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派使者杨载携带诏书前往琉球,开启了中琉两国长达五个多世纪的特殊邦交。
当时的琉球正处于“三山时代”,分为中山、山南和山北三个王国。当杨载的船队抵达琉球,宣读朱元璋“愿与琉球通好、共沐天恩”的意愿后,中山王察度当即表示愿意归附明朝,并派遣弟弟泰期作为使者随杨载回朝贡献方物。明太祖大喜,赐予琉球《大统历》及文绮、陶铁器等物品。

随后在洪武十六年(1383年),山南王和山北王也相继效仿,派遣使者赴明朝朝贡。自此,琉球全面纳入明朝的朝贡体系,开启了一段跨越五百年的友好往来。
在五百年的交往中,琉球向中国派遣了各种各样的使团,根据使命不同,可以划分为11种类型,每种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故事。
进贡使是琉球最为定期派出的使节。明朝沿袭古制,规定琉球“两年一贡”,称为“常贡”或“正贡”。
康熙五年(1666年),琉球首次派遣进贡使节,共有130人,进贡的物品包括硫磺12600斤、马10匹、海螺壳3000个等。
这些贡物虽然数量不多,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着琉球对明朝的认同和尊重。

接贡使则负责接回进京朝贡的人员。当时进贡使团抵达福州后,只有一部分人能够进京纳贡,大部分人当年就要驾船返回。
为了避免进京人员返回福州后等待时间过长,琉球王国会在派遣进贡使的第二年,另派一艘船到福州专门接回这些人员。接贡使团规模相对较小,一般在80人左右。
报丧使,又称为“告哀使”,负责向中国报告国王或世子去世的消息。在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中,这是一种重要的礼仪性往来。
按照规定,国王去世后,继承王位者不能立即称王,必须等到中国皇帝册封后,才能正式称为国王。
遇到丧事时,琉球不一定都会特派使节,常由其他使节兼任报丧使的职责。

请封使的使命是请求册封新国王。按照规定,老国王去世,“守丧服满”后,世子会特派使节前往中国请求册封,然后中国朝廷再派遣使臣前往琉球进行册封。
从报丧到请封的时间并不固定,根据历史记载,间隔时间从3年到11年不等。请封使也常常不由特遣使节担任,而是由进贡使兼任。
迎封使,又称“接封使”,负责迎接中国的册封使。当琉球世子遣使请封后,中国朝廷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会派遣册封使前往琉球。
此时,琉球会特派使节前来迎接册封使。迎封使通常随进贡使团一起派遣,不单独组团,但在相关的“执照”和“符文”上,会明确写明其身份和随从人员数目。
护封使的使命是护送册封使回国。册封使到琉球完成册封事宜返回时,琉球国王会特遣使节,搭乘“宝船”,护送册封使返回中国。
护封使的团队通常很小,一般只有1名正使,加上随从人员,总共也就10余人。这种使节体现了琉球对中国的尊重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谢恩使负责向中国皇帝表达感谢。每当中国朝廷册封新国王、赏赐“御书匾额”、或在国子监学习的琉球官生毕业回国时,琉球国王都会特遣使节,或者乘派遣进贡使的便利,呈递表文和方物表示感谢。

因册封而派遣的谢恩使往往规模较大,会单独组团,并携带送给皇帝和皇后的特别礼物。因赏赐匾额或官生毕业而派遣的使节,则通常不单独组团,而是由进贡使兼任。
庆贺使的使命是庆贺中国新皇帝登基。每当中国新皇帝即位,琉球国王都会遣使庆贺,呈递表文,进贡方物。
除了顺治十年特遣使节并单独组团外,庆贺使一般都与进香使联合组团,有时还会与进香使、进贡使共同组团。无论以何种方式组团,庆贺使都有独立的使命和身份,并携有专门的庆贺表文和贡品。

进香使在中国皇帝驾崩时派遣,负责表达哀悼之情。每当中国皇帝去世,琉球国王都会遣使进香,以示对中国的尊重和哀悼。
进香使通常不单独组团,而是与庆贺使联合组团,有时还会与庆贺使、进贡使共同组团。他们会携带“肃贡香烛、祭品等物”,表达琉球对中国的深切哀思。
解送使,全称是解送漂风难民使或护送漂风难民使,负责护送被风浪漂到琉球的中国(或朝鲜)难民返回祖国。
对于中琉两国来说,海难救护是双向的。漂到中国的琉球难民,由中国方面组织救护,转交给琉球来华使节带回;漂到琉球的中国难民,则由琉球方面组织救护,或趁便船解送回国,或特派使节解送。
解送漂风难民的使团一般由50余人组成,体现了琉球王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特命使是為完成某一特殊任务而派遣的使节。除了上述10种常规使节外,还有一些因特殊需要派遣并负有特殊使命的使节。
比如顺治年间派遣的呈递“投诚表文”使节、送缴“故明敕印”使节;康熙年间派遣的探听“福建靖藩王不义举兵谋乱天下”事件的使节;

