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揭秘八路军组建历程和番号由来||朱姝璇

揭秘八路军

组建历程和番号由来

朱姝璇

1937年7月9日,卢沟桥的硝烟尚未散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等将领联名发表通电,向全国昭告红军将士“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枕戈待旦,“请授命为抗日前驱”。这一掷地有声的宣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促成国共合作、共御外侮而主动迈出的关键一步,展现了摒弃前嫌、共赴国难的赤诚决心。然而,这一看似迅速的承诺背后,是自年初以来国共双方围绕红军改编问题展开的艰苦卓绝、波折不断的谈判历程。从西安到杭州,从庐山到南京,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同时,为争取民族利益最大化,与试图削弱、控制甚至“溶化”红军的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反复的据理力争。直至“八一三”淞沪战火再起,在日寇步步紧逼的严峻形势下,历经半年多的谈判磋商,红军主力最终于8月25日成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启了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征程。

红军的改编,始终是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国共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尽管从1937年2月开始,国共双方连续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多次谈判,但由于双方分歧严重,直至“八一三事变”后,历经波折的改编谈判才达成协议。

1937年中共中央军委召开红军改编动员大会

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的谈判,主要分歧在于红军改编的人数和是否保留红军独立的指挥权。围绕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据理力争,与国民党连续进行了数次交锋。

被迫搁浅的西安谈判

西安事变结束后,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就地举行正式谈判,其中重点涉及红军的改编问题。根据不因谈判合作而削弱红军的原则,周恩来等最初提出红军编为12个师、4个军,组成一路军的方案,力争尽量多地保存红军兵力。但国民党方面根据蒋介石有关中共武装必须“根绝净尽”,应“编共而不容共”的指示,在谈判中以改编为名,竭力削弱红军并妄图借机夺取对红军的指挥权。先是在西安事变前只允许红军保留3000到5000人,谈判时放宽为两个师、8个团,总人数1.5万人。周恩来在谈判中始终坚持原则立场,于2月24日确定了谈判方针,决定: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4个师,每师3个旅6个团,约1.5万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经过磋商,国民党方面提议,红军改编人数可增至3个师、9个团。

此后几天,双方谈判的焦点依旧是红军编制与人数。国民党方面同意改为12个团,但仍坚持3个师。经统筹考虑,中共中央大体同意了改编方案。3月8日,国共代表举行会谈,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结果进行总结,由周恩来形成文字并致电蒋介石,此即“三八协议”。其中对红军的编制事宜规定如下:“将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将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该协议本应由国民党代表上报南京审核,却随即被国民党代表大加修改,使新文明显带有收编性质,如规定红军编制被压缩至3万人,取消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红军干部改由“中央派遣”,红军要“服从一切命令”等。周恩来当即将国民党代表单方面修改协议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得到复电:“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历时一个多月的西安谈判暂告搁浅。

改编前驻陕西省富平县的红军一部

积极争取的杭州谈判

为促成谈判尽快达成,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于3月下旬飞抵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前一天,周恩来先行到上海同宋美龄会晤,将中共中央15项谈判条件拟成书面意见交给宋美龄,请她转呈蒋介石。

苏区改制和红军改编,仍是此次谈判的焦点。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时,重申了中共中央提出的15项谈判条件,并提出几点具体要求,其中包括: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4万余人;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红校必须办完本期;红军防地须增加。

会谈中,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因此“彼此要检讨过去”。蒋介石强调了纲领和领袖两个问题,并表示具体问题好解决,如红军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可以设总指挥部等,要求由中国共产党“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周恩来当即表示,制定共同纲领,是保证两党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杭州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飞抵西安,随即汇报了杭州会谈的结果,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

争执不休的庐山谈判

4月26日,周恩来携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飞抵西安,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就发表国共宣言、红军经费和夏衣、南方游击队等问题进行了谈判,对其中部分问题达成了临时协议。鉴于双方实际上仍有较多分歧,西安谈判难于解决问题,周恩来与蒋介石直接约期会面。6月4日,周恩来抵达庐山,随后于6月8日至15日,与蒋介石等人进行多次会谈。

按照杭州会谈时蒋介石提出的由中国共产党先制定合作纲领的要求,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介石却提出另建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试图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在红军的改编问题上,周恩来坚持杭州会谈中的立场和要求,蒋介石坚持要求红军改编为3个师、12个团编制,并违反杭州会谈中关于允许红军改编后成立总指挥部的诺言,只同意“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并公然要求“朱毛两同志须出来做事”,各边区武装也要“经调查后实行编遣,其领袖须离开”。对于上述无理要求,周恩来当即明确予以拒绝。此次庐山谈判,由于国民党当局在统一战线组织、红军改编、边区政府人选等问题上提出诸多无理要求,故未能达成协议。

