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总统”：野心勃勃的埃尔多安如何强势崛起？【上】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政治家。

一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从“伊顿公学”到“哈佛耶鲁”，在精英的沙龙里学会了如何穿西装、打领带，如何用圆滑的滴水不漏的辞令回避问题。

而另一种，是从泥泞的贫民窟里爬出来的。

他们不懂什么叫“政治正确”，也不信什么“温良恭俭让”，他们只信奉一条准则：

要么赢，要么死。

而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就是后一种人。

他是土耳其的“不死鸟”，是西方媒体口中的“新苏丹”，是中东强人政治的最后典型代表。

有人恨他入骨，说他毁了凯末尔建立的世俗民主，把土耳其拖回了奥斯曼的旧梦；

有人爱他如命，视他为穆斯林世界的救世主，是敢于对着西方列强拍桌子的强人。

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埃尔多安呢？

当初那个曾经为了几枚硬币，在寒风中叫卖柠檬水和芝麻圈的穷小子，是怎么凭借一己之力，颠覆了百年世俗秩序的？又是如何从一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囚徒，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的？

今天，我们就来扒开历史的迷雾，聊聊埃尔多安的崛起之路。

贫穷是最好的催熟剂

故事的起点，在伊斯坦布尔-金角湾北岸的卡斯帕萨（Kasimpasa）。

现在如果你去伊斯坦布尔，看到的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辉煌和独立大街的热闹。

但如果再往北走一点，进入卡斯帕萨，你会闻到另一种味道——那是一种混合了海水、劣质烟草、烤羊肠和下水道气息的味道。这里是水手、码头工人、流氓和穷苦移民的聚集地。

在这里，法律往往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拳头和所谓的“江湖义气”。

而1954年2月，埃尔多安就出生在这里。

他老爹艾哈迈德，是海岸警卫队的一名船长。

虽然听起来像是个官，但其实薪水微薄，养活一大家子非常吃力。

而且艾哈迈德是个典型的传统土耳其男人，沉默寡言，性格暴躁。

据说，只要小埃尔多安不小心说了脏话，就会被父亲吊在天花板上惩罚。而这种斯巴达式的家庭教育，让埃尔多安从小就学会了顺从权威，也学会了在权威看不见的地方，野蛮生长。

贫穷，是政治家最好的催熟剂。

为了贴补家用，还在上小学的埃尔多安，就得背着沉重的篮子，穿梭在伊斯坦布尔老城的街头巷尾。夏天，他卖冰镇柠檬水；冬天，他卖热腾腾的芝麻圈。

就这样，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在那些三教九流混杂的街区讨生活。

在那种环境里，他学会了两件事：

一是察言观色，一眼看穿谁能惹谁不能惹；

二是必须够狠，谁要是敢抢你的地盘，你得敢操起棍子跟他拼命。

而这种“街头生存智慧”，后来被他完美地移植到了国际政治舞台上。

你看他后来跟普京博弈叙利亚，跟特朗普互喷关税，跟默克尔讨价还价“难民问题”，那种软硬兼施、翻脸如翻书、得寸进尺的手段，其实跟当年在街头抢摊位没什么本质区别。

他不是在用外交辞令跟你谈判，而是在用街头老大的方式跟你“盘道”。

年轻时的埃尔多安，还有一个身份：半职业足球运动员。

他在当地的俱乐部踢前锋，绰号“伊玛目贝肯鲍尔”。据说他球技极佳，甚至土耳其的豪门费内巴切俱乐部都给他递来了橄榄枝，想签他做职业球员。

足球场是一个讲究对抗、讲究团队、更讲究结果的地方。在球场上，埃尔多安学会了如何在中场调度，如何铲断对手的进攻，以及最重要的——如何享受几万人山呼海啸般的拥戴。

那种站在舞台中央，被万人膜拜的感觉，是会上瘾的。但他老爹——艾哈迈德却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觉得踢球是不务正业，便强行斩断了埃尔多安的足球梦，逼他去读了宗教学校。

这一步棋，看似毁了一个球星，实则彻底改变了土耳其的国运。

在那个年代，土耳其是“凯末尔”主义者的天下。

在当时的主流社会眼里，宗教学校的学生就是“土包子”、“反动派”、“带着头巾的乡巴佬”，他们被禁止考军校，在很多政府部门也受到歧视。

这种歧视，在埃尔多安年轻的心里埋下了一颗愤怒的种子。

他意识到，在这个被“白土耳其人”（居住在沿海大城市、西化、世俗、喝威士忌的精英）统治的国家里，像他这样的“黑土耳其人”（来自安纳托利亚腹地、虔诚、保守、喝茶的底层穆斯林），永远是“二等公民”。而这种阶级和文化的割裂，也是土耳其社会的根本矛盾。

