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对合法性和秩序的追求：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妙招？

基辛格对合法性和秩序的追求：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妙招？

导读

五百多年以来，现代欧洲经历的几乎不间断的战争深深困扰着基辛格。他被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等伟大政治家“恢复世界”的稳定和秩序的追求所吸引，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稳定、合法性和秩序，他还提出“国际体系的重建是对政治家风度的终极挑战……”，把“恢复一个世界”作为他对“历史的意义”，与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吻合。此外，世俗的外交是例行公事地处理日常事务，而外交的巅峰则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因此，前者可以委托给外交政策官僚机构，后者则专门留给真正的政治家，他们必须为关键时刻做好准备，然后像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在他们的时代所做的那样，拿出妙策。

本文批判性考察了基辛格对稳定、合法性、秩序、外交和国内政治的思考，以便从中吸取有用的教训。本文主要关注对基辛格来说具有核心意义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未来的国际秩序和美中关系。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1）重点介绍了基辛格著作中关于稳定、合法性和秩序的一些关键主题；（2）对基辛格公开的大国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提出挑战，并为理解国际（无序）秩序的未来提供经验教训；（3）以美中之间正在进行的战略竞争为例探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4）着重介绍基辛格的一些系统思想及其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不是对基辛格的又一个赞歌，并且他的学识并不能免除他做出的许多骇人听闻的决定。另外，本文主要依靠基辛格关于稳定、合法性和秩序的“应该是什么”的著作，而避免引用关于“已经发生了什么”的回忆录，因为回忆录往往会自我放纵，使事情模糊不清。

基辛格论合法性下的秩序与稳定

基辛格出版的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 1956）是对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会议的研究，这是基辛格对以合法性确保秩序和稳定的首次探究。本书认为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在某种程度上是用神来之笔塑造了关键历史时刻的典型政治家。

基辛格的《大外交》（Diplomacy, 1994）回到了《恢复的世界》的两个中心主题之一。对于基辛格来说，高级外交（high diplomacy）就是用果断的行动塑造历史的关键时刻，因此应该灵活运用。因此，领导力本质上是把握决定性时刻并使其发挥作用。

基辛格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 2014）则回到了《恢复的世界》的另一个中心主题，即构建一个稳定的未来世界秩序。基辛格指出，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世界秩序”：现有的国际秩序主要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通过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结果。此外，不同地区的不同秩序是由不同的文化，往往是由宗教思想支撑的。如何以秩序的多重概念化（multiple conceptualizations of order）来构建秩序，对政治家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挑战。

然而，基辛格对秩序、稳定和合法性的理解相当松散，对秩序的定义也极其稀疏零落。世界秩序是“概念……关于公正安排和权利分配的本质……适用于全世界”，同时也是一种国际秩序，是“这些概念在全球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实际运用——大到足以影响全球力量平衡”，而地区秩序则涉及“将同样的原则应用于确定的地理区域”。一个秩序由两大支柱支撑：“一套普遍接受的规则，定义了可允许的行动的界限，以及在规则被打破时强制约束的权力平衡，防止一个政治单位征服所有其他单位。”当秩序中的主要规则被普遍接受时，一个秩序是合法的，合法性支撑稳定。所以，基辛格强调，即使是权力（和利益）的平衡也需要合法性才能稳定。维也纳会议中，卡斯尔雷设计了力量（和利益）的平衡，支撑着秩序的物质支柱，而梅特涅则提供了合法性作为理念支柱。对基辛格来说，稳定肯定比和平更重要。基辛格警告，寻求和平可能会导致整个体系的不稳定。

基辛格论述中秩序的两大支柱带来了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基辛格并没有真正说明这些“普遍接受的规则”最初是如何形成的。这本质上是一个规则制定或制度变革的问题。在制定规则时，代理人深切关注谁在谁的规则下获得更多，谁的想法被编入规则，因此谁制定和执行规则。因此，规则制定或制度变革首先是一个权力支持的竞争和冲突过程，是对规则制定权力的争夺。“普遍接受的规则”从来没有像基辛格和哈耶克所希望那样自发存在。

其次，即使我们把权力看作纯粹的、因而很容易衡量的物质，权力和利益的粗略对应也不是一件容易衡量或实现的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利益是建构出来的，具有内在的延展性。

因此，合法性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一个国家认为合理合法的利益可以被视为野心勃勃、扩张性的或被其他国家（尤其是其对手）视为非法，某些国家认为公正的规则，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可能确实是不公正的。然而，基辛格用一种隐蔽的词义反复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一种秩序的规则被普遍接受时，它就是合法的！

（无序）秩序的未来：超越大国和欧洲中心主义

鉴于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大萧条、英国脱欧、俄乌战争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崛起，国际（无序）秩序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语。大部分讨论都是关于如何塑造未来的秩序，无论是美国/西方中心的“自由国际秩序/规则基础秩序”，还是更分散的有争议的“多元秩序”，关于全球治理的许多讨论实际上都是关于国际秩序的。

