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代乱局下的权力暗涌：徐知诰的崛起之路

（一）从流浪孤儿到权臣养子：身份逆袭的开端

在唐朝末年的兵荒马乱中，一个日后将改写南方政权格局的人物 —— 徐知诰，以流浪孤儿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彼时，徐州彭城的李昪，因战乱与父亲失散，在濠州、泗州之间过着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 ，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成为他坚韧性格的底色。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 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进攻濠州，偶然间发现了李昪，被其不凡的相貌和气质所吸引，将他收为养子。然而，杨行密家中诸子对这个外来的养子充满排斥，小小的李昪在杨家难以立足。无奈之下，杨行密只好将他交给心腹大将徐温抚养，李昪就此改名为徐知诰，开启了在徐温羽翼下的成长之路。

进入徐府的徐知诰，深知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因而对徐温夫妇孝顺有加，事事小心谨慎。他天性聪慧，善于揣摩人心，不仅讨得了徐温的欢心，还得到了徐温妻子李氏的格外关照，在徐氏诸子中逐渐站稳脚跟。随着年龄的增长，徐知诰 “喜书善射，识度英伟” 的特质愈发凸显，得到了杨行密的夸赞，认为自己手下将领的儿子都比不上他。在养父徐温四处征战的过程中，徐知诰也随军历练，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

909 年，徐知诰出任昇州防遏使兼楼船军使，负责管理昇州的水军战舰。他在任内展现出卓越的治理才能，不仅成功训练出一支精锐水师，还通过修筑金陵城、整顿吏治、安抚流民等举措，使昇州（今南京）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经济文化重镇，吸引了四方士大夫前来归附。徐温看到徐知诰把金陵治理得井井有条，便将治所迁至昇州，而将徐知诰调任润州。

在润州期间，徐知诰依旧勤勉为政，延续了在金陵的治理风格，赢得了当地百姓的赞誉。而此时，徐温的长子徐知训留在广陵辅理朝政，飞扬跋扈、行事残暴，引起诸多不满。918 年，大将朱瑾因不堪忍受徐知训的凌辱，设计将其杀死。徐知诰抓住这个关键时机，迅速引兵渡江进入广陵平定叛乱，凭借此次平乱之功，他出任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一举掌控了南吴朝政，完成了从权臣养子到南吴核心权力人物的华丽转身。

（二）徐氏专权与杨氏衰微：南吴的 "虚君" 时代

徐知诰掌控南吴朝政之时，南吴政权早已陷入徐氏专权的局面。自 907 年徐温与张颢发动兵变，从弘农王杨渥手中夺得兵权后，徐温便逐步铲除异己，独掌吴国军政大权。杨渥被杀后，其弟杨隆演被拥立为淮南节度使、东南诸道行营都统、同平章事、弘农郡王，但不过是徐温手中的傀儡，毫无实权。

919 年，杨隆演称吴国王，改元武义，徐知诰被任命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遥兼江州团练使。此时的徐知诰，凭借着自身的政治才能和谋略，在南吴政坛的影响力日益扩大，逐渐盖过了徐温的其他亲生儿子。

927 年，徐温病逝，徐知诰顺利继任其权位，成为南吴政权的实际掌舵人。同年，在徐知诰的扶持下，杨隆演之弟杨溥称帝，但杨溥同样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朝政大权完全被徐知诰把控。徐知诰继续巩固自己的势力，他一方面大力招揽人才，任用宋齐丘、徐玠等谋士为自己出谋划策；另一方面，积极推行改革，在政治上整顿吏治，恢复朝廷纲纪；经济上减免赋税，鼓励农桑，促进了南吴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进一步赢得了民心和士大夫阶层的支持。

随着徐知诰权势的不断膨胀，他的野心也逐渐显露。935 年，吴帝杨溥加封徐知诰为齐王，将升州、润州、宣州、池州、常州等十州之地划分给他作为封地，并赐予他特殊的礼遇和权力，此时的徐知诰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封国和势力范围，实际上已成为国中之国。次年，徐知诰又开大元帅府，设立自己的僚属臣工，构建起一套独立于南吴朝廷之外的行政体系，闽、越等周边诸国也纷纷来使，劝其称帝。