埃尔多安想翻身，想赢。

而在那种社会阶层几乎固化的结构里，唯一能突破命运的方式，就是从政。

政治觉醒与“那个男人”

70年代的土耳其，如同一个火药桶。

左右派互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街头甚至经常发生枪战。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埃尔多安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也是他的精神导师——内吉梅丁·埃尔巴坎。

埃尔巴坎是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鼻祖，创立了“民族看法”（Milli Gorus）运动。

他的核心思想很简单：土耳其之所以衰落，就是因为盲目模仿西方，丢掉了伊斯兰的根；我们要复兴，就要回归伊斯兰传统，建立伊斯兰联盟，对抗西方的文化霸权。

这套理论，对于刚刚在宗教学校受尽白眼、满腔热血的埃尔多安来说，简直就是醍醐灌顶。

这就好比你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突然有人给你点了一盏灯，告诉你：“孩子，你受的苦不是你的错，是这个世道错了。跟我来，我们要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

于是，埃尔多安立刻加入了埃尔巴坎的“救国党”，并迅速凭借出色的口才和组织能力脱颖而出，成了党内的青年领袖。

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各个区建立基层组织，还发明了“扫楼”战术——挨家挨户敲门，跟家庭主妇聊天，送小礼物——让那些高高在上的世俗派政客根本看不懂。

当世俗派还在电视上谈论宏观经济、谈论“北约战略”时，埃尔多安正坐在贫民窟大妈的炕头上，喝着红茶，听她抱怨菜价太贵、自来水停水。

这种接地气的打法，为他积累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征服伊斯坦布尔

1994年，是埃尔多安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那一年，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

40岁的埃尔多安，代表埃尔巴坎的“福利党”，竞选伊斯坦布尔市长。

当时的伊斯坦布尔，简直就是个巨型垃圾场。

这不是比喻，是写实。

由于多年的人口爆炸和管理混乱，伊斯坦布尔垃圾遍地，无人清理，臭气熏天。

更可怕的是缺水，夏天自来水管里经常流不出水，市民要排长队去买水车的水；还有空气污染，冬天烧劣质煤取暖，整个城市都笼罩在黄色的毒雾里，出门都要戴口罩。

之前的世俗派市长们，除了搞搞面子工程，根本解决不了这些实际问题。

埃尔多安抓住了这一点，他在竞选中没有过多谈论宗教，而是死磕民生。

他的口号非常朴实：“我们要干净的水，我们要干净的空气，我们要干净的街道。”

虽然主流媒体嘲笑他是个“大胡子”；

虽然精英阶层恐吓选民说“他当选了就会强迫女人戴头巾，禁止喝酒”；

但在这个被垃圾和恶臭包围的城市里，老百姓更关心谁能把垃圾运走。

最终，埃尔多安爆冷胜选。

上台后的埃尔多安，展现出了惊人的执行力。

他并没有像恐惧者想象的那样搞什么“伊斯兰法”，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超级包工头。

缺水？

那从百公里外的山区引水，铺设数百公里的现代化输水管道，彻底解决伊斯坦布尔的干渴。

垃圾？

那就建立现代化的垃圾回收和处理中心，把垃圾变成发电的燃料。

雾霾？

那就大力推广天然气，取代燃煤，让伊斯坦布尔的天变蓝。

堵车？

那就大力修建高架桥，扩建地铁。

甚至他还偿还了市政府欠下的巨额债务，让市政府财政扭亏为盈。

这四年，是埃尔多安口碑炸裂的四年。

就连最讨厌他的世俗派精英也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

“这家伙虽然令人讨厌，但他真能干事。”

而在伊斯坦布尔的成功，让埃尔多安明白了一个道理：意识形态是给基本盘看的，政绩才是给所有人看的；只要你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就会接纳你的蓬勃野心。

诗歌与囚徒

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埃尔多安的耀眼政绩和日益高涨的人气，让土耳其的军方和世俗派建制派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在土耳其，军队不仅是国防力量，宪法也赋予了军队极高的权力，只要政府敢搞“反世俗化”，军队就会开着坦克出来接管政权。他们早就盯上了埃尔多安，只差一个借口。

1997年12月，机会来了。

埃尔多安回到妻子的故乡——锡尔特省发表演讲。

看着台下密密麻麻的支持者，他情绪激动，脱口而出朗诵了一首齐亚·戈卡尔普的诗：“宣礼塔是我们的剑，穹顶是我们的头盔，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信徒们是我们的士兵！”

