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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出庭时的谎言和狡辩所掩盖的事实，值得我们仔细爬梳。

1、松井石根的狡辩

松井石根的宣誓证词共12大点，除其中3点比较宏观外，其余的，构成了松井石根自我辩护的基本支撑点。

他说，上海派遣军的目的是“加强日本的海军力量，保护上海及周围地区日本侨民的安全”；“对日本来说通过武力营救日本侨民，保护我们受到威胁的权利和利益是不可避免的经历。这就像是兄长在长时间忍耐后痛打其年轻而又桀骜不驯的弟弟一样。这一行动是使中国恢复理智，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长期而苦难的战争已使华中的中国军民和日本军队水火不容，两国之间的敌意日益深重。同时，我曾命令我的士兵保护和善待中国老百姓，而且对于外国的权益要予以保护”；1937年11月5日，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合组为华中方面军（按：当时松井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12月7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由朝香宫接任)，“它的职责就只能限于对两个司令部进行作战方面的指挥，而对于整个监督管理和医务事务则没有处理权”。

“我对于前线部队的命令和监控就完全不是直接的了”；“尽管我在南京之战中小心谨慎，但在当时忙乱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冲动的官兵干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暴行。事后，对于听说的士兵的不良行为我感到非常遗憾和难过。

攻占南京时，我正卧病在140英里外的苏州，根本不知道士兵违背我的命令所犯下的这些暴行，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的报告。12月17日，入南京城后，我才第一次从宪兵司令那里听到此事。于是我立刻下令各个部门严查此事并对罪犯严惩不贷。但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即，在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和一些社会违法分子几乎总是会借混乱之机进行抢劫和施暴”。“简言之，南京陷落后到1938年2月，我在上海期间，我唯一听说的事就是有传言在1937年底——大意是南京有一些非法事件发生，但我并未得到任何正式的报告”。

因此，所谓南京大屠杀，是第一次听说。

“在南京战役中，有大量的中国老百姓和士兵遭到炮击和子弹的袭击而身亡或受伤，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但我对于起诉方文件中所说的‘南京之战中的有计划的屠杀’之说不敢苟同。…作为华中方面军的司令的我是尽心履行我的职责的，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防止不幸事件的发生，并严惩罪行、赔偿损失。然而，令我遗憾的是，由于紧张的战事，结果并不尽如人意”；12月初回到上海后，“听到有关南京城里的谣言后，在1937年底，我派下级参谋官员到南京，下令对传说里的事情进行彻底调查，并严惩任何犯罪的人。但直到我离任，都未接到任何关于此事的真实报告”；“回国后，我在我临时居住地附近的伊豆山建造了一个庙宇，…用从长江南面战场上被鲜血侵染的泥土建造了仁慈女神的雕像…祈祷朋友和敌人的灵魂安息，祈祷东亚的黎明，祈祷世界和平的来到”。

松井的宣誓证词文本本身就非常矛盾，比如，他标榜自己作为方面军司令官尽心尽责，严惩罪行，但他为推卸责任，已经在前面声明，只管作战指挥，对于监督管理“没有处理权”；来到南京，已经从宪兵那里得知其麾下“冲动”的官兵犯下了罪行，却又推说中国人一向在战乱中为非作歹：声言严惩“任何”犯罪的人，却又说结果不尽如人意。

这些矛盾，是松井明知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却又想寻机开脱罪责的心理状态的曲折反映。

检察官诺兰开始的质证似乎是漫不尽心的老生常谈，他提醒说，“在你1937年离开东京之时，你曾布你想在占领上海之后继续攻占南京”。众所周知，“八一三事件”发生时，日本政府和军方指导当局曾想把战事限制在上海周围，并无占领南京的计划，是好战的松井力主扩大战争并最终得到日本政府和军方的批准。松井只得在法庭上承认“当时我确有此意”，所谓爱好和平的假面立即被戳穿。

诺兰随后提到了松井所说的令人不愉快的罪行，他问，这些指什么呢？松井慌张间，声明不是亲眼所见，是“从记者那儿听说”的，而罪行是“强奸、抢劫、暴力掠夺物”。诺兰意识到松井说出了新的消息来源，他重复了一下，问松井从哪儿得到报告的，松井这次强调是从“宪兵”那里。诺兰追问，到南京后，除了宪兵，还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什么消息？松井承认，从日本驻南京领事馆那里，他也“听到了性质相仿的报告”。

诺兰立即质问松井，为何不把这些也写进宣誓证词，松井只得狡赖说，这些只是作为传说来接受，没有作为正式报告来看。西方人士向日本领事馆抗议时，松井就在现场，但他在法庭上，却说是“传说”。

这样的出尔反尔，诺兰当然看出他的心虚，诺兰举中山宁人宣誓证词为例，提醒松井，除了外交部门，松井还从日军军司令官和师团长那里得到了日军暴行报告，松井的窘迫可想而知，他狡辩说，是从军司令官那里得到了消息，但没有从师团长那里得到消息，而且都是一般战事的，不步及暴行。