从概念上看，现有的秩序概念化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本文作者引入了先进的更严格的秩序概念。秩序可以沿着四个维度进行测量（并因此进行比较）：（1）范围，即主体和秩序覆盖空间的数量；（2）权力的分配；（3）制度化程度；（4）主体对秩序内具体规则（制度）和规范的内化程度。因此，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来就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秩序，而只是开放贸易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秩序。

根据上述定义，（一种秩序的）合法性主要是一种具有可能的经验基础的规范性概念。因此，合法性既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大多数国际秩序很少或根本没有客观合法性，而只有主观合法性，因为它们并不是由各国自愿建立的。现有的以美国/西方中心的“自由国际秩序/规则基础秩序”也不例外。

而且，由于秩序和合法性是由文化和宗教观念支撑的，不同文化根源的国家往往对合法性有不同的理解。从这个意义讲，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仅仅是众多秩序中的一种。随着国际体系向更加多元的未来发展，我们必须超越支撑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棱镜（prism）。

虽然基辛格的《世界秩序》用了两章篇幅讨论欧洲，但非洲和拉丁美洲却没有出现在他的讨论中。这反映了一种非系统性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思维：非洲或拉丁美洲对于国际秩序的未来并不重要。相比之下，具有不同中心和权力来源的未来多元秩序明确承认外围地区也是国际秩序来源的可能性。

对于国际秩序的未来，本文提出三个主要论点：

（1）更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继续存在，但它将越来越非西方中心；

（2）国际秩序的塑造将变得更加自下而上和有争议，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是自上而下和强加的；

（3）由于美国化全球秩序的势头已经停滞，而且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失去的势头，地区秩序将变得更加关键，未来的国际秩序将变得更加区域化和碎片化。

事实上，通过团结在美国/西方中心秩序周围，西方一直在抵制该秩序内部的变化，包括一些非中心规则。西方一直在捍卫一个从未被非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秩序，要么无视非西方国家的变革呼吁，要么将这些变革呼吁称为非法。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不仅会有更多的竞争，而且可能会有更多的对抗。因此，本文预测未来一到二十年将是动荡不安的。

中东将是美国/西方中心秩序的一个试金石，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秩序。由于美国一直深度参与该地区的重大事件，美国对建设一个更加稳定与和平的中东负有特殊责任。

美国/西方中心秩序的另一个试金石是，它是否能适应中国的崛起（作为其他国家崛起的一部分），尽管中国有着非常不同的国内体系，对国际秩序有着不同的看法。

美中关系的未来：外交与国内政治

从青年时代起，基辛格就憎恶拿破仑和俾斯麦（一位“白色革命者”）等革命者。在基辛格看来，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融合的意识形态冲动（ideological impulse），特别是认为只有国内政治安排相同的国家才能和平共处的信念，实际上关闭了外交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

因此，对基辛格来说，如果可能的话，现实主义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是防止像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纳粹德国和苏联这样的革命者到来，而不是在这些凶残的革命国家（revolutionary states）造成的后果之后重建一个世界。不幸的是，很少有“正常的”政治家能够及时把握革命者的革命本质。

由于革命者（和革命）只能在国内产生，基辛格长期以来一直厌恶国内政治，尤其是国内政治对高级外交的干扰。基辛格（和尼克松）一直试图将高级外交与国内政治隔离开来。然后，与此同时，基辛格承认，国际秩序的合法性需要国内政治的支持。因此，基辛格长期以来对国内政治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保持着矛盾立场。

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高层秘密外交（secret high diplomacy），在移动设备上即时新闻和社交媒体的今天，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的入侵是不可避免的，将高级外交与国内政治隔离开来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好是坏，国内政治将在塑造持续的美中竞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毫无疑问，基辛格把中国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他指出：“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但今天两国领导人可能都有一定的“革命”精神，因为双方都将国内制度视为未来国际秩序的关键基础。由于将美中竞争标榜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生存竞争，拜登政府和许多美国专家基本上都主张中美战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美中关系将很难找到相对稳定的国内支持以减少对抗性，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是这样。另外，美中关系受到第三方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影响。

从权力转移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美中对抗在某种程度上是“结构性”的，但更多的是结构性力量和国内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现在的美中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两国国内政治的延伸。双方都有强大的国内选民支持，希望结束这场不可避免的对抗。双方都声称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但双方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梦游”（“sleepwalk”）进入战争并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巨大危险。

正如基辛格所言：“外交，即通过谈判调整分歧，只有在‘合法的’国际秩序中才有可能。”现在，美国和中国都认为对方对可能的未来秩序的概念化是不合法的。然而，如果两国要避免一场导致战争的严重危机，现在迫切需要外交斡旋。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合作，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国内政治和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让持续的危机成为可能。当然，危机也可能成为重新评估过去政策的转折点。古巴导弹危机一直被认为是冷战的转折点。也许美国和中国都需要一场新的古巴导弹危机来让它们意识到，它们根本不能继续让两国关系进一步陷入常规战争，甚至是核战争。

