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菜和特拉斯：英国政治中的幽默与本体论安全 | 国政学人

在担任首相的49天里，利兹·特拉斯经历了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和宏观金融信用危机。媒体争相报道其政府鲁莽的减税和借贷加码议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哀悼（lamented）其下渗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将如何加剧不平等，她的个人领导风格（或缺乏领导风格）很快成为了世界各地笑话和模因（meme）的焦点。随着英国小报每日星报（Daily Star）挑战特拉斯的首相任期能否比带着金色假发的冰山生菜（iceberg lettuce）的保质期更持久（结果是没有），媒体对特拉斯政府的嘲弄达到了顶峰，这启发了本文有关幽默的讨论。

具体而言，关于特拉斯的幽默遵循了一种熟悉的模式猜想，即“嘲笑（ridiculing）政客”这一行为可以构成对新自由主义阶级政治的一种异议（dissent）形式。在作者看来，幽默与抵抗之间的联系在公众想象中已经根深蒂固，并为形式上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英国幽默”所修饰。同时，本文意在探讨特拉斯模因的涌现如何也对存在问题的性别和心理健康讽刺形象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常受到赞美的讽刺抵抗（某种声称的进步主义）的激进潜力应该与服务于纪律性社会功能的幽默相制衡。换句话说，幽默作为一种批判性抵抗形式的社会合法性可以在情感兴奋的时刻创造一种舒适感，而这掩盖了需要更彻底的批判性审查的政治动态。

本文借鉴本体论安全的国际关系文献，探讨了幽默和讽刺作为对社会和存在焦虑（existential anxieties）的直接回应，这包括了大众的核心自我认同（传记）和广泛的社会地位。本文认为，幽默作为一种重要、奇怪但未被充分研究的机制，被主体用于管理其本体论焦虑。除了缓解焦虑，幽默也被运用于更广泛的本体论安全管理，其中包括：1）维护集体身份的传记叙事；2）将他者的替代认同行为视为价值观肯定；3）持续的地位政治和地位撤销。

本文将以上框架用于特拉斯时期涌现的笑话和模因，其动态反映出全球背景下英国的自我认同焦虑：讽刺笑话利用了英国的传记叙事，一个曾经稳定、但在脱欧后越来越不稳定的“噩梦”；与此相关的，来自外国的嘲笑使英国产生一种替代性认同和共鸣，包括“生菜”一梗在美国的出名。以上两种动态中存在着对英国身份的强烈依恋和对其世界地位丧失的担忧，并将特拉斯事件与苏伊士危机（英国衰落的关键时刻）进行了比较。幽默成为英国人逃避这场灾难的一种方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而是意识形态驱动的纯粹脱欧派政客”。因此，本体论安全中的第三种动态表现为对特拉斯进行“羞辱”以管理危机焦虑，她成为笑料的主角，其视觉外貌、精神状态和社交媒体偏好经常被性别化的术语关注。简而言之，在该时期，幽默的功能是稳定和重新肯定英国国家的特定愿景，包括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以便合法地回归到后续政府的“成熟”（负责任/技术官僚/男性主导）经济政策。

一种有关英国经济疲软的广泛共识在特拉斯政府时期形成：“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在英国发生”。这一论断被不少公众人物放大，将英国描述为“由新兴市场变为沉没的市场”。此期间的市场报告也反映了这种论断，荷兰国际集团（ING）将英镑的波动描述为类似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动态。一方面，糟糕的领导和财政慷慨所导致的英格兰银行紧急购买债券等事件显然是一场重大危机。另一方面，选择用“新兴市场”这一术语来描述此次危机的严重性也能被解读为一种更深层次的焦虑席卷了英国公共领域。作为振兴全球经济的增长国家，新兴市场一词着实与英国的定位相去甚远。

事实上，在“新兴市场”的概念首次引入时，应当是一个相当积极的术语，在承认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性的同时，也避免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第一/第三世界这类殖民话语。然而，当它被用于描述英国时，则完全是一个负面符号。银行的宏观分析用它来描述一个“被压垮”的英国经济，这是政策不稳定和治理不力的标志。在此叙述下英国更像是其前殖民地而非受到信任。因此，就国际地位而言，新兴市场的语言迎合了长期以来对英国衰落的后殖民地位焦虑（通常是政治动员的）。

无论是用于批评，质疑财政挥霍，还是告诫英国后脱欧时期“全球英国”话语的傲慢，这些将英国描述为新兴市场的描述都表明：英国的自我认同正处于危机之中。特拉斯时期释放的焦虑与长久的英国身份话语、后帝国地位焦虑，以及在世界上寻找其角色定位（以前是欧盟的一部分，现在为盎格鲁圈的一部分）有关。有关特拉斯的媒体化幽默利用了这些焦虑和质疑，能反映出关于英国国家本体论（不）安全的连续性和变化。

