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29日，沈醉获得第二批特赦，对于还在功德林里的原国民党军将领而言，算是比较轰动的。

不为别的，沈醉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是前两批获得特赦的中唯一的军统要员。

沈醉获特赦后，自己心里都感到惴惴不安，据他在《我这三十年》里描述，他甚至不愿意留在北京工作，因为他在北京，到处都能够见到当年曾受他迫害的共产党人。

比如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

廖沫沙市1942年调重庆出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的，没少受军统统特务跟踪，到1947年国共和谈失败后，他们又被驱逐出重庆。

不过，大出沈醉意料之外的是，廖沫沙对他的态度，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言语讥讽，针锋相对，而是耐心细致的劝慰他，要他不要背历史包袱。

几次下来，沈醉心里也就不如一开始时候的紧张。

不久之后，沈醉与杜聿明、溥仪等人一起调到了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工作。

一

话又说回来，沈醉当年在军统，手上其实沾了不少我们同志的鲜血的，即便是侥幸不被他杀害，也要时常受他跟踪。

对于这部分人，沈醉多数还是能认出来的，时隔多年后再次见面，总免不了当面鞠躬致歉，但也有部分人，见面后只是面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1961年春，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宴请第一批特赦的人，沈醉、范汉杰等第二批获得特赦的人也受邀去参加。

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徐冰还专门发表了讲话，并在事后笑容可掬的走到沈醉面前递了一支烟：

“沈醉，认不得我了，我可是认得你啊。”

沈醉一时惊恐，赶紧站起身来接过烟，但对徐冰却丝毫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后来还是徐冰主动提醒，沈醉这才想起来，当年抗战时期，军统的一个老同事吴景中专门来找他，说他在重庆街头意外碰上了个老熟人，这个人是共产党从延安派到重庆工作的。

吴景中现在很多人都不陌生了，他是《潜伏》里吴敬中的原型，他早年也是个共产党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认识不少共产党人，后来叛变后加入了军统。

当时，吴景中对沈醉提出，可以以同学的名义拉拢此人为军统工作，他和沈醉在向戴笠汇报了这一情况后，戴笠放手让他们两人去做。

不料，这件事情并不顺利，沈醉、吴景中请此人吃饭，结果就在酒桌上，被此人三言两语含混过去。

当时，沈醉、吴景中邀请的人就是徐冰。

徐冰还跟沈醉提及，当年在拒绝他们拉拢以后，跟踪他的特务明显多了不少，甚至还几次流露出想要绑架他的想法，搞得徐冰后来尽量都少出门了。

一听徐冰提起这件往事，沈醉心头兀自惴惴不安，但徐冰并没有见怪的意思，反而还问他生活怎么样等等，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沈醉深受感动之余，心下着实放心了不少。

二

1962年3月，沈醉在结束了红星公社的劳动改造后，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办公，每月生活费100元。

沈醉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心理时，仍然忍不住感慨，他最初其实是不希望被分配到全国政协的，而是想到北京市政协，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能和女儿多见面，另外一方面，则是避免见到那些建国前受过自己迫害的民主人士，以求心里上的安宁。

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沈醉这种情绪才消了不少。

沈醉到了文史委员会以后，便埋头撰写回忆材料，他记忆力好，下笔又很快，所以写出来的东西较之其他人要多不少，这些文字材料当时是按照字数付给稿费，因此每月下来，沈醉生活上都要宽裕不少。

当然，像沈醉这样一些人，尽管只是在文史委员会办公，但出入待遇一律都是参照正式的全国政协委员的，平常购买日用品，在大礼堂吃饭，沈醉经常碰上熟人。

一次，沈醉从礼堂后门进入餐厅，迎面便撞上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阎宝航。

沈醉对阎宝航并不陌生，这主要是因为当时阎宝航当时是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主持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工作，负责征集、整理文史资料。

也就是说，当时沈醉他们写的这些资料，都是要交给阎宝航的。

当年，阎宝航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时期就认识了张学良，后来成为张学良身边非常重要的幕僚，九一八事变以后，阎宝航逃亡到北平，并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西安事变后，阎宝航还致力于营救张学良，可惜后来未获成功。

阎宝航受张学良推荐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虽然备受信任，但他积极营救张学良，坚持主张抗日的行径，则犯了蒋介石的忌讳。

蒋介石为了分化打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下令成立了“四维学会”，并在四维学会安插复兴社的骨干分子，戴笠也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肆安插特务，久而久之，这个组织的活动自然就分崩离析。

阎宝航本人在抗战时，上过军统的黑名单，这件事情也是沈醉见到他以后难以启齿的重要原因。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当时阎宝航身边还有个中年人，沈醉看着面善，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后来还是阎宝航介绍，沈醉才恍然大悟：

“他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高崇民。”

阎宝航当年创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就是和高崇民在一起的，两人自然是老相识。

高崇民和阎宝航一样都是东北人，1929年当过张学良的秘书，并深受其赏识，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出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

也因为这个缘故，从1935年开始，高崇民就遭到了国民党当局通缉，在天津隐居期间，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与同样隐居天津的共产党人多次畅谈。

至1938年8月，高崇民到延安一行后，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三

沈醉知道高崇民，还是在抗战时期，当时高崇民从戴笠手中拿了一笔款子开办了一份进步刊物，在当时是受军统监视的。

有意思的是，1941年高崇民在重庆结婚，戴笠还专门去送过贺礼。

戴笠心里很清楚，高崇民这样的人有影响力，轻易抓捕不得，所以对他监视的很紧。

抗战胜利后，高崇民被我党派去东北工作（高崇民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解放区安东省政府主席。

当时，军统已经派了特务上门抓捕高崇民，但高崇民却在特务严密监视的情况下从重庆跑到了上海，紧接着走海路到了东北。

高崇民是如何到东北的，沈醉一开始并不清楚。

一直到多年后，两人相熟了，沈醉才了解到，原来高崇民当年是躲在军统设计委员王化一家中。

王化一这个人也是个东北人，曾在张学良身边任职，阎宝航、高崇民创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此人是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

出乎意料的是，当年戴笠组建军统局设计委员会，力邀王化一任委员。

也许是出于工作的需要，王化一接受了邀请，加入了军统，表面上是为蒋介石、戴笠工作，但实际上是是从事进步工作。

高崇民当年躲在王化一家里，使得戴笠身边的大小特务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事儿，不仅如此，王化一还亲自送高崇民登上一艘美国的船到东北。

特务们压根就想不到这一层。

根据各方面资料记载，当年为了抓捕高崇民，戴笠请出了叛徒袁晓轩。

袁晓轩是辽宁开原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后来投身东北军中，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从事东北军与我党之间的秘密联络，对阎宝航、高崇民都十分熟悉。

1939年，袁晓轩出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曾陪同朱德与卫立煌谈判。

1942年，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撤销后，身为办事处处长的袁晓轩却并没有回延安报到，不久之后正式叛变投敌，出任任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副主任、策反委员会上校策反专员、重庆特区特点小组少将组长。

袁晓轩因为对高崇民很熟悉，后来就受军统委托监视，几乎把高崇民陷于死地。

沈醉之所以对高崇民愧疚，原因也正在于此，如果不是王化一替他掩护，那么高崇民十有八九是躲不过军统的搜捕的，甚至极有可能牺牲在1949年11月的重庆他屠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