至此，徐知诰已经牢牢掌握了南吴的军政财大权，南吴皇帝杨溥不过是他手中的傀儡，改朝换代的大戏，只差最后的上演。

二、937 年十月政变：禅位背后的权力博弈

（一）"和平禅让" 的台前幕后

经过多年的精心布局与权力积累，937 年十月，徐知诰终于走到了权力的巅峰。他逼迫吴帝杨溥 “禅位”，自己则堂而皇之地登上皇位，建立大齐政权，定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改元升元 。这场政权更迭，表面上看是一场效仿上古先贤的 “禅让” 大典，充满了和平与礼让的色彩，但实际上，背后却是波谲云诡的权力博弈，是徐知诰及其政治集团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必然结果。

在这场 “禅让” 大戏中，徐知诰早在几年前就已着手铺垫。他先是接受杨溥赐予的齐王封号，坐拥升州、润州等十州之地，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大，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随后，他又开设大元帅府，组建自己的官僚体系，将众多心腹安插其中，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核心。与此同时，徐知诰积极拉拢朝中权贵和地方势力，通过联姻、赏赐、加官进爵等手段，将他们纳入自己的阵营，使得支持他称帝的声音在朝堂之上逐渐占据上风。

而此时的南吴朝廷，早已是徐知诰的囊中之物。杨溥虽身为皇帝，却毫无实权，犹如傀儡一般，被徐知诰玩弄于股掌之间。面对徐知诰的步步紧逼，杨溥无力反抗，只能乖乖就范。在徐知诰的示意下，杨溥被迫颁布诏书，宣布将皇位禅让给齐王徐知诰，一场看似和平的政权交替就此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徐知诰在称帝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舆论和民心。他深知，要想让自己的称帝之举名正言顺，得到天下人的认可，就必须赢得民心。因此，他在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鼓励农桑，兴修水利，使得江淮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逐渐安定富足。他还广纳贤才，重用文人，提倡文化教育，使得南唐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前来投奔。这些举措，不仅为他赢得了民心，也为他称帝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禅位之时，百姓们并未因政权更迭而陷入恐慌或反抗，反而对徐知诰的统治抱有一定的期待，这也使得这场政权更迭得以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进行。

（二）两年后的身份重构：从 "徐齐" 到 "南唐"

建立大齐政权后，徐知诰并未就此满足。仅仅过了两年，即 939 年，他又做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决定 —— 宣称自己是唐宪宗李纯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恢复李姓，改名为昪 ，并将国号由齐改为唐，史称南唐。这一举措，看似只是简单的姓氏和国号变更，实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是徐知诰为了巩固政权、提升自身统治合法性而进行的一次精心策划的身份重构。

在五代十国那个乱世，政权更迭频繁，各个割据势力都在为争夺正统地位而绞尽脑汁。徐知诰深知，自己虽已称帝，但作为一个出身低微的养子，其统治的合法性始终备受质疑。而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在百姓心中依然有着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如果能与唐朝攀上关系，自称李唐皇室后裔，无疑将大大提升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赢得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

于是，徐知诰开始了一系列的 “认祖归宗” 行动。他先是为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立庙，追尊父祖四代为皇帝，以彰显自己与唐朝皇室的血脉传承。他又对徐氏子弟大加封赏，追尊养父徐温为义祖，将其供奉于南唐太庙，使其成为 “不祧之祖” ，以表示自己不忘徐氏养育之恩，兼顾了徐氏旧臣的情感和利益。这一系列举措，既巧妙地借助了李唐皇室的正统光环，又妥善地平衡了徐氏旧臣的势力，使得南唐政权在内部实现了政治势力的平稳过渡和整合。

国号的变更，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唐” 这个国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徐知诰改国号为唐，意在向天下宣告，他所建立的南唐政权，是唐朝的延续，肩负着复兴大唐盛世的历史使命。这一举措，不仅能够唤起百姓对唐朝辉煌历史的记忆和向往，激发他们对南唐政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威慑周边割据势力，提升南唐在五代十国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三、开国之君的治国智慧：李昪如何奠定南唐根基

（一）休兵养民：乱世中的 "江南乐土"

在五代十国那个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乱世，李昪建立南唐后，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远见，毅然推行休兵养民的政策，为南唐百姓营造了一片难得的 “江南乐土”。

李昪深刻认识到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沉重灾难，他常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肝脑异处，膏涂草野？” 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坚决奉行息兵政策，避免卷入无谓的战争纷争。在对外关系上，南唐与周边的吴越、闽、楚等国保持着相对和平稳定的睦邻关系。即便在面对邻国出现内乱或其他可乘之机时，李昪也能克制住扩张领土的欲望，坚守和平共处的原则。