本文提出了幽默和本体论安全管理的理论框架，但并不将重心放在通常的幽默研究，而是着力于本体论安全与主体性在身份、价值观和更广泛国际关系地缘政治想象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本文给予“将喜剧作为一种抵抗形式的批判文献”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本文质疑了固有的、关于幽默的抵抗性质的广泛假设，以及它们对政治身份和更广泛的社会结构的看法。

借鉴本体论安全管理策略（ontological security management）的概念，本文认为，在民粹主义、全球大流行、地缘政治竞争的复苏、文化战争、持续的低增长和高通胀的经济危机下，当前“焦虑时代”中的幽默的确可以帮助人们继续在其深刻的存在主义怀疑环境中相对不受影响地继续日常生活。批判地说，幽默可以提供急需的视角以处理日常生活与充斥电子屏幕无休止的世界事务心理剧（psychodrama）之间的不协调（incongruity）。

除此之外，关于本体论安全的研究表明，主体层面的心理动力学有助于理解日常生活（包括幽默）是如何帮助主体在空间和时间中定位，稳定其道德上的自我叙事及鼓励其实现自我认同。本文认为，幽默之所以成为一种容易动员的本体论安全管理模式，是因为它回避了焦虑的情况，讽刺及其日常性质可以为全球政治的危急时刻提供一套令人放心的、社会可接受的反应。例如，有关俄乌冲突的幽默成为挑战和创伤下促进社会话语连续性的一种方式。

然而，本文同时观察到，本体论安全管理实践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也可能呈现出某种悖论，不仅仅因为重复行为（repetition）会令人沮丧，对管理焦虑过于僵化的反应可能会产生新的焦虑。本体论安全中的怀疑性和反身性概念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对焦虑的任何缓解都是有限和暂时的。考虑到焦虑被各路“专家”用于玩弄和操纵市场机会的现实，本体论安全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质疑、修改和适应的能力，而非僵化思维或常规时间。因此，通过幽默来管理焦虑的尝试可能指向一个更加复杂和动态的本体论安全政治，尤其是在对科学、真理和专业知识的信任明显下降的时代。在接下的三节中，文章通过传记叙事、替代身份识别和寻求社会地位认可这三种主要策略来评估幽默在特拉斯模因事件中的动态。

特拉斯事件出现中的一个关键元素是对其前首相政治生涯——包括其作为国会议员、环境大臣、贸易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前史进行嘲讽。鉴于她的成功和迅速掌权，媒体对特拉斯的整体形象有些不温不火。由于她的部分自拍照，她经常被描述为“撒切尔扮演者（Thatcher cosplayer）”、脱欧者（Brexity）和“时而鲁莽的人”。事实上，有关特拉斯的许多早期笑话都来源于她2014年的一次演讲。虽然该演讲实质上关注了英国提升其农业生产能力的必要性，大部分幽默着重关注特拉斯在讲话中谈及“猪肉市场”时的俏皮玩笑状态和“英国的奶酪三分之二来自进口”时愤怒的面部表情和语言癖好（peculiarities）。

许多新闻文章都提到了奶酪和猪肉市场，试图将特拉斯描绘成一个特立独行的理论家（idiosyncratic ideologue），而标题往往同样不太讨喜。可以说，特拉斯也首当其冲（bore the brunt）地承受了更为广泛的、对保守党信心的枯竭，谁掌权在此时被认为并不重要，政府早已破坏了经济。基于此，本文认为，在特拉斯成为首相时，质疑的土壤已经形成，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正在展开的低级危机有所预期。这种预设可以追溯到鲍里斯·约翰逊的保守党政府无能和缺乏严肃性的普遍观感（彼时特拉斯正是其中一员）。事实上，特拉斯的崛起本身就被视为保守党前线政治普遍缺乏人才的标志。然而，在特拉斯积极政府之前的时间节点，是英国女王的不幸去世和全国哀悼期，此时政治退居二线，而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

事实上，许多关于特拉斯的笑话和模因都是自下而上地制作和传播的，民众每天通过社交媒体嘲笑政府，这些嘲笑经常指向他们不认可的英国。这在女王即将去世的笑话中尤为明显，女王保留了一种基本的尊重，是对更好时代的怀旧（nostalgic）和幻想的能指。事实上，女王的去世在公共评论中与传记结局、一个时代的结束、帝国的衰落有关；也在个人层面上与许多人深情内化的祖母形象的逝去联系在一起。针对这样的形象，网络模因很快就演变成了对特拉斯的比较和否定。

