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生活打卡季#

1914年7月，一战爆发。

一方面，以法、英、德、俄为首的西方列强再也无暇东顾，向中国强索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战事西线急需兵力，这几国召回了那些身在中国的强健侨民。

其结果就是，新一代的中国企业家和管理者们一下子具备了大量接管商业和行政的关键工作的大好机会。

很快，他们不仅建立起了私人财富，同时获得了难以估量的金融经验。

老照片中的东交民巷

然而，对于这个羸弱的大国而言，这种“幸福”实在是过于短暂。原因很简单，他的近邻日本急欲趁势取代西方列强，独霸中国，因此加紧了对华侵略。

鉴于日本早在1902年就与英国建立了同盟关系，这就使得他们得以在1914年8月对德宣战，并迅速出兵山东的德国租界。1915年1月，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给中国带来更重一击。

一般认为，日本侵华的主要发动者是军部。不过话说回来，“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无疑是由元老、陆军省、外务省、民间右翼以及垄断财阀深度勾结并共同提出的。尤其是内阁，显示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故而有时人评价首相大隈重信，“一句扫除了向来在对华外交问题上陆军省比外务省更为积极的积弊”。

大隈重信雕像

学界普遍认为，在北洋政府被迫接受“二十一条”后，他发表的《中国的外交性与民族性》和《日中民族性论》等两篇文章，可视为针对国内百姓以及各方舆论为“二十一条”所做的辩解，即“通过对中国民族性的论述，为独霸中国寻找更充分的理论依据”。

1） 谁是大隈重信？

大隈重信（1838—1922），近代日本著名的政党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一生横贯德川、明治、大正三个时代，三次入阁担任外相，两次担任首相，亲身参加了幕末以及明治、大正时代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为数庞大的著述。

他是日本议会政治的三位奠基人之一，塑像至今仍矗立在日本国会的大厅里（另两位分别是板垣退助、伊藤博文）。

东京国会议事堂

他毕生倡导“中国保全论”，曾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积极援助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以及孙中山等革命派人士；在他创建的早稻田大学，曾设置“清国留学生部”，为我国宪政事业培养了有生力量。

作为对比，他不仅是1874 年日本侵略台湾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还在一战期间作为首相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可以说，从幕末到1922 年1 月以85 岁高龄结束其戏剧性的一生，大隈重信始终是一位活跃于日本政界的重要人物。

大隈重信

值得一提的是，大隈重信非常重视对华关系，自称“作为一生的事业研究中国问题”，主张必须“从政治、外交、经济各个方面努力研究中国问题”。

一方面，在第二次担任首相期间（1914年4月至1916年10月），他曾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强迫中国签署了“二十一条”。

另一方面，早稻田大学吸收了以李大钊为首的大量中国留学生，数量在各高校中位居第一，从而与近代中国的革命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稻田大学

从表象上看，大隈重信坚持跟随西方尤其是英国，终生倡导日英同盟，但又对两国的不平等关系耿耿于怀，甚至不惜一战；它竭尽贬低中国之能事，不惜用铁蹄去践踏，却又无法割舍那千年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脐带。

对于大隈重信的对华政策，山县有朋曾表示：

数年间对中国的政策毫无稳定的方针，其结果导致当今的袁世凯政府和将来的革命党都丧失了对大隈的信任，几乎一事无成，真是遗憾！

不过话说回来，大隈重信坚定认为，自己的外交方针是稳定不变的，那就是坚持“国际正义和公理”。

山县有朋

2）中国历史停滞论

实际上，这一观点并不是他的“原创”。早在20世纪初，白鸟库吉就指出：

中国文明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停留在这一阶段的时间很长。四千年都停留在这一阶段，这一阶段应该得到的发展，全部都完成了。

那么问题来了，大隈重信的观点又是什么样的？在他看来：

中国的统一自古以来就不是靠一个民族完成的。有诸多从四面八方入侵、征服中国的蛮族。首先是从北方进入的犬戎，接着是匈奴人、羯、羌与鲜卑，还有后来的女真人、蒙古人，最后由鞑靼人建立了清朝。

刻有“中国”字样的何尊

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如是写道：

尽管他们都“满遂其志”，征服中国进入了所谓的“中国”，然而马上又被中国同化，阿谀原有的中国文明，献媚于古圣人，屈从于先王之道。

蛮族即使用武力、物质征服汉民族，反过来也会被汉民族用文学、精神征服。蛮族灭掉前朝取而代之后，只是竭力营建宫殿，蓄养宫女，将本族子弟分封为诸侯。中国历史上仅大型革命就有二十二三次，小型革命不可胜数。然而，每次革命都没有带来思想与国民性的显著变化。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此，他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之所以处于这种“纵使历经革命，但国民思想与国民性均无显著变化的历史停滞状态”，主要是因为“中国人误以为孔教是万古不变的常道，持有宗教的偏执，仅拘泥于孔教而排斥其他思想”。