道光年间为令英法两国人撤离琉球事派遣的“请谕使”等。这些使节的使命各异,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往往与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相关。
朝贡体系不仅是政治交往的方式,更是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朝贡过程中,琉球使团除了完成政治使命外,还会携带大量货物和白银进行贸易。这种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琉两国的经济交流和发展。

明朝时期,福州港成为中琉贸易的重要枢纽。福建的陶瓷、茶叶、丝绸等商品通过这里输往琉球,而琉球的芭蕉布、泥金扇等特产也源源不断地运入福建。
为了接待琉球使者和商人,明清时期还专门修建了“柔远驿”。“柔远驿”这个名字来源于《尚书·舜典》中的“柔远能迩”,寓意“优待远人,以示朝廷怀柔之至意”。
早期的柔远驿规模庞大,不仅是琉球使者、商人的住所,也是贡品与商品的储存地,更是中琉贸易的核心场所。
每次琉球使臣来贡,清政府会批准十家琉球商人在此开展贸易,这些商人还常常作为中间商,将日本及东南亚的金属制品、宝石、香料、药材等输入中国,同时把中国的木材、纺织品、瓷器、茶叶、手工艺品销往海外。
除了政治和经济交往,文化交流也是中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琉球经常派遣子弟到北京的国子监学习,这是中琉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根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遣使“入朝”,明朝赐以“《大统历》及文绮、陶铁器等,后'以陶器七万、铁器千就其国市马'”。

从此,琉球接受明廷封赐,派子弟到北京及南京的学校学习,新王继位必请明廷册封,使用明朝皇帝年号。
这些琉球留学生在国子监学习中国的经典典籍、典章制度和文化礼仪,学成归国后,对琉球的文化教育、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一次,琉球国中山王尚真咨询礼部:官生蔡宾等五人在南京国子监学习已经五年,请求让他们返回琉球省亲。礼部请示皇上后,皇上说:“昔阳城在太学,诸生三年不归省者斥之,其即放归,以遂其定省之私。”
于是允许他们回国省亲,体现了中国朝廷对琉球学子的人性化关怀。
明朝为了促进中琉关系,还特地“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史往来”。这三十六户福建人家迁居琉球,对琉球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福建移民被称为“闽人三十六姓”,他们不仅在琉球传播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还与当地人通婚,融入了琉球社会。
他们的后裔在琉球担任重要职务,成为中琉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
比如江西饶州人朱复就曾在琉球任重要官职达40余年。
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郑氏家族。郑思齐出自福建长乐郑氏,其祖先在永乐年间就居住于琉球。
明武宗时期,郑思齐的祖先郑禄在琉球担任通事一职;明世宗时期,郑禄之子郑迵作为官生到明朝国子监学习,在大明进学长达六年之久。
随后郑迵回归琉球入朝为官,并最终官居高位,掌朝政数十年之久。
这些中国移民及其后裔,成为中琉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了中华文化在琉球的传播和影响。
在中琉宗藩关系存续的500余年间,大批琉球人跨越东海而来,在中国开展外交、求学、贸易活动。

部分琉球人因舟车劳顿、水土不服或急病客死福州,受限于当时的运输条件,遗体无法归乡,只能安葬于此。
清代记载有578位琉球人安葬于福州,吉祥山、金鸡山、白泉庵均设有墓葬区。
现存的仓山区白泉庵琉球墓园,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琉球墓群之一。墓园占地约2117平方米,外围砌着红色砖墙,正面嵌有“琉球墓园”四块碑刻,歇山状墙帽覆盖着绿色琉球瓦,细节间透着独特的文化交融感。
这些墓葬形制简朴,呈靠背椅样式,由供案、碑牌、龟甲形土封宝顶、墓手、墓裙五部分构成。与明清时期福建通行的龟甲墓大体一致,记载墓主辞世时间均采用中国年号。
2006年,琉球财政官向维藩的后人来福州寻墓,几经周折才在荒草中发现墓碑。福州当地迅速协助迁葬墓园,这种细致的守护令后人感动不已。
2025年4月,一群特殊的访客踏进福州仓山区琉球墓园,他们是“闽人三十六姓”后裔,专程跨海寻根。一位金氏后人轻抚第八代祖父的墓碑,动情地说:“看到祖辈安息之地被守护得这么好,心里特别暖,我看到第八代祖父当初是那么努力,我会继续传承。”
如今在福州琉球墓园,那些墓碑依旧静静地立着,而福建师范大学的“琉球学”研究,正将这些跨越海洋的故事,一代代传承下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那段绵延五百年的情谊,依然在今天的文化记忆中,生生不息。
更新时间:2025-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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