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会打仗，搞经济也有一手？红军那么穷，怎么养活十几万大军

1934 年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街道上，一座由金条金砖垒成的 “金山” 与银锭银元打造的 “银船” 震撼亮相。

这不是富商炫富，而是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为挽救苏区币信用的破局之举。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博古等人盲目印钞导致货币贬值，国民党特务趁机散布谣言，挤兑潮如潮水般涌来。毛泽民果断下令敞开兑换银元，同时将前线缴获的物资摆满合作社，最后搬出金库全部金银摆放在银行门口。

当百姓看到真金白银的储备，恐慌瞬间消散，挤兑潮戛然而止 —— 这是红色金融家第一次在危机中展现出对信用本质的深刻理解。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金融领域一片混沌。

（红军爬雪山）

根据地内货币杂乱，银元、铜元、各种纸币混杂，商人趁机用劣币剥削百姓，高利贷更是让农民苦不堪言。曾在上海负责出版发行的毛泽民临危受命，成为国家银行行长。他带着算盘和手枪，在一间租来的民房里开启了红色金融的探索。

没有造币厂，就发动银匠手工铸造银元，缴获造币机后迅速实现机械化生产；没有防伪技术，就在纸浆中掺入羊毛，让纸币燃烧时带有焦臭味，这招土法防伪让国民党特务的假币无处遁形；没有资金基础，就推行群众股份制，每股 1 元的闽西工农银行股票，让普通工农成为银行 “股东”，短短时间募集 20 万股，彻底打破了旧金融的精英垄断。

1932 年国家银行正式营业后，迅速推出组合拳：禁止劣币流通，发放无息贷款扶持生产，取消苛捐杂税，建立消费合作社平抑物价。最精妙的是利用赣南丰富的钨矿资源，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福建十九路军等达成秘密贸易。

他们用食盐、药品换取苏区币，再用苏区币购买钨矿转售给德国。1933 年，苏区钨矿产值达 180 万银元，不仅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更让苏区币成为闽粤赣边境的 “硬通货”。

1934 年长征开始，国家银行的 120 副担子、200 名挑夫组成特殊的 “十五大队”，挑着银元、账本和印钞设备踏上征途。每到一地，银行干部立刻挂出 “国家银行在此办公” 的木牌，战士们能用苏区币兑换银元采购物资。在遵义，红军低价抛售缴获的食盐，规定只收红军票，1:1 兑换银元，不仅保障了供给，更让当地百姓主动收藏红军票作为纪念。

抗战时期，冀南根据地的金融战更加惊心动魄。曾靠炒房赚得第一桶金的高捷成带着 14 套房产收益加入红军，成为冀南银行行长。面对日军的封锁和假币战，他创造了 “去中心化” 的流动银行 —— 将印钞机拆解成骡马驮运的单元，一有敌情立即转移，安全时就地开工，被日军称为 “会隐身的印钞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为了制定合理汇率，高捷成团队选取小米、棉布等 8 种民生商品作为基准，通过比价确定冀南币与法币、伪币的兑换比例，这种基于实物的汇率机制比西方 “巨无霸指数” 早了 40 年。

更绝的是，冀南币分印 “太行”“太岳”“平原” 字样，不同区域货币按物价单独核算，让特务因混用货币屡屡暴露。

无论是苏区的 “金山银船”，还是冀南的 “流动银行”，红色金融的核心始终是 “信用来自人民”。

国家银行成立时，毛泽民在纸币上亲自签名，用个人信誉背书；冀南银行遭日军扫荡时，百姓冒着生命危险藏匿钞票，70 年后发现的烈士遗物中，账本上的数字依然清晰，百万巨款分文未少。

这些看似 “土气” 的操作，实则蕴含着超越时代的智慧：群众股份制让金融回归民生，流动银行暗合去中心化理念，实物汇率体现价值支撑。

（毛泽民）

当国民党依赖法币掠夺财富、日军用军票洗劫资源时，共产党的货币却因保障百姓利益而成为 “最保值的硬通货”，甚至连汉奸都偷偷收藏冀南币作为 “投降通行证”。

1948 年，冀南银行与多家根据地银行合并，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从瑞金的小木屋到北京的金融大厦，红色金融家们用算盘和手枪、用智慧与鲜血，证明了一个真理：真正的金融力量，不在于黄金储备，而在于民心向背。

当毛泽民在长征路上挑着金条翻山越岭，当高捷成在太行深处用骡马转运印钞机，他们守护的不仅是红军的经济命脉，更是一个政党对 “为人民谋幸福” 的庄严承诺。

这些在战火中诞生的金融实践，早已超越了技术层面的创新，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密码 —— 它告诉世人，真正的金融智慧，永远扎根于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之中。

文章来源：毒舌的南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