这首诗，原本只是表达一种宗教情怀。

但在那个敏感的时刻，在军方耳朵里，他们理解成了：

这是要搞宗教起义啊！这是要把土耳其变成伊朗啊！

世俗派控制的法院立刻行动。检察官以“煽动宗教仇恨”的罪名，对埃尔多安提起公诉。审判非常快，也非常无情：监禁10个月（后减为4个月），罚款，并禁止从政。

1999年，埃尔多安辞去市长职务，准备入狱。

在他走进监狱大门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伊斯坦布尔市民自发的赶来送行。他们哭喊着他的名字，把鲜花扔向他的车队；埃尔多安站在车前，对着人群挥手，表情凝重但并不绝望。

皮纳尔-希萨尔监狱，仿若成了埃尔多安的“党校”。

那4个月的牢狱生活，对他来说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修炼。

在监狱里，他不再是那个锋芒毕露的市长，而是一个思考者。

他每天阅读大量的书籍，从西方哲学到奥斯曼历史，从经济学到地缘政治。

他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访客，也倾听了各种声音，同时他也不断思考着一系列问题：

为什么我的导师埃尔巴坎会被赶下台？

为什么我也被送进了监狱？

因为我们太“头铁”了。

因为我们直接挑战了军方的底线。

只要军方还掌握着枪杆子，直接搞“政治伊斯兰”就是死路一条。

就这样，他在监狱里完成了从“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到“保守民主主义者”的战略转型。

他决定，出狱后，要跟导师——埃尔巴坎分道扬镳。他要抛弃那些激进的反西方口号，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大谈“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和“加入欧盟”。

他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西方能接受、军队抓不到把柄、老百姓喜欢的“中间派”。

2001年金融海啸

1999年7月，埃尔多安出狱。

虽然他还是个有案底的“政治犯”，但他已经蓄势待发。

2001年，历史给了埃尔多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甚至是唯一的翻盘机会。

土耳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

当时的土耳其总统和总理在开会时吵架，总统甚至气得把宪法书扔向了总理。

这一扔，把脆弱的市场信心彻底砸碎了。

外资疯狂出逃，股市崩盘，银行体系一夜之间瘫痪，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飙升到惊人的7500%！

土耳其-里拉疯狂贬值，通货膨胀率冲上了三位数。

几百万中产阶级一夜返贫，无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他们不再相信那些传统的世俗派政党，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统统都是废物！

就在这一片废墟之上；

埃尔多安带着他在2001年8月刚刚成立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登场了。

他就像一个拿着救生圈的救生员，站在即将溺水的人群面前。

他绝口不提宗教，只谈经济改革，只谈反腐败，只谈带大家过好日子。

他的竞选标志是一个“灯泡”，寓意给黑暗的土耳其带来光明。

西方国家看着这个虽然有伊斯兰背景，但满嘴“民主自由市场”的人，于是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内的财团看着那个烂透了的执政联盟，也觉得不如让这个能干事的市长试试。

2002年11月，大选结果揭晓：

成立于仅仅14个月的AKP，一举拿下了34%的选票。但由于土耳其奇葩的选举制度（得票率不到10%的政党不能进议会），其他主要大党全部因为没过线被踢出局。

AKP居然用34%的选票，拿到了议会三分之二的席位（363席/550席）！

这意味着，埃尔多安的党可以单独修宪，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

这简直是“真主”在给他喂饭吃。

虽然埃尔多安因为有案底，一开始不能当总理。

但他安排了自己的亲密战友、看起来老实巴交的阿卜杜拉·居尔先顶上总理的位置。然后，控制了议会的AKP迅速修改法律，删除了“因思想罪入狱者不得从政”的条款。

2003年3月，一切障碍扫清。

居尔辞职，49岁的埃尔多安通过补选进入议会，正式出任土耳其总理。

小结

从卡斯帕萨那个卖柠檬水的小贩，到伊斯坦布尔的实干市长；

再到身陷囹圄的阶下囚，最后在国家的废墟上“王者归来”。

埃尔多安的前半生，就是一部草根逆袭的教科书，也是一部在夹缝中求生的权谋史。

但他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虽然坐上了总理的宝座，但他头顶上还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那是依然强大的土耳其军队。他们正冷冷地看着这个曾经的囚徒，随时准备像以前一样，把坦克开上街头，把他赶下台。埃尔多安敏锐的意识到，如果不解决军队的隐患，他的总理宝座随时会被掀翻。

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的游戏”，即将拉开序幕。

而这一次，他找了一个看起来温文尔雅，实则深不可测的盟友——法图拉·居伦。

这对日后的生死冤家，在那一刻，为了共同的敌人，选择了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