有一次，吴越国发生了严重的火灾，宫室铠甲几乎焚烧殆尽，南唐的将领们纷纷进言，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出兵时机，可以一举攻取吴越，扫除后患。然而，李昪却不为所动，他不仅拒绝了将领们的提议，还派遣使者带着金币前往吴越国表示慰问。他的这一举措，不仅赢得了吴越国的尊重和感激，也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为南唐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内部，李昪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他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为了鼓励农业生产，他大力劝课农桑，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生产经验，组织兴修水利设施，如疏浚河道、修筑堤坝等，确保农田灌溉水源充足，促进了农业的丰收。在李昪的倡导下，南唐境内的田野日益开辟，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呈现出 “仓廪盈积” 的繁荣景象。

李昪还十分重视商业的发展，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商业贸易，促进了南唐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商人可以自由地以茶、丝等本地特产与中原地区交换羊、马等物资，还通过海上贸易与契丹等北方政权进行往来，使得南唐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他的治理下，南唐成为了五代时期少有的安定富足之地，百姓生活相对安稳，社会秩序井然，为南唐日后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制度建设：承唐制而创新局

李昪深知，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体系。因此，在建立南唐政权后，他在制度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既继承了唐朝的优良传统，又结合南唐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创新，为南唐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在中央官制方面，南唐大体上承袭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设立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长官共同参与国家政务的决策和执行，相互制衡，以确保权力的平衡和政令的有效推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负责官吏任免、财政税收、礼仪教育、军事国防、司法刑狱和工程建设等方面的事务，职责明确，分工细致，使得国家机构能够高效运转。

军制方面，南唐同样借鉴了唐朝的一些制度。实行募兵制，通过招募的方式组建军队，确保了兵源的稳定。同时，注重军队的训练和管理，设立了专门的军事机构来负责军事事务的统筹和指挥，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作战能力。在地方军事管理上，采取了分镇戍守的策略，将南唐的疆域划分为多个军事区域，每个区域设置相应的军事长官负责防守，有效地维护了地方的安全和稳定。

在律法建设上，李昪也十分用心。他命有关官署制定了《升元格》，与《吴令》并行天下 ，对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了初步的规范和完善。后来，又下诏颁行《升元删定条》三十卷，对法律条文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整理，使南唐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备，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百姓权益的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法律条文不仅对犯罪行为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惩处，还注重对民生的关注和保护，体现了李昪 “以民为本” 的治国理念。

除了政治和军事制度，李昪还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制度的建设。他大力兴办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子监，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培养国子博士和四门博士等高级人才；在地方上，也积极推动官学的发展，鼓励各州、县设立学校，为广大平民子弟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他还推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使得南唐的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在李昪的大力倡导下，南唐的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和学者前来投奔，一时间，南唐人才济济，文化昌盛，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

四、南吴灭亡与南唐崛起的历史余波

（一）南吴短命根源：权力结构的失衡

南吴自 902 年杨行密被唐昭宗册封为吴王正式建国，到 937 年被徐知诰所篡，仅仅存续了 35 年，成为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短命的政权。其灭亡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权力结构的失衡。

南吴的权力结构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问题。杨行密去世后，其子杨渥继位，但很快就被权臣徐温与张颢发动兵变，剥夺了兵权，杨渥成为有名无实的傀儡君主。此后，徐温逐步铲除异己，独揽大权，杨渥、杨隆演、杨溥三代君主，皆在徐温及其后继者的掌控之下，无法真正行使皇权。

这种权力结构的失衡，导致了南吴政治的不稳定和内部矛盾的激化。一方面，君主被架空，无法有效地推行政策和治理国家，使得国家治理缺乏连贯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权臣专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导致官场腐败，政治黑暗，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徐温专权时期，虽然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维持南吴的稳定和发展，如推行保境安民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等，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结构失衡的问题。徐温去世后，徐知诰继承了他的权力，继续对南吴政权进行操控。随着徐知诰势力的不断壮大，他最终取代杨溥，建立南唐，南吴宣告灭亡。可以说，南吴的短命，是权力长期旁落、权力结构严重失衡的必然结果。