更关键的是，高强度的幽默讽刺有助于澄清传记叙事，强迫英国人作为主体在软弱的时刻面对自身。如果说英国女王曾经稳定了逐渐衰落的英国传记叙事，其途径是通过精心培养英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而当女王去世，随着幽默开始建立在英国后脱欧时代的讽刺上时，特拉斯政府受到了英国可信度层面上相当不安的疑问。

从本体论安全的角度来说，这种让主体在压力下反射性地评估自己的能力可以被视为一种极其积极的属性，只要它不渗入僵化、本质化或抑郁的思维方式。需要注意的是，一种分野在不同的文献出现，一方面将本体论安全中的安全潜力与民粹主义、极右翼和威权政客的本质化身份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对脆弱性和（主观）变化的本体论开放性的更具批判性的想象，通常在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其他进步的社会力量中被识别出来。然而，无论是否接受这种分裂的认识论基础，“幽默”的关键问题在于：讽刺和喜剧的语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鼓励情感和心理的开放性，或者它是否可以通过漫画和刻板印象的性质使新的封闭永久化？

就英国衰落的传记叙事而言，幽默有时起到了缓和作用，即在困难的环境中嘲讽自己。许多颠覆性（subversive）的模因和推文利用了灾难化（catastrophisation）事件（例如，“第二个特拉斯袭击了世贸中心”），正如有政客将特拉斯时期与苏伊士危机（第二次中东战争）相提并论。对此本文认为，无论是以夸张还是颠覆性的术语来表现，模因论概念上的知识（mimetic knowledge）会对事件产生一定的乡土（vernacular）记忆。将利兹·特拉斯与苏伊士运河和 9·11 等世界历史规模的危机事件联系起来，说明了一种迅速蔓延到全球的情感讽刺兴奋（affective satirical excitement）。

本文发掘了特拉斯时期有关替代身份识别策略的两条线索：首先，当时流传着某种替代享受感，甚至是兴奋。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英国女王的去世上，哀悼期充满了阴郁和情绪化。而当重点回到嘲笑特拉斯时，英国人回到了他们最了解的领域。这可以从情感情绪以及民众如何再次从嘲笑政客中获得兴奋来理解。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情感情绪同样有着溢出的可能性：当“生菜笑话”在全球范围中传播时，人们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兴奋情绪。随着众多国际电视台争先报道“生菜保鲜期对特拉斯任期的获胜”，英国媒体对这种生菜的全球传播感到高兴，并通过更多有关生菜的戏谑文章向生菜和世界媒体“致敬”。

第二种替代身份识别的表现体现在特拉斯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有问题的、退步的英国“自我（self）”，即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或是“小英格兰（little Englander，原指18世纪反对帝国建设并主张英国现有殖民地完全独立的英国政治运动，现为对后脱欧时代英国沙文主义者的流行蔑称）”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驱动的批评。因此，在对 “脱欧主义”、“历史错误”等价值观的拒绝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认同，也进而使得来自特定国家、政客的嘲讽更受到关注，例如，欧盟之于脱欧主题，美国之于下渗经济学主题。

在以上两种替代身份的表现形式中，一个略反直觉的现象出现了：特拉斯所体现的英国被削弱和荒谬的地位，在国际舞台上是有意义的，对“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愿景之一）”的批评也已经走向全球。

从本体论安全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些趋势有着不同的解读空间。一方面，幽默的精神是明确的（unequivocal）：英国已经迷失了方向，而现在可以经历一个幽默的自我反省评估过程。具体而言，嘲笑自我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与嘲笑自我的他者一起嘲笑自我的能力，暗示了对变化的本体论开放性。在外国领导人对英国首相进行羞辱时，民众不再产生防御性的替代羞辱感，而是通过对特拉斯生菜这一笑话在情感上将政府的行为与自身地位感和英国自我认同概念保持距离。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幽默和替代身份的胜利本质似乎与自嘲可能起到的自我反省和治疗功能有些不一致。冒着陈述显而易见的风险，大部分幽默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一位女性， 被一棵戴着金色假发的生菜替代。虽然英国政治界“可能”已经成功地审视并保护了自己，但究竟如何实现这一点仍然是个疑问。

在地位和地位撤销方面，特拉斯模因的政治性得到了鲜明体现。使用幽默来参与某种有价值的批判性抵抗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事情。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收集和发布互联网模因和笑话，以期对政府缺乏问责制和合法性进行报道。对“全球英国”的批评，通常是对新自由主义和帝国怀旧的讽刺性抵抗，在国内和国际主流媒体上受到赞扬。这种嘲讽在英国的背景下，作为一种针对保守党的滑稽抵抗形式，具有其社会合法性。