诺兰提出了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质问松井是否从他那里寻知日军暴行，松井承认，“他确实告诉我了，说他这是从宪兵那里获得的报告。”

略经交锋，起诉方揭破了松井关于对南京暴行几无所知的谎言，松井的防线土崩瓦解。其后的质证，势如破竹。

2、松井石根的谎言矛盾

诺兰问松井，日军参谋本部是否“就你的部队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与你交流过呢”？

诺兰的用词，并没有直接点明“所作所为”与暴行的关系，但松井不打自招，我只记得，在1938年1月底，东京参谋本部派本间少将来到我的总部，他说东京当局对有关日军在中国犯下暴行的报告深感忧虑”。在这里，松井不仅承认日军高层得知了暴行，而且供认了他的另一个消息来源。宪兵的报告、日本外交机构的报告、记者的报告、日军高级军官的报告，乃至东京当局和日军参谋本部的行动，说明松井再三狡辩只有他自己不知道暴行，严重不合常理。

诺兰并不以此为满足，他问，这是1月底的事情，那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你没有听到对“南京事件”的抱怨吗？松井再次表示没有从任何渠道得知，诺兰回马枪：那你“入城式”后把所有军官集合起来干什么？

松井说，“因为在12月17日我下达命令”。

这里，松井再次承认自己说谎，并说明了12月18日集合的原因。

诺兰乘胜犁庭扫穴：“你知道暴行在南京持续了多长时间吗？”松井本能地回答了真相：“不知道。但我知道自我们进入南京城后，大多数暴行就开始了。”

诺兰决心向法庭证明，松井知道暴行持续了很长时间，他问松井是否知道马吉和贝德士关于暴行持续6周的证词，松井表示知道但不相信。诺兰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他质证查明，日本驻上海领事日高信六郎1938年1月去南京调查驻宁“外国公民的抱怨”，正是出自松井的派遣！松井狡赖说日高没有向他报告，但他无可奈何地承认，起诉方已经掌握了这份报告！

鉴于起诉方的质证已经达到了前述两个目的，诺兰此后的质证集中于某些细节的完善上。

1946年3月8日，莫罗上校曾在巢鸭监狱审讯过松井石根，当时，莫罗问：

“你说你在17日进入南京城。你看到了死去的市民，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尸体吗？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

松井问答说：

“那时，尸体已经都被清理走了。我只在西门看到了一些中国士兵的尸体。”诺兰就此提出质证：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当你到南京的时候，死难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尸体已经被搬走了？松井企图当面撒谎，却同时暴露了自己潜意识中的判断：“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这样说了，当时，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他们的尸体被拖走了。”

莫罗审讯时，还提到松井1938年1月在上海主动约见《纽约时报》记者哈立特·阿本德的事，松井回答说，当时他提出会见，是“因为我已经听到谣言，我希望通过向阿本德先生阐述事实来平息谣言”。诺兰质问，“谣言”是指什么？松井回答说指“所谓的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诺兰再追问“谣言”从何而来，松井承认是手下的一个指挥官！随后，冗长的质证中，松井再次违背常识，反复声明，维持军队的纪律和道德并不是他的责任，而推说在师团指挥官那里。

可以看出，通过诺兰的质证，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杀一案中的角色和责任已经十分明了，但松井石根所谓对南京大屠杀不知情、部队军纪甚好等等谎言，仍然是今天的右翼分子们十分愿意花笔墨的要点，但是，如果结合松井本人的日记和其它日军高级军官的日记，就可以对当年起诉方的质证做一个补充，把松井那些遮遮掩掩的谎言彻底暴露于世人面前。

继松井担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畑俊六在1938年1月29日的日记中明确写道：

“随着中国战役告一段落，中国派遣军的军纪风纪日渐败坏，好像发生了不少抢劫、强奸之类部队最忌讳的行为。”

正因为如此，“将征召的预备役兵撤回国，派现役士兵替换他们。另外，上海方面的松井大将应该由现役军官替换…”

畑俊六当时身在日本，都已经听说了不少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遑论屠杀期间多次到南京的松井？

作为继任者，畑俊六也点出了松井被撤换与南京大屠杀的关系，确实，以松井自矜不已的“战功”，若仅仅发生零星的暴行，怎么会被撤换？

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1938年7月13日的日记记述道：

“到达华中战场后，在听取了先遣官宫崎参谋、华中派遣军参谋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的报告后才知道，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

9月26日日记更记载了我们今天得以看到大量日军在南京施暴照片的原因，“更有甚者，屡屡有人将那些残酷行为拍照寄回家乡，实在是疯狂之极…”

冈村宁次的日记说明，南京大屠杀对日军官兵来说，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而大屠杀的对象，一是被俘中国官兵，二是平民。