（二）南唐的双面影响：辉煌与隐忧并存

南唐在李昪的开创下，经历了近 40 年的统治，对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双面性，既有着辉煌的成就，也隐藏着诸多隐忧。

在李昪统治时期，南唐采取休兵养民的政策，使得江淮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李璟即位初期，南唐国力强盛，先后攻灭闽国和楚国，领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达到了南唐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时期 。然而，李璟在后期却穷兵黩武，好大喜功，频繁对外用兵，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而且在与后周的战争中屡战屡败，被迫割让淮南十四州给后周，去帝号，称国主，向周世宗柴荣称臣，南唐国势从此一蹶不振。

李煜继位后，虽然他在文学艺术上才华横溢，但在政治上却缺乏治国安邦的能力。面对北宋的强大压力，李煜一方面试图通过向北宋纳贡称臣来换取和平，另一方面却又心存侥幸，没有积极进行军事防御和政治改革。最终，在北宋的强大攻势下，南唐于 975 年灭亡，李煜被俘，成为亡国之君。

尽管南唐最终走向了灭亡，但它在近 40 年的统治期间，对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经济上，南唐继承和发展了南吴时期的经济基础，进一步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为后来宋朝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在文化上，南唐文化昌盛，诗词、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文人墨客，如李煜、冯延巳等词人，顾闳中、董源等画家，他们的作品对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也成为北宋文明重要的渊源。

五、争议与评说：如何看待徐知诰的 "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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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国虽非正，治国却是明

徐知诰废吴帝杨溥自立为帝，建立南唐，这一行为在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正统史观中，无疑被视为 “篡位” 之举。在古代中国，正统观念根深蒂固，皇位的传承讲究名正言顺，遵循世袭或禅让的正统程序，而徐知诰以权臣的身份逼迫吴帝禅位，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权力传承秩序，自然难以逃脱 “篡位” 的指责。

然而，历史的评判不应仅仅局限于道德层面的简单定性。徐知诰在位期间，展现出了卓越的治国才能和非凡的政治智慧，为南唐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深知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沉重灾难，因而奉行休兵养民的政策，避免卷入无谓的战争纷争，为南唐百姓营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他的治理下，南唐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的一方乐土。他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鼓励农桑，兴修水利，使得江淮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逐渐安定富足。他还广纳贤才，重用文人，提倡文化教育，使得南唐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前来投奔。这些举措，不仅为南唐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他在百姓心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和爱戴。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乱世中，百姓渴望的是和平与安宁，是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徐知诰的统治虽然得国不正，但他却以实际行动为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使得南唐成为了乱世中的一片净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徐知诰的统治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他也堪称是一位 “乱世贤君”。

（二）从徐知诰到李昪：身份认同的政治考量

徐知诰在建立南唐后，于 939 年宣称自己是唐宪宗李纯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恢复李姓，改名为昪，这一行为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在五代十国那个乱世，政权更迭频繁，各个割据势力都在为争夺正统地位而绞尽脑汁。徐知诰深知，自己虽已称帝，但作为一个出身低微的养子，其统治的合法性始终备受质疑。而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在百姓心中依然有着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如果能与唐朝攀上关系，自称李唐皇室后裔，无疑将大大提升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赢得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

徐知诰的这一 “认祖归宗” 行为，也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一种常见手段。在五代十国时期，许多政权都试图通过与前朝建立联系，来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例如，后唐的建立者李存勖，虽然是沙陀族人，但他却以唐朝皇室后裔自居，声称自己是唐朝的中兴之主，以此来赢得民心和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徐知诰改姓李唐，同样是出于这种政治目的，他希望通过借助李唐皇室的正统光环，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提升南唐在五代十国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徐知诰从徐姓改为李姓，也是他对自身身份认同的一种转变。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以徐温养子的身份存在，虽然得到了徐温的信任和重用，但始终摆脱不了养子的身份标签。而恢复李姓，让他找到了自己的 “根”，也让他在心理上更加认同自己作为唐朝皇室后裔的身份。这种身份认同的转变，不仅有助于他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为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更强大的精神动力。

937 年徐知诰废吴帝杨溥自立为帝，建立南唐，这一事件是五代十国时期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标志着南吴的灭亡，也开启了南唐在江南地区的统治。徐知诰从一个流浪孤儿到权臣养子，再到开国皇帝的传奇经历，展现了他在乱世中凭借着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谋略，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的奋斗历程。而他建立南唐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也对南唐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