另一个危险是，双方可能都认为存在纯粹“冷血”或“冷静”的技术解决方案来解决它们的问题。当两国都怀有这种幻想时，它们可能会将高级外交委托给官僚机构，这样的前景同样令人恐惧。

很少有人能指望今天的领导人，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会在不考虑其国内后果的情况下进行高级外交，不受国内政治干涉的高级外交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此外，正如勒博指出的那样，国内政治，包括领导人的国内软弱（domestic weakness）和精英之间的国内竞争，往往是冲突的关键驱动因素，出现在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的逻辑之中。因此，美国和中国必须努力了解彼此的国内制约因素，以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如何相互作用，然后共同规划一条通往和平与稳定的道路。所有这些都需要美中两国具有远见卓识、务实而又坚定的领导人。

在国际体系中行动：基辛格为什么要读杰维斯？

基辛格取得了重大成就，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有国内压力的情况下，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冷和平（a cold peace），中国的重新开放，以及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短暂缓和。他的成就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系统思考，尽管不是以“学术”的方式。所有的政治家和国家都在一个复杂的（国际的）体系中运作。因此，本文从系统思维的交付来审视基辛格的外交技巧，将通过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系统效应

（System Effect）进行有力阐述。

首先，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神来之笔——美中和解，是由明确的系统性思维推动的。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美国能够迫使苏联应对两方面的压力。此外，通过证明美国可以与中国进行贸易，尼克松和基辛格也想苏联发出信号，表明美国至少在某些领域对与苏联建立更商业的关系持开放态度，逐渐占据了更有利的地位。

基辛格敏锐地意识到，第三方可以推动冲突，就像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德国、法国、俄罗斯和英国那样。他对问题联动（issue linkage）、三角关系（triangle relationship）、间接外交（indirect diplomacy）、关键时刻（critical junctures）和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强调，也反映了系统性思维。

最后，基辛格明白权利的有限性（the limits of power），即使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来说也是如此，基辛格直截了当地向美国和其他国家提出了这些问题：“无论发生什么，如果有必要单独预防的话，我们寻求预防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定义了社会生存的最低条件。即使没有多边努力的支持，我们寻求实现什么？这些目标确定了国家战略的最低目标。仅在联盟的支持下，我们寻求实现或防止什么？这就界定了美国作为全球体系一部分的战略抱负的外部界限。即使是在多边组织或联盟的督促下，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参与的？这定义了美国参与世界秩序的限制条件。”

然而，预测未来的变化一直是极其困难的，即使对基辛格来说也是如此。并且，基辛格一直信奉名誉、荣誉和威望。他认为，世界是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相信“多米诺骨牌理论”（domino theory），但是这一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因此，虽然政策制定者确实掌握了三角关系和问题联动的一些关键动态，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理解在一个系统内行动的复杂性和挑战。

基辛格从未提到过杰维斯，但在某种程度上，两者是相似的。两人都在年轻时候就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兴趣，对外交史如饥似渴，对《政治家如何思考》感兴趣。即使在具体问题上，他们的一些想法也是重叠的。杰维斯是典型的防御现实主义者，同样，基辛格反对“绝对安全”。因此，基辛格理解了安全困境的部分核心动态，这是防御现实主义的一个支柱概念。

然而，在其他方面，两者相距甚远。杰维斯一直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从未寻求高级政府职位，尽管他曾为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担任顾问。相比之下，基辛格最感兴趣的是伟大的政治家和他们所创造的历史。因此，基辛格的著作大多是针对政策制定者的，

那么，为什么基辛格的学习者应该向杰维斯学习呢？原因在于，系统效应远比大多数决策者意识到的更为普遍和精妙。正如杰维斯所说，一个人永远不能再一个系统中只做一件事。在一个系统中，任何行动都会产生有意无意的、即时延迟的、直接间接的、发生未发生的后果。这四种二分法对预测远见提出了严峻挑战。当一个人在系统内加上动因和其他潜在过程和趋势的相互作用时，预测未来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会变得极其困难。

结语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多产的作家，亨利·基辛格不仅在塑造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方面留下了许多印记，也对世界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见解，

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公正地描述他的政治才能和思想的复杂性。本文对他作为政治家和作家的工作提出一些有趣的看法，希望他多年来教给我们的一些关键教训在未来的岁月里不被遗忘。当然，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他的智慧中受益，因为我们进入了动荡的一二十年，期间，亚洲和欧洲发生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再也不能轻易被忽视了。

作者：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

Shiping Tang. “Kissinger’s Quest for Legitimacy and Order: Masterstrokes with Systemic Effe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7, No.2, 2025, pp.1-14.

编译：

杨雅岚，国政学人编译员，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本科生。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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