武藤章1946年4月22日在巢鸭监狱被审讯时供认：

“在南京事件中，原定两或三个大队的部队进入城内。然而，后来所有军队都进到了城墙内，所以发生了南京浩劫。”

他说，“南京和马尼拉暴行后，作为这两个事件发生时参谋部的成员之一，我觉得日本的军事教育中缺少点东西。”并试图解释说：“在南京和马尼拉犯下暴行的军队是在匆忙中招募的，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

在宣誓证词中，更明确了松井得知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情况，“12月17日正式进城后松井将军首次听参谋长塚田说大多数部队都违反总司令的命令进了城。而且，进城后还发生多次强奸和抢劫事件。”

松井本人的《阵中日记》，虽经斧凿、企图掩盖真相，但屠杀的痕迹仍斑斑可考。

1937年12月20日记中，他称掠夺和强奸“在所难免”，这倒说明，他12月18日对日军军官们强调军纪是何等的表面文章。12月23日，他在日记中“一个劲地祈祷，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风纪等节外生枝的问题”。但12月29日日记就写道：“我军士兵中又出现了抢夺驻南京各国使馆汽车和其他物品的事件，军队的愚蠢和粗暴行为令我大为震惊。皇军的声誉全毁在这类事件中了，真是遗憾至极啊。”“又”一字，说明了暴行的重复发生，而松井的痛心疾首，说明绝非个别事件。1938年1月13日，松井记录道：“根据派遣军大西参谋报告说，通过实地考察得知，方面军占领区的各部队，已占有和保管了地方物资，这已成为恢复地方自治的障碍。”松井用词委婉，但“就地征发”的事实已经显现。

1月24日，松井详细地记载了他对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印象，“第十六师团长因为要调防到华北北部去，所以来到了上海。看他的言行举止，我感觉他是个粗鲁之辈。特别是当他谈到部队中的掠夺现象时，竟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真是令人遗憾。”

中岛师团是南京大屠杀的主力之一，松井的印象记不是活生生的佐证吗？2月6日，松井的日记说明了南京大屠杀仍在持续之中，“一方面，军队松懈的军纪风纪还没有彻底恢复，另一方面，各部队干部碍于情面，对一些违纪行为采取姑息态度。军队主动做的宣传安抚工作，不如说是有害无益、适得其反。”

并非松井本人如此观感，这一天，“（朝香宫）殿下还谈到军队中存在的军纪风纪问题，主要原因出在第十六师团及其部下身上。”日记中提到的军纪风纪问题显然十分严重，2月7日，松井在南京主持日军死亡官兵的“慰灵祭”，但他“丝毫没有感到战胜者的自豪”，其故焉在？

当天的日记写道：“也许是自从占领南京城后，部队的种种胡作非为以及其后的地方自治和政权建立工作进展的不顺利，才使我如此悲哀。”

其后形成的《松井石根“中国事变日记拔萃”》，可以说是松井石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自供状。

他把“我军的暴行、抢劫事件”单独列为一部分，其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详细、直率了许多。他说，自己在入城前要求严肃军纪，但“没料到的是，我军入城时，发生了很多我军人干的暴行和抢劫事件。这些事件大大诋毁了皇军威严和仁义的形象”。

正因为如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指出：

…日本士兵犯下了集体屠杀、个人谋杀、强奸、抢劫和纵火等罪行。虽然日本目击者否认暴行的规模，但是来自不同国籍的中立目击者提供的相反的证据与不容置疑的谁应当承担责任的证据却是压倒性的。…根据他自己（指松井石根)的观察和属下的报告，他一定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承认他曾从宪兵和领事官员那里听说了他的军队的某种程度的非法行为。…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显示松井石根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没有采取措施，那些能抑制这些暴行的措施。在占领南京城前，他确实曾发布命令吩咐他的军队要检点自己的行为，而且后来出于同样的目的进一步发布了命令。但是众所周知这些命令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他自己一定也知道这一点。辩护方为其辩护说，那时他正在生病。但是在这些暴行发生的时候，他的疾病没有阻止他履行军事指挥权，也没有妨碍他在城内发生这些暴行时访问该市达数天之久。他指挥着那支应对所发生事件负责的军队。况且他知道这些暴行，他既有权力，也有义务控制住他的军队和保护不幸的南京市民。他必须为他的渎职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法庭同时指出，武藤章也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但“在我们看来，武藤章处于从属地位，不能采取措施去阻止。因此武藤章不应对这一可怕的事件负责”。

从法庭的判决可以看出，辩护方对起诉方证人证词的质证，辩护方证人证词及起诉方对他们的质证，松井石根的自我辩护和起诉方的质证，对结果形成了重要影响。

起诉方对松井石根的第1、27、29、31、32、35、36、54等八项指控被否决，武藤章在南京大屠杀案中被判无罪，说明法庭也充分吸取了辩护方的意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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