紧急出台的中共应对措施

周恩来返回延安汇报了庐山谈判的情况。随后,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商讨谈判方案,于6月25日起草了关于谈判的新提案。其要点为:在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上,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承认蒋介石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在当前具体问题的解决上,准备7月中旬发表宣言;宣言发表后蒋介石若同意设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万人,总部编3千人,地方部队编一万人;陕甘宁边区在7月内自动实行民主选举;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官,军事或政治名义不拘,原则上毛泽东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不去。新提案较大限度地满足了国民党当局的要求,是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而作出的重大让步,同时也拒绝或限制了部分极端无理要求,为下一阶段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6月22日,周恩来就红军改编后设立指挥机关等问题再次特意致电蒋介石,强调:“中共中央认为如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上边无指挥机关实无法进行改编,朱德不能离去。”次日,中共中央收到国民党当局回电,仍坚持原议,称: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鉴于日军侵华形势日趋严峻,中共中央作好了再次让步的准备,同意可以用政治机关名义指挥红军,但必须有等于指挥机关的组织和职能,并决定万一争取不到由朱德担任政治机关的主任,则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

再次交锋的庐山谈判

7月初,周恩来负责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4日,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从延安到达西安,同彭德怀、任弼时商议红军改编问题。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受国民党当局邀请飞抵上海,准备转赴庐山谈判。当日,七七事变爆发。鉴于战端初开、局势不明,蒋介石在红军指挥权问题上,仍锱铢必较,毫不让步,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7月14日,周恩来一行抵达庐山得知此消息后,于次日致函蒋介石,表达了迅速改编奔赴抗日战场的迫切愿望,并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其中明确提出了关于改编红军的意见。

1937年7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国共合作对日作战问题。这是周恩来 (左)、博古(中)、林伯渠由庐山回到西安时的合影。

考虑到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军的猛烈攻势和国内军民迫切的抗战呼声,17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转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从大局出发,在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帅。”尔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蒋介石等人会谈,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快发动全国抗战,但双方在红军指挥权问题上仍然分歧严重。由于中共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略作让步,将“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改为“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各师参谋长均由南京派遣,可以由周恩来为政治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

对于上述蛮横要求,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7月20日,中共中央就此作出指示: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决定采取若蒋不让步就不再同他谈判的方针。谈判既已陷入僵局,中共代表“在庐山力争无效”,遂离开庐山抵达上海暂观时局变化,并致电中共中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编足1.5万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配备,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以应对日军的全面进攻。尽管改编谈判一直僵持不下,但红军加紧参战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松懈。对此,聂荣臻曾回忆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

最终达成红军改编协议的南京谈判

迫于日军不断增兵华北、华北形势急剧恶化的压力,国民党当局电催红军迅速改编,出征抗日。据此,中共中央于7月28日明确表示:“(一)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同时,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实行改编,“不管南京承认与否,实行在军委领导下之全权指挥”。

在日军的迅猛攻势下,至7月30日,北平、天津迅速失陷,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鉴于中日之战已避无可避,中国只能全面抗战、以战图存,国民政府遂于7月31日下达了红军3个师的番号,并同意按之前中共所提人数及编制进行改编。8月9日,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一起应邀飞抵南京;11日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的谈话会;12日起,与国民党代表再次进行谈判,谈判仍主要聚焦在红军的改编问题上。此时,日军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同时在华北、华中实施两路进攻。国民党军一部坚持华北抗战,主力则在华东迎击进攻上海之敌,以力保淞沪要地。战场形势吃紧,急需红军出师抗战以牵制日军,因而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也随之得到了改善。

8月18日,中共中央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10项条件的训令。为调遣红军北上抗日前线作战,蒋介石基本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红军改编原则等问题,并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拖延甚久的红军改编问题始获解决。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命令。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一五、第一二〇、第一二九师和一个后方留守处。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新的统一序列,将第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为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改称正副总司令。但人们仍习惯地称之为八路军。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耗时半年多的谈判磋商,尽管经历重重波折,但在全国抗战形势的有力推动下,最终破除重重障碍,达成了红军改编协议,实现了国共合作,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兴亡和民族大义为重,为促成国共合作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为挽救华北危局,八路军改编尚未就绪,就奉命迅速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由此揭开了华北敌后抗战的序幕。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原载《炎黄春秋》2022年第12期)

作者:朱姝璇