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回忆周恩来（上）

相识相知五十年

——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

今年是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回想1976年初，当恩来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和伯钊被监护在山西临汾。在悲痛欲绝中，我们当即致电邓大姐表示吊唁，同时向中央请求到北京参加悼念活动，但这样的要求却遭到拒绝。怀着满腔悲愤，我曾陆续记下一件件恩来同志的往事，以排解心中的悲痛。

我同恩来同志相识于1928年夏天。当时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那里筹备和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那年他刚刚30岁，英俊潇洒，干练老成，令人亲近和佩服。

1933年初，我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接受红军总政委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同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等同志朝夕相处。在浴血奋战的反“围剿”中，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我和恩来同志都保持着密切交往，从他那里受到许多教益。

解放战争时期，恩来同志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我相继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后委副书记等职。从延安到西柏坡，我一直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开会，研究和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长期担任中央副主席、共和国总理。我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在这期间，亲眼目睹了恩来同志日理万机、辛勤操劳的工作情况。

如果从1928年与恩来同志初次相识算起，至今已有70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他给我的教益，是说不尽的;我对他的经历、思想、工作和为人的多方面的了解，也是逐步深化的。

如今我已年逾九旬，有责任把我对恩来同志在党内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了解写出来，以缅怀先人，告诉来者。

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21年，他在法国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和创建人之一。大革命时期，他出色地领导过国民革命军的军政工作、广东东江地区的政权工作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党内出名的实干家。国共合作破裂后，他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第一支人民军队。从1927年7月起，他就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六大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担任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的向忠发根本没有能力在中央起领导作用，恩来同志实际上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在白区工作中，他发展组织，开拓局面，机智果断地处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事件，挽救了党的中央机关和大批工作人员。遵义会议，他排除干扰，旗帜鲜明，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长征途中，他有理有节、针锋相对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作斗争。西安事变，他运筹帷幌，顺应民心，团结张学良和杨虎城，赢得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大好局面。重庆谈判，他协助主席，纵横裨阖，挫败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解放战争，他精心谋划，周密部署，协助毛泽东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和完成战役行动，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开国伊始，他知人善任，团结各方面人士，悉心组阁，恢复国民经济，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开创建国初期的稳定局面。三年困难时期，他弹精竭虑，顾全大局，提出并坚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从严重的困难中摆脱出来。十年“文革”，他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自192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1976年病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恩来同志一直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恩来同志一个人。他长期在中央做实际工作，是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参与制定者和指挥者。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作为全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主帅，恩来同志是名符其实的副帅。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防、外交、统战、科技、教育、文艺等多方面的建树，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他一生走过的革命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重要缩影。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层曾有过多次更迭。恩来同志能够在党的领导集体中长期保持核心成员的地位，时间达50年之久，这是极不平常的历史现象。除了客观原因外，主观方面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恩来同志作为具有领袖才能的思想家，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外国成功的经验，不盲目照搬，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发展理论，和全党同志一道顽强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恩来同志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信仰。无论革命处在高潮还是低潮，抑或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都坚韧不拔，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恩来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时时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顾全大局，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全力维护党的集体领导的权威。

恩来同志作为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既讲斗争又不失分寸，既宽厚又不怯懦，既自信又不专横。他处理党内矛盾的能力和参加政治斗争的经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正是由于恩来同志这种崇高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和深厚的修养，造就了他的领袖风范，成为革命楷模。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核心成员达成了历史性的共识。恩来同志紧接着毛泽东同志之后，排在第二位。这是对恩来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功绩的公正评价，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愿。

恩来同志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协助毛泽东同志的工作，共同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写下不朽的历史篇章。

这两位伟人长期合作，相辅相成，是一对难得的革命战友和政治伙伴。

恩来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密合作，开始于遵义会议前后，这正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长征路上，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同志一起行军，共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在通道会议上力主西进贵州，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击。12月18日，恩来同志在贵州黎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不顾博古和李德的反对，采纳毛泽东等同志放弃去湘西同红军二、六军团会合，主张北渡乌江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是中央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也是大部分中央领导人思想逐渐趋于一致的重要转折，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当时我任三军团政委，和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专程从前线赶去出席。会上，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推卸他和李德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同博古的态度相反，恩来同志在副报告中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同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恩来同志在会上所表现的鲜明立场和高风亮节，使与会同志深受感动。

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常委，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同志支持和维护，不是偶然的。1929年6月，红四军内部发生严重分歧，毛泽东同志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选举前敌委员会书记时落选。恩来同志于9月听取陈毅同志的详细汇报后，明确指示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并肯定地指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这是在关键时刻对业已离开前委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同志极为有力的支持。

1931年底，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和毛泽东同志在工作上有了直接接触。无论在哪一方面的工作中，他都十分注意听取毛泽东同志的意见。1932年7月，他力举毛泽东同志出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10月上旬，当苏区中央局举行全体会议，批评毛泽东同志，并撤销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时，恩来和朱德、王稼祥等同志是反对这一做法的。在随后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恩来、朱德等同志从实际出发，仍按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中国共产党人几经挫折和失败，经过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才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正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从一个主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成为主导全党全军的领袖，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曲折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逐步深人到全党，他在粉碎敌人“围剿”中表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为全军所接受;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像恩来同志这样一些党的负责人，在血的教训面前，以党的利益为重，胸怀宽广，服从真理，坚决拥护和信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以后，恩来同志一直作为毛泽东同志难以离开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在革命战争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记得解放战争后期，恩来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不能作一把手，只能作为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好助手。”那时，他还担任着人民解放军的代理总参谋长，毛泽东同志对战争问题有什么新的考虑，总是首先找他商议。有关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在毛泽东同志下定决心后，由恩来同志具体部署兵力，组织实施。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恩来同志是我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最主要助手。”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主席，主持一切;恩来同志身为总理，是共和国的大管家。他们和党的其他核心领导成员一起，共同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那时候，恩来同志的工作范围比民主革命时期要大得多，广得多。在中南海里，他是睡得最晚的领导人之一。西花厅的灯光，经常要亮到深夜、凌晨，真可谓日理万机、呕心沥血。我曾劝说他:“总理，你啥子都好，就是不会休息。”他却认真地回答说:“党和国家必须有个全面负责实际工作的人，我应该担起这个担子。这样好让主席、少奇同志安心坐下来，对党和国家的大事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在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内，周恩来与毛泽东相差不到5岁，他们属于同一代人。但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气质、性格和特点。毛泽东举重若轻，提纲挈领，大刀阔斧;周恩来举轻若重，处事周密，思虑精细。毛泽东质朴而豪爽，幽默而风趣;周恩来文雅而机敏，严谨而认真。他们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列宁曾经说过，领袖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中的成员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的优秀分子，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优长，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恩来同志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总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并积极创造条件，注意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聪明才智，自己却从来不居功，不诱过，不争名利和地位。这是恩来同志留给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