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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大国竞争的赛道上，美国近期的一个反常举动引发广泛关注,向来针锋相对的两党，竟在“重振制造业”上达成罕见共识。

30年前，苏联解体后美国独孤求败，做出了“去工业化”的关键决策；30年后，制造业空心化、国债高企、贸易逆差飙升等困境缠身，美国才被迫从“金融立国”的迷梦中惊醒。

这30年间，美国的产业根基是如何被侵蚀的？30年前的决定为何会沦为“天坑”？美国的再工业化之路又能否走通？

再工业化不是“开新局”，而是“补天坑”

在前中兴副总看来，美国当下的再工业化热潮，本质是被逼到生存墙角的无奈自救，而非战略升级的主动选择。30年前，苏联解体让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手握美元霸权与华尔街金融权杖，陷入了“躺着赚钱”的迷梦。

当时的美国精英普遍认为，制造业“又累又脏、利润微薄”，远不如金融衍生品、股市炒作等“高端玩法”来钱快捷，于是一场大规模“去工业化”运动席卷全美。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990-2000年这十年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从16.5%骤降至13.1%，工厂数量减少超1.2万家，汽车、电子、机械等核心制造业生产线，批量转移至中国、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本土产业结构被强行扭曲为“金融+科技服务”的单一模式。

彼时全球多数国家还在为温饱挣扎，没人能预见这个看似“优化产业结构”的决策，会成为如今美国的致命枷锁。

如今美国深陷制造业空心化、国债高企、贸易逆差突破9000亿美元、社会撕裂的困境，追根溯源，所有问题的起点都指向30年前那场“抛弃制造、拥抱金融”的豪赌。

制造业是产业链的核心锚点，失去制造能力，再强大的金融也只是空中楼阁，无法支撑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核心话语权,这是美国用30年困境换来的最基础认知。

亲手葬送制造根基

30年前美国的“去工业化”决策，核心逻辑是想靠美元霸权和金融话语权收割全球，用印出来的绿色纸片换取全球制造国的商品。

这个算盘在初期看似大获成功，华尔街精英年薪动辄千万，美国民众能买到廉价的进口服装、家电，经济数据一片向好。

这种繁荣的致命缺陷是‘根基悬空’,美国只保留了‘印钞权’，却把‘生产权’送给了别人，相当于把自己的饭碗递到了竞争对手手里。

具体产业的流失轨迹更能印证这一点。以美国通用汽车为例，1995年在本土还有约85家工厂，到2005年已缩减至约65家，同时在墨西哥、中国新建15家工厂；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曾领跑全球，1990年产值占全球比重达37%，但随着生产线外迁，2005年已降至25%。

更隐蔽的危害在后续逐渐显现：华尔街资本带着美元在海外投资建厂，看似利润回流美国，但这些利润对应的是海外产能的壮大,比如美国资本在华投资的电子工厂，最终成了美国本土电子产业的强劲竞争对手。

而本土失去制造业后，回流的金融资本没有实体产业承接，只能涌入股市、债市、房地产，催生一轮又一轮资产泡沫。

这也是美国如今“股市狂欢与民生困境脱节”的核心原因，少数人靠泡沫暴富，多数蓝领工人因就业流失、生活成本攀升陷入困境。

美元霸权松动与无解死循环

随着时间推移，30年前决策埋下的“天坑”全面爆发，美国陷入无解的产业与经济死循环。最直观的表现是持续数十年的巨额贸易逆差：从1995年的1730亿美元，飙升至2023年的948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而逆差的核心来源正是当年外迁的汽车、电子元件、机械装备等制造业产品。

更致命的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开始松动。前中兴副总解释：“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价值本质是‘产能背书’，别人愿意持有你的货币、购买你的国债，是相信你能生产出有价值的商品来偿还。”

这一点从德日的案例中就能得到鲜明印证：日本国债占GDP比重已突破260%，德国国债占比也达70%，但两国经济始终稳定，核心是有顶尖制造业做支撑,日本的汽车、精密机床，德国的汽车、化工产品、机械装备，都是全球认可的“硬通货”，占据全球市场重要份额，别人愿意相信它们的偿债能力。

反观美国，制造业衰退后，美元的“产能背书”持续弱化，曾经依赖美国资本的制造国（如中国）完成技术积累和产业链构建后，不再需要华尔街资本，美国资本从“救世主”沦为“多余的竞争者”。

如今的美国已陷入死循环：金融利润留在海外，会壮大竞争对手的产能；强行回流本土，因没有实体产业承接，只能催生泡沫；想重建制造业，却发现人才、技术、供应链早已断裂。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难度，这就像一个人长期不锻炼，肌肉全萎缩了，现在想重新练出肌肉，不仅要克服惰性，还要面对肌肉记忆消失、关节老化等一系列问题。

大国竞争的终极答案

被逼到墙角的美国，终于从“金融立国”的迷梦中醒来，两党在“重振制造业”上达成罕见共识。

最大的阻碍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人才断层，习惯了金融高薪的精英不愿进入工厂，年轻一代缺乏产业工人的培养体系，当前美国制造业熟练工人缺口达100万左右；

二是成本高企，美国工会势力强大，用工成本是中国的4-5倍，再加上土地、能源成本，本土制造的产品缺乏价格竞争力；

三是供应链重建难，制造业是“系统工程”，需要上下游数千个配套企业协同，重建完整供应链需要巨额投入和10年以上的时间。

为了推动再工业化，美国也出台了具体举措，2022年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计划投入520亿美元补贴芯片制造业。不过，美国仍有基础优势：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顶尖的科教实力，若能出台强硬政策，在美洲后院构建制造业“安全区”，或许能稳住中高端制造业基本盘。

但可以确定的是，那种“躺着印钞收割全球”的好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未来美国必须靠实打实的产业劳动，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平。

美国30年“金融立国”的教训，给所有大国敲响了警钟。前中兴副总从产业视角给出终极结论：“大国竞争的终极赛场，从来不是华尔街的股市K线，而是制造业的生产线；终极答案，是拥有最坚实、最先进的工业体系。

金融就像血液，能滋养肌体，但不能替代身躯本身。”这一结论也得到数据印证，2024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排名中，美国居首，中国位列第三，德国第二。

对于中国而言，更要吸取美国的教训：既要发展金融为制造业服务，又要坚守制造业根基，推动高端制造升级，完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用30年困境证明，对于大国而言，实体经济永远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无论短期利益多么诱人，都不能放弃制造业这个核心根基,这便是美国“天坑”给我们的最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