武昌起义主题绘作

3）尚古与保守

一般来说，“尚古”与“保守”是相对应的，不仅不利于创新和进步，也会严重地阻碍国家的发展。

比如福泽谕吉曾指出，“只有当我们回顾百年前的许多事物，感到幼稚而又粗野，可笑而又可怜，才能证明今天的文明进步和学术的发展”。

大隈重信认为，中国人的保守是无可置疑的：

古代中国文明达到鼎盛，及至周代，唐虞三代以来之文明更加完善，大放异彩。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所有领域都达到了极致。其当今文明大多是彼时之遗产。

《尚书》与《礼记》、《仪礼》一并成为中国法制的基础，中国古代的制度文物都包含在其中。鲁史中留下了含有褒贬之义的《春秋》与幽玄的《易经》。

此等五经，两千余年来绵延不绝，传承今日。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周不仅尚文，也说文质彬彬，兼收了殷的质。至此，中国政治达至理想状态，后世政治必以其为范。而尚古言先王之道的风气，亦由此萌生。

“四书五经”

在大隈重信看来，“越是古代的东西越好，越是后世的东西越坏”，一直是中国人的一致共识。

因此，古代中国尽管出现了贾谊、王安石、康有为等大力推行改革的政治家，但他们在“以绝对尊重古习的人民中推行创造性的政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鉴于天才的政治家，常因“国民顽固的保守性而失败”，这就导致中国无法充分吸收新思想、新文明，走向衰败也在情理之中。

4）乐安天命

总的来说，这种“乐安天命”的气质对应的是一种妥协性。

对此，德富苏峰指出，“中国人的哲学只有两个字，就是认命。他们所谓的圣贤，极容易居易俟命、安于天命，这就是一种认命的方式。面对强大敌人时，中国人不仅往往会服从于强权，还会盘算自己的利害关系。”

德富苏峰与同僚，老者是他的父德富一敬

大隈重信认为，“天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不仅帝王将相将“天下兴亡”视为“天命”，庶民匹夫也会将无可挽回之事归咎于“天命”。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基于“盲目的依赖鬼神”的角度进行了展开：

蒙昧时代之人害怕幽灵。虽然没有害怕的理由，但是因为不懂得事物的道理所以害怕。无智之人会把山川草木都视为怪异。这就是古代所谓的鬼神说，这种鬼神说之所以现在消失了，是因为人智力的发达，即宗教的进化。

然而，现在的中国人在处理外交之时，仍然信仰鬼神说。恐惧不该恐惧的事物，而不知道真正应该恐惧的事物在什么地方，于是就借助不应该依赖的外力来消除自己恐惧的事物。

就类似于蒙昧时代的人民用祈祷、咒术驱散恶魔一样愚蠢。这说明中国人没有进化性，没有适应时代的智商。这样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道理。幸而日本富有进化性才有了今日国运的昌盛。

1919年，河北保定，当地人过年祈福烧香

对于中国境内的的“排日心态”，他颇为恼怒地表示：

痛苦一去就排斥日本，痛苦一来就信赖日本。这是什么道理！这种心理状态简直有些变态。神应该是在平时就要信仰的，可为什么只在苦痛之时才拜呢。中国国民性竟堕落至如此地步。

总而言之，在他看来，中国人的理想生活是“尊崇和顺应自然”，以自然为第一原理。至于法律、制度、国家等，被认为只有第二位的位置：

中国人相信，自己的一切都受天命的支配，尽人事，听天命，一旦遇到挫折、失败，就是没有办法了，是天也、命运也，从而彻底断念了。

5）“忘恩负义”，远交近攻

对于中国人的“忘恩负义”，大隈重信如是写道：

中国人来日本学习师范教育数以千计。这些人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使得中国教育像日本一样在地方也设置了师范教育、小学和中学。然而他们的学生使用的教科书中竟然加入了排斥日本的文字。这是多么忘恩负义的事情啊！

老照片中的上海租界

对于各界反对“二十一条”的浪潮，他居然如是污蔑说：

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难以排斥日本，于是他们就借助美国、德国的力量。而德国则利用了中国的这种心理，占领了山东，种下了威胁东洋和平的祸根。

幸而日德战争的结果，日本驱逐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但德国势力还残存。中国人于是就帮助德国排斥日本。其忘恩之态实在是令人唾弃。

除此之外，他对中国的“远交近攻”策略，也给予了恶评：

为什么中国最近出现亡国之兆？不外乎是两千年前战国时代的策士采取的远交近攻策略。这一策略曾数次危及中国的国运，但中国人仍然反复使用。

在他们的思想中，日本虽然能欺负中国但害怕外国。这样，日本的要求是很难被外国承认的。因此，要借助日本人害怕的外国人的势力抑制日本。另外，对日本国内也要施展策略弱化日本国内舆论，煽动内阁内的温和派，这样天长日久必生变数。这样，我们不仅要批评中国，也要意识到日本也存在着类似的弊端。

