朝他们跑过来。当他们一行人扛着、提着大包小包走向北区出口时，眼前的场景竟然和李悦梦里的一模一样！

从16岁离开家去东北闯荡，李悦没有一刻不想着回家，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现在，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真要离开这片生活了27年的黑土地时，心里却像是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说不出的滋味。

在外漂泊了27年，李悦终于回家了。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她多想扑进母亲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但是，当她走进家门，看到年过七旬、满脸欢喜，正安静地坐在放着热腾腾早餐的方桌旁的老母亲时，她忍住了。

回家，真好！就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背后藏着的那些酸甜苦辣，只有李悦自己最清楚。

李悦的故事，不只是她一个人的传奇经历，更是那一代上海知青的真实写照。他们在时代的大潮里起起落落，为了回家，为了亲情，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一直在努力，从来没放弃过。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它见证了一代人的青春和奋斗，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