然而，模因里大量的“愚蠢、疯狂的女人痴迷奶酪”内容，也反映出这些嘲笑的动态，其本质让位于对疯狂/不负责任的政治的某种性别化描述。本文认为这一元素值得注意，虽然特拉斯作为英国第三位女首相，也是第一位来自英国综合学校（而非精英学校）的首相，其性别、外表和智力成为了讽刺的目标。从早期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她的“角色扮演撒切尔夫人”自拍，到有时对她私生活的耸人听闻的讨论，对特拉斯更广泛嘲讽的叙事路线被性别术语铺就。

更关键的是，对特拉斯的“性别他者化（gendered othering）”允许对她推行的政策进行更广泛的干预。一个熟悉的叙事动态是，金融危机被描述为女性气质/自然规律（femininity/nature），因此解决方案被塑造为负责任的男性气质/科学方法（masculine/scientific mastery）。在特拉斯被迫解雇其财政大臣之后，这些性别化叙事无疑为新任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的技术官僚行动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即实施一项“谨慎”的新预算，并受预算责任办公室的严格预测机制的约束。在这种背景下，明显的叛逆，甚至可能是左翼对新自由主义全球英国的批评，让位于对金融市场的判决不加批判的，甚至是庆祝性的接受。

在此背景下，对特拉斯的幽默羞辱起到了更广泛的管教作用。来自左翼的批评，被认为是死记硬背陈旧的铁律和摧毁市场的金融“智慧”，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既定正统（orthodoxy）被重申为“真理”。其中的幽默在于人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特拉斯政府本质上是在呼吁释放市场力量、放松管制和减税，这甚至吓坏了市场，但她下台所产生的纪律功能也使英国政治中左翼对金融体系运作的任何批评都消失了。因此，尽管英国处在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中，时任反对党的工党在财政路线上仍然十分保守，其前提是在私人谈话中与市场参与者建立信任，而不是用对更美好未来的愿景来激发选民的热情。在整个 2024 年大选期间，这一立场一直如此，所有反对党都经常援引特拉斯的“经济崩溃”来确认他们自身的金融公正性。

一个奇怪的现象因此产生：许多人将特拉斯狂欢视为社会与失控的政治精英进行搏斗的进步时刻，但这些幽默本质上是在与那些金融系统的技术官僚一同嘲笑特拉斯时发生的。不久之前这些人还是人民的敌人，大众的日常生活依赖于他们的武断决定。正如吉登斯所说，金融危机、十年紧缩和经济痛苦清楚地表明，其中的内在焦虑是没有人真正确定市场和所谓专家是否应该被信任。

幽默和讽刺通常与批判性的政治形式联系在一起。常见的比喻将讽刺视为一种政治批评形式，可以“让舒适者感到困扰，使受苦者受益”。这种观点可以在英国的背景下进一步巩固，并带有更激进、反撒切尔主义和反建制的色彩。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批判性愿景通过一种“意识形态实证主义”来维持，既有其优点，也有其阴暗面。从纪律性嘲笑的角度来说，对特拉斯的嘲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从英国社会和存在主义焦虑中解脱出来的方法。这些讽刺最初看上去是一组激进的笑话和模因，是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白话抵抗，其后迅速演变为纪律性的社会动态。从英国政府对其世界政治地位的保持，帝国衰落的耻辱，潜在的“新兴市场地位”，到社会秩序对造成动荡的“疯女人”的围剿，对特拉斯嘲讽的纪律维度可能代表英国对其后帝国主义焦虑的短暂解脱。然而，当从危机的情感兴奋中解脱出来时，这些嘲笑的元素是否真正代表了经济和政治纪律时刻的到来？

总而言之，幽默作为本体论安全管理的框架对理解在特拉斯短暂的任期内出现和传播的更深层次的焦虑。一个曾经稳定的国家需要记住自我并摆脱羞辱的想法表明，关于英国衰落的笑话加速了其稳定和重新获得国际地位的焦虑。同样，嘲笑英国的国际伙伴的替代身份允许英国与其感知到的全球地位建立联系，这显然对英国来说非常重要。尽管如此，对利兹·特拉斯的尖锐羞耻和性别化嘲笑可以说与她个人受到的后续约束关系不大。嘲笑的纪律性成功与其说是罢免特拉斯，不如说是提醒后来的政府一些规则的重要性：紧缩性政策的回归。

Catastrophisation

灾难化

Trickle-down economics

下渗经济学

Mimetic

模因论

Orthodoxy

正统

校对 | 季锦海 韩欣洁

排版 | 韩雄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