五四运动主题绘作

6）气质文弱但妄自尊大

总的来说，“中国人气质文弱”几乎是日本精英阶层的一致共识。

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人尽管被称为是和平之国民，但与其说是因为爱好和平，不如说是因为文弱”；桑原骘藏以“中国人不爱动手打架”为例，得出了“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的结论。

大隈重信则以“蛮夷入主中原后被同化”为切入点进行了论述。在他看来：

北方的魏国逐渐被中国固有的虚饰文学所征服，虽然曾一度出现过像宇文泰、高欢等勇将，但最终还是丧失了武勇的性格，最终被南朝的隋朝所统一（多说一句，如果隋朝是南朝，那么更南方的陈朝算什么？）。

除此之外，他还列举了科举、清谈、南方的舞文弄墨的文学、文人们皓首穷经的钻研训诂之学等。

晚清的士人

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又指出了中国“妄自尊大”的弊病：

中国自古以来就自称中国，意思是自己的国家是文明的中心，其他周边国家都是蛮夷。中国的国土比全欧洲还要大，因此中国人就把中国当成全世界，而把环绕的其他诸邦称为四海。此处的四海不是指海洋，而是指四方的蒙昧民族，即：东夷、南蛮、西戎与北狄。

但是，所谓天下，不过是空想出来的夸大的自称，其下属各国是很松散的，大致相当于百余种种族形成的类似县一样的自治体。

除此之外，他还以中国北方数次被少数民族占领为由，批判中国以“中华”自居，“根本就没有根据，中国也没什么可以骄傲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居然还以“中华民国”命名，“简直就是妄自尊大，依然残留了自大心理”。

袁世凯大总统明信片

7）崇尚形式但缺乏信仰

一般认为，“崇尚形式”往往与“缺乏精神内核”相呼应。对此，大隈重信从书法的角度做出了这样的阐释：

中国民族自古就是尊崇形式的民族，使用的文字都是象形字，文章富有诗意、文字具有美术性，至六朝时代实际上一切都变成了具有美术色彩的东西。王羲之的书法就是一个代表。

中国人特别重视书法，把书法当做一种艺术，要成为学者自然要研习书法。而学者一旦中举被录用为官员，则必然能书能文。长此以往，则政治家只会借助文字粉饰太平，形成脱离实际、偏于形式之风。”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孔子的儒学被唐朝的诗赋科举用的文章所代替后已经完全变成了形式的东西，丧失了其根本精神”。

另外，他还列举了骈文、八股文、篆刻隶书等证明，“中国文学舍本逐末，崇尚形式”的事实。

《兰亭集序》局部

与此同时，他以“中国人没有强烈宗教信仰”为由，得出了中国人“过度利己”以及“缺乏公德心”等弊病：

中国人宗教思想匮乏。……中国人只是纠结于郊社之礼、禘尝之仪等繁文缛节，却远离了作为其核心的信仰。……其礼仪越来越复杂且流于形式、最后演变成完全丧失了宗教信仰，简直就像买椟还珠一样愚蠢。

其结果就是，中国人的利己主义特别发达，功利心过强，缺乏公共生活的观点，社会组织亦非常散漫。所以，中国的从政者当中会出现很多贪官污吏。

晚清的北京影像

8）尾声：如何评价他的“暴论”？

总的来说，大隈重信的描述，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首先，能够给普通的日本民众一种虚无的民族自豪感。

他在谈论近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时，并没有局限于停留在描写中国人的“民族性”本身，而是一定要与日本人的“民族性”相比较。比如他在评价中国人“气质文弱”的同时，会称赞日本人具有“尚武精神”，旨在显示“自己人”的优越感觉。

鉴于当时的日本民众大多不见得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也不可能对他所提出来的观点进行深入求证。因此，这一历史观还是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普通日本民众的支持，甚至可以说在底层社会广受欢迎。

上世纪20年代的东京银座

其次，历史成为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通常来说，历史是一个客观事实, 不因人的好恶而发生任何变化。然而，大隈重信却无视这一基本理论，按照政治的需要对历史进行随意加工甚至颠倒黑白，比如辱骂中国人“忘恩负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最后想说的是，大隈重信对中国人“民族性”的评述，主观目的还是通过诋毁中国，列举中华民族的种种“缺陷”，将中国人污蔑成只配任由日本欺凌和宰割的亡国奴，从而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硬的对华侵略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和煽动舆论。

一方面，这充分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客为政府和军部服务的丑恶嘴脸；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中国民族性研究”也是当代的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华、蔑华、诬华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老照片中的大隈重信官邸

但是，梦终究是梦，醒来只有一场空。现如今，日本早已不是当年的日本，中国更不是当年的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