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钟楼之父”手绘抗战地图首度公开

钟楼老照片（市城建档案馆供图）

泉州网2月4日讯（融媒体记者 颜瑛瑛 王了 蔡紫旻 赵伟 吴昭斌）一座钟楼校准城市时序，一张地图承载爱国情怀。2026年2月4日，泉州“钟楼之父”雷文铨诞辰139周年之际，一份尘封了九十余载的抗战地图手稿首度公之于众。这张手绘于硫酸纸上的珍贵文献，不仅填补了泉州近代史料的一处空白，更将这位集城市规划师、工程师、爱国者于一身的先贤，重新拉回公众视野。

《晋江惠安仙游三县沿海仇货入口地图》手稿 （雷晶晶供图）

赤子之心 抗战烽火中技术报国

昨日，雷文铨的同族晚辈雷晶晶女士向泉州晚报记者独家展示了1932年雷文铨为抗日救国会绘制的《晋江惠安仙游三县沿海仇货入口地图》手稿——这是该手稿首次公开亮相，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仇货”是民国时期的特定历史用语，特指敌对国家输入的商品货物。记者看到，这份手稿绘制在一张透明的硫酸纸上，笔触精细、标注详实，清晰载明了当时晋江、惠安、仙游三县沿海地区仇货的主要入口处、销售点，同时准确标注了县城、重要村镇、河流及汽车通行路线。作为当年泉州抗日救亡工作的参考资料，这张地图助力当地阻断敌对物资流通，在泉州抗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份地图，并不是雷文铨为泉州所绘的第一张专业地图。泉州文史专家杨清江介绍，20世纪20年代以前，泉州城区街道狭窄、市容落后，仅一丈余宽的街道上，商铺遮阳棚交错搭接，行人摩肩接踵，拥挤不堪。归国参加辛亥革命的陈新政、戴愧生等人目睹家乡落后面貌后，力促当地官员兴办市政、拆城辟路。

1922年，同盟会会员叶青眼组建泉州市政局，力邀海归工程师雷文铨出任总工程师。上任伊始，雷文铨便启动了一项奠定泉州近代城市格局的基础性工作——绘制《泉州地图》。他摒弃传统测绘方式，运用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所学的近代科学测绘技术，采用1∶5000的比例，对泉州城区进行勘测绘图。这张地图是泉州第一张“采用近代科学方法测绘的城区平面图”，成为中山路精准布线、排水系统科学规划的底版，也是泉州城市建设“规划先行”现代理念的早期实践。

泉州钟楼设计者雷文铨（雷晶晶供图）

钟楼之谜 修建真相击碎88年误传

“东西双古塔，南北一长街，路上三岗亭。”这句口口相传的民谚，镌刻着老泉州的城市记忆。其中三座“岗亭”，两座已湮没于岁月洪流，唯有中山路与西街交汇处的钟楼，历经岁月洗礼依然矗立。它既是泉州古城的标志性建筑，更是这座城市的时间图腾。作为泉州“第一个公共时钟”和“最早的现代路灯”，它在泉州民众日常生活中引发了一场“改造性体验”，从“天色看时间”到“钟楼看时间”，人们对时间的掌控度似乎有了更好的把握。

这座标志性建筑，于1934年动工、1935年竣工，高13.8米，为钢筋水泥结构。其下端为四脚分立的底架，拾铁梯可至二楼；二楼之上，四面各悬挂一枚德国制造的圆形时钟，钟面仅有时针和分针，采用罗马数字计时，外层装有玻璃钟罩防尘防雨；钟楼顶端设有标注“东南西北”的方向标，底架巧妙融入中国传统斗拱造型，整体兼具西方建筑的简约利落，清雅别致，是当时泉州城内唯一的公用时钟。

“少年时见钟楼钟面直径五六尺，立于街口，四面皆可望见时刻；入夜后，钟体内部电灯亮起，时间依旧清晰可辨。”1925年出生的泉州籍台胞王人瑞在文章中，记录下了钟楼当年的模样。他回忆，钟楼四面曾刻着当时名流政要的题字，其中便有主持建楼的晋江县长张斯麐的手迹，20世纪50年代钟楼翻修时才被抹去。

20世纪30年代公共计时工具极为稀缺，这一时期钟楼一度成为各地统一时间、服务市民与航运的重要设计。如北京西交民巷大陆银行钟楼、上海跑马总会钟楼、重庆万州西山钟楼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但相较于这些知名钟楼，泉州钟楼的设计者长期隐匿于历史幕后，其修建缘起更是被误传了88年。

当年发行的报纸刊载，为响应“新生活运动”号召，提倡守时之风，故而在中山路十字街头选址建造钟楼。（资料图）

“修建钟楼，并非因‘护士被逼婚自尽、县长赔礼修楼’，这是误传。”在泉州市区镇抚巷，九旬老人辛梅松为记者揭开了真相。辛梅松出生于1931年，其父辛春渊是雷文铨的学生，曾跟随雷文铨参与中山路设计、中山公园七十二烈士碑修建、泉安汽车站建设等多项工程。辛梅松自幼在钟楼附近长大，儿时还曾见过钟楼的设计图纸，对这段历史有着深刻记忆。

他介绍，1934年，时任晋江县长张斯麐响应“新生活运动”号召，提倡守时之风，遂委托雷文铨设计修建钟楼，这一史实有当年发行的报纸为证。钟楼中部北面镌刻的“晋江县长张斯麐建”落款，仅表明建楼的主导者，并非所谓“赔礼道歉”。

而钟楼所在的中山路，正是雷文铨主持设计施工的经典之作。1923年，雷文铨受聘担任泉州中山路工程工程师，当年便居住在中山中路陈光纯故居。其夫人衣着入时、举止优雅，给街坊邻居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雷文铨还在镇抚巷36号附近置业定居。

设计中山路时，雷文铨立足泉州实际，借鉴欧洲城市建设经验，规划开辟十余米宽的汽车道（可兼行电车），路边种植乔木遮阴，街道两旁建筑统一采用东南亚“五脚架”骑楼风格，设置2.5米人行道和2.7米店铺廊道，可遮风挡雨、便利行人。工程最初从顺济桥至亭前街动工，命名为“南新马路”，同时配套修建阴沟排水系统，将污水注入八卦沟，并疏浚八卦沟水系，工程完工后，潮汐往来、水波荡漾，轻舟可直抵花桥亭下。

任职期间，雷文铨曾两度出任市政局局长，主导泉州城市建设升级。

福建省第一条民营公路——泉安公路 （市城建档案馆供图）

泉郡骄子 深耕故土留筑经典城市遗产

雷文铨祖籍南安码头铺前村，其祖父雷正中是19世纪50年代移居厦门鼓浪屿的华人西医，父亲雷源崇为雷正中次子，雷家大厝在鼓浪屿被称为“雷厝”。

雷晶晶女士收藏的雷文铨结婚证书显示，雷文铨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厦门英华书院就读时，因成绩优异受到英国教师赏识，被推荐前往英国留学。1902年，15岁的雷文铨远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专业，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获硕士学位，成为当时闽南地区为数不多的海归工程专家。

学成归国后，雷文铨先在厦门英华书院任教一年，随后投身工程建设事业。1913年，他受邀担任福建永德安公司总工程师，前往安溪潘田铁矿开展路线及矿区地形图测绘工作；翌年，受旅日泉籍华侨陈清机之邀，出任泉安公路总工程师，牵头推进福建第一条民营公路的勘测设计。后因工程受阻，雷文铨转赴北平，任职于治河处，同时在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任教，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授给更多青年学子。

1919年，受爱国华侨许卓然、陈清机邀请，雷文铨回到家乡泉州，继续进行泉安公路、安海大街的勘测设计工作。泉安公司的桥梁、涵洞、车站、码头及各类楼房，均由他亲自设计。其中，安海大街改建开创了闽南旧街改造的先例，泉安公路则成为福建省第一条公路。1922年6月，全长28公里的泉安公路建成通车，因其设计科学、施工精良，被誉为“国内设计最佳之路线”。

中山公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市城建档案馆供图）

1928年，雷文铨主持泉州中山公园工程建设，亲自设计了辛亥革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这座纪念碑造型独特，碑身为棱角构筑物，碑体上72个尖顶象征72位烈士，承载着深厚的爱国情怀，成为雷文铨工程师生涯与泉州城市历史交融的见证。虽该纪念碑实物已不复存在，但通过老照片与市民的回忆，其承载的历史分量与精神价值依旧清晰可感。

在建设城市的同时，雷文铨始终坚守文物保护理念。旧时代的顺济桥为石板古桥，因年代久远、受洪水损毁，无法通行汽车。1931年，雷文铨受邀着手修缮顺济桥。改造过程中，雷文铨坚持“保护原貌、兼顾实用”的原则，保留了原桥三十孔的结构形制，历时近两年完成修缮，耗资16万元。在此期间，雷文铨还为漳州新华路中心区设计了“延誉亭”，为祖籍地南安码头设计了永贞桥，为南安诗山设计了潭美桥，每一项工程都彰显着他的匠心与专业。

数十载深耕故土，雷文铨不仅留下了一座座经典建筑，更躬身育人，培养出一批本土工程技术人才，辛春渊、陈文通、蔡番楚、蔡明哲、王振声、韩紫云等人均是他的弟子，后来成为闽南地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

凭借卓越的专业水准与成就，1936年雷文铨应召进京，出任当时的京衢铁路河沥溪总段长；1938年，调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任职，后随单位西迁重庆，历任西南运输公司总工程师、贵州省建设厅总工程师。抗战时期，为保障抗战物资运输畅通，他临危受命驻守中缅边界，主持滇缅公路桥梁、桂越铁路、滇缅铁路等重要交通线的勘察与营建——这些线路是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国际通道，堪称“抗战生命线”。

从泉州城的街巷桥梁，到滇缅边境的战略通道，雷文铨的工作重心转变了，但报国初心始终未改。长期的野外奔波与高强度劳作，让他不幸感染恶性疟疾。1945年，雷文铨在缅甸仰光医治无效逝世，终年58岁，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守护家国的岗位上。

雷文铨的“遗产”，不止于中山路的骑楼、钟楼，更在于他用一生践行的“科学规划、匠心筑城、家国同心”的精神。百年光阴流转，匠心精神永存。雷文铨用一生的坚守与付出，为泉州留下了坚实的城市根基与深厚的文化遗产。他的故事，是泉州城市发展的缩影，更是中华民族爱国知识分子“技术报国、匠心筑梦”的生动写照。

责任编辑：林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